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而，假如我们想要把握阿伦特的“根本恶”何所指，我们必须试图理解她所谓的“使人之为人是多余的”的含义。她与康德的分歧已经清楚，因为她并不认为根本恶与自私的恶习或康德所谓的“自爱”有任何关系。诚然，她提出了一个强有力的主张。根本恶无关乎人所能理解的种种罪恶动机。它不是把人作为达到一个目的之手段来对待从而否认他们的内在尊严。
仔细阅读《极权主义的起源》就会发现，有关“多余”的话题无所不在，并且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形式。阿伦特敏感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二十世纪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历次重大政治事件已经造成数百万人不仅无家可归、流亡异国他乡，而且被视为全然可有可无的和多余的。她呼吁人们关注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这一特征，因为那所谓的“自然和历史的普遍规律 ”正是由此而凌驾于一切个人愿望之上，以至于人类个体可以为这项事业或运动而牺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极权体制的操纵者们是最危险的，因为他们不仅将他们的牺牲品视为多余的，而且认为自己也仿佛自然和历史的规律一般凌驾于这些牺牲品之上。然而，多余性的最深层和最骇人的含义却是在作为极权体制之“实验室”的集中营和死亡营中暴露出来的。正是在这些实验室里进行着改变人类特性的最极端的试验。“想象力永不能完全包容集中营和灭绝营的恐怖，原因恰恰是它处在生死之外。”面对死亡营现象，对于常识、功利主义者的各种范畴或自由主义者的理性化的任何诉诸都崩溃了。在她对全面支配的“逻辑”的极富洞察力的重构中，阿伦特区分了三个步骤。“通向全面支配道路上的实质性的第一步是扼杀人身上的法律人格”。这在纳粹建立集中营之前就开始了。阿伦特提到了剥夺了犹太人（以及其他边缘化了的群体）的所有法律权利的那些法律限制。颁布这些法律限制的高度有效的方式被生动地记录在了著名的维克多?克兰姆珀勒（Victor Klemperer）的日记《我愿意作证》之中。阿伦特告诉我们，“独裁体制的目标是摧毁全体人口的公民权，他们最终变得恰如无国无家者一般，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被剥夺了法律的保护。剥夺人的权利、扼杀他的法律人格乃是完全支配他的先决条件。”在集中营里，甚至不虚饰任何公民权或人权——没有任何囚犯拥有任何权利。
配制行尸走肉的下一个决定性的步骤是扼杀人的道德人格。这主要是通过使殉道变得不可能来达到的，在这方面史无前例。监管集中营的党卫队丧心病狂地精于破坏任何形式的人类团结 。他们成功地使良心的抉择变得可疑和暧昧。“当一个人面临要么背叛从而谋害他的朋友， 要么将他无论如何都要对之负责的妻子儿女置之死地的两难选择时，当甚至自杀也将意味着使他自己的家人直接招致杀身之祸时，他该如何抉择？这不再是善与恶之间的两者择一，而是杀害与杀害之间的两者择一。谁能解救那位希腊母亲——纳粹允许她选择她的三个孩子中哪一个将被杀害——的道德两难？”
不过，全面支配的“逻辑”的第三个阶段使我们更切近地了解阿伦特所谓的“使人之为人变得多余的”的含义——了解根本恶的核心与恐怖。那就是改造人、毁灭人的个体性与自发性的任何痕迹——从而毁灭人的自由的任何痕迹的惊人尝试。
扼杀道德人格并绝灭法律人格之后，摧毁个体性几乎总是成功的……因为摧毁个体性就是摧毁自发性——人在其自身资源之外开创某种新的东西的能力，这种东西不能基于对环境与事件的反应来解释。
简言之，全面支配的“逻辑”中的最后步骤是摧毁那使人成为人的东西。这就是阿伦特所谓的产生性（natality），被她视为人类自由之精髓的创始启动（而非仅仅如牵线木偶般发生反应）的能力。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与她所涉及的全能的关联性。纳粹党首们的妄想是，他们是全能的，超越毁灭，以及屈辱的各种最极端形式，他们试图通过“改造人性本身 ”来对抗全能的上帝。这就是根本恶的最生动的形式，它与传统所理解的恶（vice）、罪（sin）或恶的动机没有太大关系。此外，这是一种能够以最陈腐的方式产生出来的恶。惊天动地的行为并不要求惊天动地的动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