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儒家传统;思想模式;精神至上观
[分类号]Ｉ210 3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1-6201(1999)02-0077-06
尽管有不同意见,但我还是认为中国整个20世纪的文化选择,就总体而言,都表现出对西方各种势力的侵入与挑战的回应,这种回应是建立在民族立场上的,其动机和目标是振兴中国,这个目标是本世纪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的共同追求,如果将实现这一目标看作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的逻辑起点在哪里?不同历史时期的知识精英们的思考虽因时代而异,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观点是,从转变国人的思想意识入手,即国人的思想意识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和关键,我们姑且将这一主张称为“精神至上观”或“精神至上主义”。
我们知道,鲁迅能够成为作家,来自于他的人生中的一次重要抉择。那就是他在1906年的弃医从文。鲁迅为什么突然弃医从文?人们常常把《(呐喊)自序》中鲁迅的一段自述作为依据。用鲁迅自己的话说,从那一次以后就放弃了学医的理想,到了东京搞文艺运动去了。然而,当我们仔细考察鲁迅“从医”,还是“从文”的理由时,就会发现问题并不那么简单。
鲁迅的从医选择是相当实际而有意义的,照他自己的说法是,一面可以救治“被误的病人”,可以在战时做军医;一面可以促进“国人对维新的信仰”。根据上面的解释,鲁迅对这样一种选择的放弃理由并不充分,因为一方面在战争时期,第三国的人为交战双方的一方做间谍的事是常有的,另一方面这现象对于中国人来说又没有普遍意义,并不能说明什么深刻的问题。鲁迅却因此得到三点认识:一是国民的精神如果“愚弱”,体格再健壮也毫无意义;二是国民救助的唯一途径是“改变他们的精神”;三是“善于改变精神的”“要推文艺”。很显然,鲁迅的这三点认识有一个共同的关怀,就是人的精神的重要性,而这种对人的精神的特别强调,与他所看到的那些极度悲愤和痛苦的“画面”似乎并无直接的明显的联系,这说明强调人的精神已经先在于鲁迅的思想结构之中了。
1907年以后,鲁迅连续发表的《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和《破恶声论》等文章,集中反映了他早期的思想成果,尤其是《文化偏至论》中所表达的思想更具有代表性。在这里,鲁迅的思考是,要振兴民族大业,重建民族文化的辉煌,就“当稽求既往,相度方来,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①很显然,鲁迅在将物质与灵明、个人与众数对立起来之后,赞成和主张的是“张灵明”和“任个人”。
与物质相对的“灵明”,同传统儒家心性之学中的“心”的含义十分接近,如王阳明在《大学问》中就把心界定为“身之灵明主宰之谓也。”鲁迅所说的灵明,实际是指良知,即人的道德理性,也就是说,救世的法宝不是物质,而是人的良知和理性,民族的希望在于人们的精神世界的转变。
鲁迅在这里说的“个人”和“众数”,其含义是特定的。他提出“任个性而排众数”的口号,是基于对“众治”的怀疑和对思想自由的特殊关心。他认为有了更多的国民能够用自己的头脑去独立地思考历史、面对现实,民族国家才有望振兴。中华民族的出路“首在立人,人立之后而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②鲁迅的“个人”是指一种独立人格,而这种独立人格又是在个性精神的支撑下实现的,所以他才把民族振兴和民族文化重建的基本途径最终归结为“尊个性而张精神”上来。
在鲁迅看来,个人化的思想是历史进化和社会解放的动力之源,他所强调的人的精神,不仅是一种民族解放和文化重建的历史需要,而且常常在他的历史文化评判中不声不响地成为某种价值标准。他所提倡的是与肯定个性精神和思想意识的重要地位合拍的文化价值,他所反对的一般也是否定和压制精神至上的历史观念和文化现象。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一生的思想和作为虽也不断地变化,但始终没有放弃思想启蒙这个追求。
鲁迅走上文艺的道路是出于他看准了文艺最善于改变人的精神。作为文艺家的鲁迅,也正是自觉于这样一种价值原则去选择文化和接受文化的选择。与他早期对“众治”的怀疑和否定相关联的是,他后来仍然对政治不以为然,甚至对政治进行历史哲学的批判。譬如,在政治不断显示出它对历史和现实的推动和控制力量的中国20年代后期,他却明确指出他所推崇和从事的文艺与政治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对立。他认为文艺与“政治不断地冲突”,“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进步起来。”而政治家“厌恶”文学家的根本目的是“想不准大家思想”③。鲁迅对政治的批判正是出于政治对个性精神和思想的先觉性的扼杀,也就是说,鲁迅批判政治和张扬文艺并非是他真正的和最终的目的。他所急于实现的历史功能是人的精神的改变,即人的精神的独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