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思想家的鲁迅,他也曾鼓吹过科学,然而他对科学的价值认同并不明显表现在科学为人们提供的生存意义,相反却突出地表现为科学对人的精神的启蒙和灵魂的救赎。他早在《〈月界旅行〉辨言》中就曾指出,科学的意义在于“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导中国人群以进行”④。他从科学事业转向文艺是为了国民精神的救赎,他提倡科学的目的也没有背离这一基本动机,他所倾心张扬的是能够对人的世界观,对人的精神结构发生影响的科学精神。鲁迅批判西方中世纪的教会束缚,是因为它压制了“思想自由”⑤;鲁迅将“奉科学为圭臬之辈”的主张视为“恶声”,原因也是他们对人所需要的精神价值的漠视。⑥

作为革命家的鲁迅,他并没有把用现实的革命或政治手段清除社会黑暗和腐败,以及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作为头等重要的使命,至多不过是以笔做投枪揭露社会黑暗和罪恶,而他自始至终的注意中心却是国民性的研究和解剖,是启发民智,使国民树立起“人”的自觉,如他所感叹的“中国人从来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⑦,和他所主张的“人类向各民族要求的是‘人’”⑧。鲁迅之所以一生都着力于思想启蒙,来自于他认为人和“人为”对历史的构成和发展的主宰作用,而人格和人的行为又是由人的思想意识或人的精神直接决定的这样一种思想观念。

概而言之,从存在角度说,这种精神至上主义,在鲁迅的思维结构中是否是一种自觉,或者是在多大程度上的自觉,虽十分复杂、一言难尽,但无可辩驳的是鲁迅的思维所触及的许多方面都体现出精神至上的思想倾向,同时精神至上主义在鲁迅一生的精神活动中,构成了某种反复和不断出现的现象,这说明精神至上主义已经成为鲁迅的分析范式。

从本质上说,我们想特别强调的是鲁迅的精神至上主义的逻辑起点不是个人主义和唯我主义,而是建立在与他人和民众的和谐关系的基础之上的。

林毓生先生曾认为,甲午战争以来的中国第一代和第二代知识分子所具有的是“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思想模式,鲁迅当然在他的视野之中。“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命题,即认为“思想是政治和社会的基础”⑨,历史进步与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变革和重建取决于人的思想道德的变革,这种对思想变革优先性的深信不移,就包含着我们所说的精神至上主义的含义。⑩与我们所不同的是,林氏的目的是要寻找鲁迅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根源”,我们试图客观地再现鲁迅本来的精神世界,以及传统与鲁迅的思想意识所构成的关联。


我们提醒人们不要忽视鲁迅的思维方式上的这一特点,其目的并不仅仅在于展示这一特点本身,一个更为有意义的问题是这一特点的历史文化根源。

学界有一种并不少见的看法,认为鲁迅的文化批判之所以那么深刻和具有超越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掌握了属于西方20世纪这样一个新的思想时代的理论武器,认为鲁迅的精神至上主义,也是来自于西方唯意志论等思想影响的结果。这样去说明鲁迅的深刻、超前和现代当然是十分简便的,但简便的证明也常常是草率的。的确,鲁迅在思想文化上曾不同程度地接触过达尔文的进化论观念,海克尔的哲学,斯宾塞的文化人类学,叔本华、尼采和克尔恺郭尔的唯意志论思想等,但仅仅根据这些就能够把西方思想视为鲁迅具有新姿态的思想的文化根源,就能够把鲁迅思想结构中的精神至上主义说成是西方唯意志论等思想影响的结果吗?根据显然是不充分的。

我想我们首先应该注意到这样几个事实:一是精神至上主义作为鲁迅的一种思想模式,它将需要长期的环境、心理、知识的积累和思想的训练才能形成。任何一种思想在本质上的把握都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鲁迅的时代从思想史上说还是西方思想刚刚进入中国的时代,可以说鲁迅还没能拥有这些条件,即便是今天的我们也还不能说是完全认识了西方思想的真谛。不必说鲁迅的时代还不是从本质上理解西方思想的时代,而且鲁迅接触西方思想的机会是极为有限的。二是西方思想文化虽然是复杂的多样的,但西方文化的核心本质不是强调思想的思想,而是强调制度和物质的思想;不是把精神文化放在首位,而是把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放在首位的文化,即我们常说的“唯物论”、“经济决定论”和“政治决定论”等,这与鲁迅的精神至上主义观念正好相反。三是我们能够看到西方的进化论与鲁迅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尼采的超人哲学与鲁迅的“立人”观念之间的关联,但鲁迅思想的核心一个是同情弱者,一个是救世济民精神,这与达尔文主义的强者哲学,与西方唯意志论的极端唯我主义是有本质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