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的激情和引诱每时每刻都在争取我们，为毁灭上帝的创造，在我们生命的土地上撒播死亡的种子，恶永远为终止生命，它与疾病的目的或作为是一致的。疾病反衬健康的可贵，疾病的恶只能导致死亡，战胜疾病，但我们又无法逃避死亡；但我们可以用爱战胜恶，使死亡脱离恶；用爱和善改变死亡的形式与情境，改变死亡的语言与意义，那原是神所暗示我们的。生命的王国是一个完整的乐园，但疾病的恶企图破坏它，并且毁灭生命的事业；而我们用医学的信仰与科学技艺抵挡这种恶行，神学制造“获救”与“复活”，医学解除肉身的痛苦，最后用一种后现代的“死亡”，使最终肉体的毁灭（这是不可避免的）成为“安乐”，这是一种真正的生命的王国的结构，是人的一种摆脱“恶”后的“归家”。 
保罗•利柯 将恶的象征分为忏悔型、神话型和思索型三种类型。人的忏悔被罪错的心理所驱动，为生命的最原始象征，是奴隶意志的外化，这种“最分化、最微妙、最内在”的负罪体验，还没有特定的语言中介；它形成的语言具有“无识别力、含糊多义、令人反感”的特点，淋漓地显现了人的最集中的肮脏心理并同时被内在的不断的反悔所折磨的生命过程。亚当的神话发育了基督教“恶”的隐喻，使《创世纪》从“恶”导引人的生命延异的流程。利柯通过罪的原始体验所暗示的神话已向去理解亚当神话的双重结构：一个人与一个行为。编写圣经的耶和华派，“是在有关不服从禁令而被逐出乐园的一对夫妇的非常原始的神话中，衍生出有一个祖先去代表不同种族集团的观念。” 亚当吃了禁果的行为使一个清白时代永远结束，人类满带着欲望，带着罪恶，不断被诱惑所征服，并在诱惑面前经常进行有限的让步，获得暂时的自由。生命顿时丰富起来，神人关系有了伦理内容，人的灵魂与肉体，从此被导向俄耳普斯式的净化和神哲学的大门。 
原罪是受难和惩罚的理由，基督教说服人为什么我们要在生命的过程中学会“禁止”，禁止使我们的生命有意义。医学中的“恶”，来自于疾病，最后以死亡相链接；我们经常遭遇“死亡”的威胁，它是最后的最彻底的“罪”的报应，“不应这样”、“不要这样做”等不应该的伦理都来自于这种威胁与报应的意识，象征就是思想，“不许”使我们不自由。 

“禁止的严重性、分量都来自‘否则，你就要死’。因此，禁止本身预期了受难的惩罚，并且，禁止的道德强制本身就带着情感的面具。禁忌无非是：由于禁止而从情感上对惩罚的预期和防范。因此，禁止的力量——就它提早产生害怕而言——是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力量。” 

医学针对罪与解救这一组疾病象征的理解，疾病所导致的痛苦、煎熬、折磨、生活秩序的破坏，都渴望通过治疗中止；“上帝啊，赦免我的罪吧！”有病的基督徒哭喊着，带着原罪和后罪的悔改之心，祈求被放逐后的另一种赦罪，即治疗疾病；“血是生命” ，用血通过灵魂，即在“祭牲生命”的赎罪仪式中，“病人”带着悔悟的内心认为代表他的祭牲的死亡可替代他的死。医学就是这个“祭牲”的仪式，它带有全部的“救赎”的特征。医学就应是神学。医学把避免或逃离死亡作为目的，如果非要死，无奈地把死亡化为一种安乐，这是是哲学价值论的成就。神学曾经十分犹疑，因为这毕竟是结束一个人的生命。是恶还是善，基督徒大多数一时难以判断。当生命体已经失去了基本的质量，甚至已经进入无法称为“活着”这一阶段时，尽管我们向往生命久长，但如果我们一直处于极端又无法解除的痛苦中时，我们是否可以求助于医生为我们施行“安乐死”呢？是否把死亡的恶由此变为死亡的善。如果我们果真不能保持真有和上帝赐予的福乐的肉身之躯，而又不能即刻结束生命是否可以借用技术使生命提早进入死亡，假如我们的医生用一种简洁、节约、快速、舒适或充满快感的方式催促我们死亡，这能否说是远离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