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反古逻辑的理论困境之三：传统如何可能阻碍我们？ 

反古逻辑把经济、政治和文化当作三个领域，实际上已经把三者当作了外在对象。因此，这个意义的传统文化也就是一个对象。问题是：

对象化了的传统如何可能阻碍我们的前进？

作为对象的传统一定不可能象主体（人）一样地能自行活动，能自行作用。如果传统指某些古人，那么，如何可能说孔孟程朱阻碍了我们前进？孔孟程朱作为人早已仙去，他们根本不能影响我们了，是故，批判他们有什么道理呢？孔孟程朱能够作用于我们、影响我们的，只能是他们的著作或者理论，即儒学。虽然传统文化不仅仅是儒学，但儒学是其主要，故下文只需讨论儒学对我们的影响。（讨论传统的其他部分对我们的影响的逻辑也是一样的。）

儒学能否自行影响人？不能！只有人读它，儒学才可能而不是必然影响人。如果人不读它，则它就是死物。我们当然承认儒学有自身的含义，但这个含义未经阅读，则无法呈现。只有在阅读中，死物才能成为活物。（也就是只有在活动中，某物才能在活动中呈现。）是读者使儒学（或者任一理论）成为活物，而不是儒学自己自行成为活物；是读者这个主体使儒学对读者发生作用，而不是儒学这个对象（客体）自己自行对读者主体发生作用。[31]对于读者来说，儒学（这个对象或者文本）如何发生作用呢？只有通过读者的理解、判断和选择才能发生作用。同一儒学或者文本对不同读者发生作用与否，发生什么样的作用，完全在于读者的理解、分析、裁判和选择（如上面的例子）。如果说文本有它自身的含义，并在阅读中呈现出来，那么大体可以说，任何一种理论都不会教人贪赃枉法，胡作非为。难道反古者可以说今天的贪官污吏是马列主义教导出来的？儒学讲了许多道理，这些道理对不对，每个读者都有自己的判断。如果说儒学中有什么不良的东西，读者拒绝它不就行了吗？读者是自由的。儒学（或者任一理论）有什么思想是一回事，它能对读者产生什么样的作用是另一回事。如果说读者无法改变儒学或者任一理论本身的思想或者含义，那么，读者却一定有权利、有责任，更重要的是有自由理解、分析、裁判和选择它的思想，有自由决定其思想对自己产不产生作用，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如果不这样，这是读者的自我放弃，而不是儒学（或者任一理论）的责任。孔子说“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32]这不是已经告诉了我们如何慎重对待儒学（或者任一理论）吗？打倒孔家店，反对传统，污蔑历史，有什么道理呢？

所以，如果儒学是对象，批判这个对象在逻辑上就是不成立的。

但是，经过阅读，儒学的某些思想被人认同、接受，成为行动的思想资源，[33]发用为生活，它就不再是对象，因此，我们的讨论就转入下一步。反古者之所以反儒学，就是因为儒学影响了人的思想从而影响了人的生活。那么，如何对待不再是对象而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生活的儒学呢？可以肯定的是，当发现我们的思想和生活出现问题的时候，批判是必要的。但问题是：批判指向谁呢？或者说：谁是我们的批判对象？是儒学还是我们自身的思想？（当进行批判时，儒学和思想都被推出批判者自身而成为对象，即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的对象。）答曰：自我批判——接受批判的应该是我们自己的思想，也就是我们所理解的并用以指导生活的儒学，也就是我们自身的内心世界。如果说儒学的某些东西错了，从而错误地影响了我们（的思想），那么，即使批判了儒学这个对象，仍然不能解决我们自身的业已存在的思想问题。即使批判了儒学这个对象，我们仍然必须返回自身，反求诸己，进行自我批判，才能解决思想问题，从而解决生活问题。[34]这种自我批判在根本上不是知识论角度的理论批判，而是生活批判，也就是需要落实到生活的行动，起到改善生活的作用。所谓的对儒学的批判，也是为了改善生活。这正是儒学所说的“反求诸己”，“克己复礼”。

当我们（或者反古者）进行批判时，不管裁判优劣的标准是什么，我们作为批判者肯定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比被批判对象更优秀的东西。如果我们直截了当地追问、反思、批判当下的生活和我们的思想，以优秀的东西来克服落后的东西，改过迁善，我们遭遇的思想问题和生活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去寻找一个儒学（理论）作为批判对象，把造成思想问题和生活问题的责任推卸给被对象化了的儒学呢？这难道不是怨天尤人，难道不是归咎历史，逃避责任！[35]

如果某些批判者认为儒学还错误地影响了其他人，因此试图通过批判儒学来达到改善他人的目的（许多反古者似乎就有这样的“良好动机”），但这样做仍然没有根据。即使他人受了儒学的错误影响，根本的责任也在于他未能择善而从。批判者要改善他人，只有批判者自己进行了有效的自我批判，对他人的批判或者规劝才是有效的。而批判者改善他人的办法通常就是指出他人的错误，劝他改过——这就是“循循然善诱人”。如果那人不改过，归根到底是他的责任，而不是儒学（或者任何一种理论）的责任。所以，不能把儒学当作牺牲品来代他人受罪。

