然而，恰恰是这种假设是我正在考查的著作家们拒斥的。他们为之辩护的独特主张是，仅仅意识到生活在对一个专断的统治者的善意的依赖之中本身就限制了我们的选择并从而限制了我们的自由。其后果就是使我们倾向于去做出或避免某种选择，并从而为我们的行动自由施加明确的限制，即使我们的统治者也许从来不干涉我们的行动或者甚至从来不发出干涉它们的最低程度的威胁信号。
　　
　　当然，这些著作家们集中讨论的限制形式是自我限制。他们设想，那些生活在依赖状态中的人会反思他们的困境，并总体地决定包含某种自我审查措施的行动方案。但是面对强制性威胁而行动的行动者的情况同样如此。他们也会审视他们的选择并在总体上选择一种不同于要是没有这些威胁他们就会加以追求的选择的行动方案。行动者对限制的感受在两种情形中以同样的方式被间接化。由此得出，如果我们打算承认自由能被强制所限制，我们就不能因为后一种限制涉及的只是自我限制，就否认它是对自由的限制。
　　
　　对这个论证的探索成了我已经挑选出的古典作家们首先要做的事。如果我们回到萨卢斯特，特别是回到塔西陀，我们会发现他们提供了对于陷入对专断性权力的屈从状态的心理影响的一种病理学分析。正是这种分析依次对起而挑战查理一世的统治并破天荒地建立英格兰共和国的民主绅士产生了也许是最具构成性的影响。直到现在为止。
　　
　　正如古典作家们强调的，你会以两种相互对照的方式受到你对于生活在对专断君主的好意的依赖状态中的意识的限制。在第一种情况下，你会发现有许多事情你不能自由地说与做。正如萨卢斯特和塔西陀都强调指出的，你首先要确定避免说或做任何也许会被你的统治者解释为仿效或谴责行为的事情。萨卢斯特在17世纪英国的共和主义作家们热衷于引用的《喀提林阴谋》的一个段落中解释了这种谨慎的必要。10用海沃德1608年翻译的词句来说，“专制君主常常更为妒忌好人，因此是坏蛋，因为另一个人的美德(正如他们认为的)就是对他们的可敬之处的减少，因此是危险的”。由此得到的教训就是，如果你是一个生活在这种君主统治下的有巨大才能或美德的人，那么你除了尽可能把那些品质藏匿起来就别无选择，否则你就会很轻而易举地发现，用萨维拉翻译的塔西陀对尼禄在位时期的描述来说，这种品质是“通往最确定的毁灭的康庄大道”。
　　
　　萨卢斯特和塔西陀更关心的是这种自我限制的长期心理影响。当整个民族被压抑着不能发挥它的最高才能和美德时，这些品质就会开始退化，而人民就会逐步陷人一种麻痹和懒惰的不幸状态。塔西陀在谈到日耳曼部落Tencteri和他们针对罗马的失败的起义时，得出了这个教训。用萨维拉翻译的词句来说，“如果关在笼子中，即使野兽也会忘掉它们习惯的勇猛和美德。”萨卢斯特在《喀提林阴谋》的另一个被17世纪的英国共和主义作家们引用的段落中已经做出了推论。如果我们要让“每个人尊重他自己的价值，并使他高昂着头颅”，我们就必须建立和维护一个“自由国家”，一种消灭所有的任意决定权或专断权力的政府形式。
　　
　　你将会发现你自己受到不负责任的权力的限制的另一种方式是你缺乏不说或不做某些事情的自由。当遇到一位专制君主并被要求提出忠告和劝导时，你会发现受到了限制，只能同意他所说的一切并赞成他已经想要贯彻的任何政策。塔西陀在他的《编年史》中描述提贝里乌斯统治下的政治阶级的行为时，戏剧化地刻画了这种窘境，格雷纳韦 1598年的译本绝妙地传达出了他的轻蔑语调:
　　
　　然而那时是如此污浊的一个时代，当时的偏媚奉承又是如此地卑鄙可耻，以致不仅是国内那些不得不以奴性来掩饰自己的显赫声名的首要人物，就是所有那些曾经担任过执政官的元老，大部分担任过行政长官的元老以及许多普通元老，都争先恐后地提出过分偏媚的、令人作呕的建议。人们传说每次在提贝里乌斯离开元老院的时候，他总是习惯于用希腊语说，“多么适于做奴才的人们啊!”看起来，甚至反对人民的自由的这个人，对于他的奴隶的这种摇尾乞怜、低三下四的奴才相都感到腻味了。
　　
　　 正如塔西陀表明的，元老院的议员们在强制或威胁之下别无选择。只是意识到他们的依赖性就已经足以使他们做他们感到被期望去做的任何事情。
　　
　　当然，即使在这种奴役状态中，你依然保有某种策略上的自由，至少就你没有受到直接的威胁或胁迫而言是这样。塔西陀在他对提贝里乌斯蜕变成暴政的叙述中，对那些拒绝承认他们的自由已经被完全破坏的人冷嘲热讽。如果果断的选择总是完全避免了暴君的注意力，一个人就还能活下来，正如塔西陀对统治末期的阿尔伦提乌斯的记录:
　　
　　(他说)我预见到一次更加苛刻的奴役，因此我是愿意同时摆脱过去和未来的。他用一种类似预言的口吻讲了这些话之后，就割断了自己的血管。
　　
　　另一个较少英雄气概的选择是尽可能少说话，正如塔西陀对高级祭司披索的记录: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祭司路奇乌斯•披索居然得到了善终，对于像这样有名望的人来说，这实在是一件罕见的事情。他从来没有自动地提出过任何阿谀奉承的建议，而在不可抗拒的压力面前，他仍然能保持自己的审填和有节制作用的影响。
　　
　　尽管如此，正如塔西陀生动地表明的，罗马的元老院阶层压倒性地持有这样的观点，一俟奥古斯都确立了他的绝对控制权，那么他们除了服从他所提出的任何要求，就别无选择了，而这是“执政官、元老和骑士都在争先恐后地想当奴才”的结果。
　　
　　正如前述，萨卢斯特和塔西陀主要感兴趣的是忍受一种如此焦虑和不确定的生活的长期心理后果。他们坚持的原则是，奴役不可避免地培植奴性。萨卢斯特在他的《喀提林阴谋》中借美米乌斯之口提出了这个论证，后者指责罗马庶民屈从于贵族的支配，他嘲笑他们的“奴性”，听任自己“被少数妄自尊大的人藐视”，并听任自己“被懒惰和懦弱败坏”。塔西陀在描述罗马人民在帝政时期的不断增长的奴性时同样地冷嘲热讽。在《历史》的第一卷的结尾处，他解释了奥托皇帝在尼禄死后宣布参战的演讲:“民众的欢呼很过分，但并非发自内心，这不过是讨好皇帝的一种公认的方式罢了。人们争先恐后地表示他们的热情和祝愿，就仿佛他们是向独裁官恺撒或皇帝奥古斯都欢呼喝彩一样。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出于对皇帝的畏惧或爱戴，而是他们生来就特别喜欢这种奴才习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