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处于思想文化转型时期的作家,一个过渡时代的知识分子,鲁迅的精神世界自然是复杂的,既有传统文化的深刻积淀,又有外来思想文化的冲击,但是,我们应该看到,鲁迅是一面主张“拿来主义”和坚决批判传统。一面又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信奉,这不仅体现在他的伦理观念和道德选择上,体现在他世界观的方方面面,也在他的精神至上观的思想模式中体现出来。因而我们就不应回避和搁置鲁迅的精神至上观与传统文化的深层联系。

中国没有形成特别规范的宗教形式与中国人更关怀哲学有关,中国哲学没有西方式的能够形成二元对立结构的终极关怀,又与中国人的哲学指向是建立在宇宙一元论背景之上的心学模式相连。心学,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走向。本来道家创始人老子的学说是经世的,可到了庄子时代则变为心性之学,儒家的创始人孔子的学说更不用说是经世之学,可到了孟子时代,也走上了心学轨道;儒家文化被确立为正统之学以后,曾一度发生危机,因而唐代的有识之士掀起了儒学复兴运动,而这一运动于北宋和明代完成时所重建的新儒学,吸收了道家和佛家的一些思想,还是成为一种更为完善的心性之学。这说明,儒家思想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它的心学模式,心学模式在中国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土壤,它在中国深入人心,而且具有极强的生命力。要认识中国的心学传统,要发现这种心学传统与鲁迅的思想模式之间的深刻联系,我们就不得不回视一下中国思想史的一些事实。儒家思想虽不能代表所有的中国传统思想,但它却是中国思想的主流与核心,心学思想也以儒家的心性之学最为发达和最有代表性,这也算是我们在儒家思想中寻找现代思想的历史文化依据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论语》中,“心”字只有六见,其中直接出自孔子之口的只三见,而且这三见也不能说都具有概念性,但论及儒家的心性之学,又必须从孔子学说谈起。我虽并不反对认为儒家的心性之学是由孟子开的先河,但我们不可忽视的是孟子的全部学说都是建立在孔子思想基础上的,孟子的心学也是对孔子人格学说的深入理解和阐释,孔子尽管不能被认为是儒家心学的奠基者,但孟子以后的心学思想却与孔子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大家知道孔子有一个最为得意的学生,叫颜回,他既没有作过官,也没有发过财,可说中国世俗所肯定的功名利禄等人生价值,都与他无缘;他有为官之才,但却没有赶上子贡、子路在政治上的成就;居于陋巷,生活苦不堪言,有道是“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他生前不能尽孝于父母,死后还要由父亲来为他举行葬礼。可以说他是一个在现实中的失败者,如果用经世的价值标准来衡量,他是一无是处的。然而,孔子在世时就对他大加赞赏,说他死后再也没有那样的好学者。据《史记·弟子列传》载,颜回在汉时被列为七十七贤人之首。后来的唐太宗尊他为“先师”,唐玄宗赠其“兖公”,宋真宗加封“兖国公”,元文宗奉为“兖国复圣公”,明嘉靖九年(1530年)改称“复圣颜子”。为什么他在经世方面无功无绩,却能得到孔子那样高度评价,能在中国历史上有如此显赫的辉煌呢?孔子的解释是“其心三月不违仁” 。在孔子看来,人格是最为重要的,是经世之本,而人格的成就又取决于“其心”。这种强调人心和人格的思想,实际上已经具有了后来儒家心学的基本观念。

孔子曾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又说:“欲仁而得仁” 。总起来说,这里强调两点,一方面,既然是我想为仁,仁就会来,那么就说明仁本身就是人的主体心性的一种潜能,因而人人都具有仁心;另一方面,仁,来自于人的主观欲求,仁是心的召唤的结果。心的欲求是得仁的根本和关键。但同时,孔子又承认自己也未能实现圣和仁,所谓“若圣于仁,则吾岂敢?” 这里也强调两点:一是天下没有什么人已经完全体现了仁的价值,仁是一个理想的人格境界;二是仁要通过艰苦的磨练才能达到,提出了践仁的必要性。孔子思想是以仁为核心的,孔子也虽未明白地将仁称为心,但从孔子的言论中可知心是践仁的主宰,仁要在心上得到解释和落实,所以盂子在阐发孔子的仁时便说:“仁,人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