反古者还认为，儒学被历代统治者利用，成为统治者的帮凶，从而阻碍了中国的改革和前进。读者，你如何体察反古者的这条理由究竟在说什么？答曰：第一，是反古者自暴其愚蠢。第二，是反古者自暴其粗暴。第三，是反古者自暴其怯懦。第四，反古者恰恰在证明儒学的天然合法性。让我们一起来解开其中的隐秘吧。这里的讨论前提仅仅是承认反古者攻击儒学的理由：儒学被利用。

利用，总是谁利用谁。是故，当说“利用”时，“利用”这一概念已经蕴含了主体和工具这一组概念。所以，由利用构成的主体和工具之间的关系是：主体利用工具，而不是：工具利用主体。谁是利用儒学的主体呢？统治者。如果说儒学成了工具，是统治者使它成了工具，而不是儒学自行成了工具。儒学不能自行害人，不能自行成为工具，就象刀不能自行杀人一样。统治者利用儒学害人即“以理杀人”，是统治者利用儒学，而不是儒学利用统治者。那么，是应该批判儒学呢还是应该批判统治者？是应该批判杀人犯呢还是应该批判刀？是应该批判主体呢还是应该批判工具？道理不是极为简单吗？[36]——反古者没有弄清楚“儒学被利用”的秘密，这暴露出反古者的愚蠢。愚蠢者无知且不自知其无知，故而无畏，反古者在没有弄清问题的真相的情况下，在虚假前提之上建构了一套反古逻辑，并据此虚假逻辑对传统、对儒学大加杀伐，蛮不讲理，完全是学术暴力、学术专制，乃至学术独裁，完全缺乏基本的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因此，反古者没有弄清问题的真相却立马暴露了自己的真相——粗暴。

至于帮凶，则是那些与统治者勾结，利用儒学帮助统治者维护其特殊利益的儒生（学者）。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一种天理昭昭的理论都可能被利用，[37]并因被利用而产生压迫者及其帮凶。[38]与统治者勾结，参与压迫的学者，其实不能说是帮凶，而已经是压迫者了。[39]所以，一定不应把现实政治或者社会生活的过错归咎于某种理论。[40]要追究责任，只能追究利用该理论的使用主体。

既然统治者是利用儒学的主体，因此要追究责任，只能追究统治者的责任。可是，反古者的粗暴在这时立马转换成了怯懦。他们不敢勇于批判统治者，却勇敢地把儒学当作靶子，把剧本从“荆苛刺秦王”篡改为“荆苛刺孔子”。这篡改不仅仅是一场丑剧，更是一场悲剧——儒学被反古者连根拔起，中国文化被反古者折腾得花果飘零。

事情还没有完，应该让人怀疑的是：统治者为什么要利用儒学？统治者之所以利用儒学，恰恰说明他们认识到了儒学的天然合法性。而儒学的天然合法性恰恰呈现在被解读被利用中——不管被何种主体解读和利用。不管统治者内用黄老也好，内用法家也罢，对于作为理论的儒学，只要统治者在内用的黄老或者法家等等的外面披上儒学这张“皮”，也即“外示儒术”，这就一定是在证明而不是否定儒学的天然合法性。很显然，统治者在利用某种理论时，总是希望人民接受这种理论。统治者选择了儒学，既说明了统治者对这种理论的公开接受，还同时说明了统治者对履践这种理论所呼唤的生活样态作出了承诺。而人民则只有接受儒学所呼唤的预期的生活样态，他们才可能接受儒学这种理论。因此，儒学这种理论所呼唤的生活样态，乃是人民之期待；因此，儒学具有天然的合法性。这天然，正是人民的期待。一旦双方都接受了儒学，儒学就成为统治者和人民的公共思想资源，并由之建构起统治者和人民之间的对话平台。因此，儒学的捍卫者完全没有必要去洗刷儒学被利用的“污名”，这“污名”恰恰证明了儒学具有其他理论无与伦比的合法性，从而为统治者和人民所共同接受。谁会去利用那些浮浅的，不能为人民所接受的理论呢？至于统治者背离正德利用厚生之儒学，那是它的错，何损于儒学？[41]

不讲道理的，不合逻辑的，未必就是没有效力的。讲道理的，合逻辑的，未必就是实际有效的。至今为止的历史变迁和理论建构都没有给出正义必胜的必然性。尽管反古逻辑以及反古思潮如此荒谬，却挟持着以坚船利炮为后盾的西方文化的“先进性”，粗暴无情的攻击传统，诋毁儒学，污蔑祖先，几乎摧毁了中国人对自己的历史－传统－文化的亲情和归依，导致中华文化花果飘零，使呈现在生活中，以生活来持守的文化根脉日渐式微，不绝如缕，几乎彻底摧毁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导致中华民族在精神上游荡无根，严重瓦解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在事实上阻碍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就是说：反古－西化在事实上不但无助于民族复兴，反而造成了瓦解中华民族的严重灾难，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可谓南辕北辙，用心良苦，适得其反。在建构日新盛德、自信自强、刚健不息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凝聚中华民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长路中，反古者只是造反者而不是革命者，只是破坏者而不是建设者。[42]

反古者，挺起你的民族自信！

反古者，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