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一个准则是，善的还是恶的，首要的问题并不在于它“包含”了遵循道德律的动机还是遵循我们的自然性好的动机。问题毋宁是，这些不同类型的动机现在相互命令或服从。康德表明，这种命令或服从就是将善的准则与恶的准则相区别的基础——诚然，也是将善人与恶人相区别的基础。
因此一个善人和一个恶人之间的区别不可能就在于他们所采纳为其准则的两种动机之间的差异（不在于准则的内容），而毋宁依赖于服从（准则的形式），亦即，他将两种动机中的哪一种作为另一种的条件。从而，人（即使最好的人）是恶的，只因为在他把动机采纳为其准则时颠倒了这两种动机的道德次序。
假如我的首要动机是出于尊重道德律而行动，并且我将其他自然动机服从于这一道德动机时，那么我的准则就是善的准则。而且，服从并不意味着我必须否认、压制或抑止我的自然性好。我能意欲去做我所应该做的事情。但是，当且仅当我的首要动机是道德动机，我的准则是善的准则。然而，倘若我颠倒这一次序，而将首要性赋予自爱的动机或我的意欲幸福的动机，那么我的准则就是恶的准则。
对恶的准则——一种自由选择的准则，由此人们“将自爱及其性好的动机作为服从道德律的条件”——的这一特征界定，使我们能够接近根本恶的概念。与阿伦特不同，根本恶在康德那里并没有用来称谓一类特殊的恶的现象——即，打破从前的所有标准。根本恶意指人采纳恶的准则的先天倾向（Hang）。康德毫不犹豫地宣称，“人由本性就是恶的”。诚然，康德的措辞极为强硬。他把根本恶描述为“缠绕并且可谓植根于人性本身之中”。正是在植根于人性本身之中这一语源学的意义上，它是根本的。有一种“人性中根本的先天之恶”，尽管康德立即补充说，它“仍然是由我们自己招致的”。康德甚至还区分了三个层次的恶。其一归因于人性的脆弱。其二归因于不纯正；当行为者没能“仅仅把法则作为充分的动机纳入自身”时它就呈现。其三就是康德所谓的恶劣。康德将它描述如下：
人心的恶劣……或者宁可说，人心的败坏，是意志（will）对各种准则的这样一种倾向，即忽视出自道德法则的动机而赞成其他非道德的动机。这也可以叫做人心的颠倒……，因为它把自由意志（Willkür）的诸动机中间的道德次序弄颠倒了，而且即使如此也总还是可以有律法上善的（合法的）行动。但思维方式却毕竟由此而从其根本上被败坏了……人也就因此而被称作是恶的。
康德的许多同时代人严厉批评这一根本恶概念——一个似乎在其《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 》或《实践理性批判》里没有任何重要作用的概念。曾经如此奋力地强调道德自律的康德，通过对基督教正统派让步而退步了。席勒称康德在其中引入根本恶概念的那篇论文为“可耻的 ”；而歌德则写道：“康德曾要求用一生来纯化其哲学外衣上的许多不纯正和偏见。而现在他却出尔反尔地用可耻的根本恶来玷污它，以便可以吸引基督徒也来亲吻它的褶边。”
然而我们对康德就这种先天的趋恶倾向所说的东西考察得愈细致，它就变得愈令人困惑。我们可以认为一种倾向乃是就我们而言的一种先于行为的偏好或渴望，大概这样一种趋恶倾向不能作为这种意义上的自然倾向而被设想。“这种恶只有作为对自由意志（Willkür）的规定才是可能的，所以这种趋恶倾向必须存在于准则背离道德律的可能性的主观根据中。”这种趋恶倾向必须出自我们的自由之运用。趋恶倾向只能在能够自由选择的存在者中存在；它“必须出自自由”。简言之，纵然康德宣称根本恶是一种先天的或与生俱来的倾向，但它却是一种非常奇异的先天倾向，因为它是“由人自己招致的”。在一个曲折而极端隐晦的段落中，康德写道：
……趋恶倾向只能附着于意志的道德能力。但是不存在任何道德上的恶……除了我们自己的行为之外。与此相反，我们把倾向的概念理解为意志的一种主观规定根据，它先行于任何行为，所以自身还不是行为；因此，如果“行为”一词不能在两种不同的、但都可以与自由的概念相协调的意义上使用，那么，在一种纯粹的趋恶倾向的概念中，就会有一种自相矛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