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暂且假定，一个完全自由化了的世界经济，以其完全不受限制的(包括劳动力在内的)生产因素的流动，终将有一天实现全球的生产所在地的效益平衡和劳动分工对称的目标。即使在这一前提下，为完成这样的一个过渡时期，在民族的和世界的范围内，不仅要付出社会不平等的急剧扩大和社会分裂的代价，而且也要付出道德堕落和文化瓦解的代价。从时间的角度考虑，将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要延续多长时间「泪谷之水」才能淌平呢？到那时为止将付出多大的牺牲代价呢？将有多少落於边缘化的不幸命运中的人躺倒在它的路边呢？将有多少不可再生的文明成就沦陷於这场「创造性的摧毁」的洗劫呢？6
为了避免这样的浩劫，哈贝马斯设想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疆界，在全球范围内从政治上着手解决问题的构想，即在社会福利、劳动市场和税收政策诸方面进行平衡协调，实施能产生再分配效果的调节，以致为实现社会正义能做出纠正市场的决定。他根据欧盟目前的发展情况，主张分两步实现他的构想：(1)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进一步推进欧盟的一体化，建立欧洲联邦，(2)以此为出发点，加强国际间的交流合作，以一种政权网路的形式建立「没有世界政府的世界内政」。他展望「世界公民」的前景，把欧洲联邦视为一个跨民族的政权网路发展的出发地，希望能在一个经过改革了的世界组织的框架内，首先缔结成一个较为松散地联系在一起的跨民族的政权的网路，从而能在这样的一种方式上使用这个网路，以致有可能转而发展成为一种没有世界政府的世界内政。「这样的一种政治必须以寻求和谐而不是以强迫一致为指导方针。它的长远的目标是逐步克服世界社会中的社会的分裂和分层，同时又不妨碍各自的文化特性。它能在没有世界政府的情况下，在一定程度上为推进世界内政做出贡献。」7
在孔汉斯为芝加哥世界宗教议会起草的《全球伦理宣言》中，也谈到为建立公正的经济体制需要各国的参与和国际组织的权威：
要改善这个星球上亿万人民，尤其是妇女和儿童赤贫的苦境，就必须更为公正地建构世界经济。个人的善行和单个的援助计划虽然不可缺少，但却是很不够的。建立公正的经济体制需要所有国家的参与和国际组织的权威。8
人们也许会认为哈贝马斯和孔汉斯太理想主义了。在今天，大部分政治活动家的眼光仍然停留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他们考虑首先是如何面对全球化的态势采取更有利於自己的民族国家的应对措施的问题。较为虚弱的经济面对全球化的冲击，不得不通过降低工资来弥补竞争中的弱势地位，而那些较强的经济则担忧廉价劳动力产品的倾销。有的人担忧失去劳动生产花费少的优势，有的人则担忧在经济拉平的过程中生活水准下降。然而，所有这些在民族国家范围内生效的措施，至多只能提高民族国家在全球竞争中的地位，而不能解决全球化时代的各种重大问题。这包括经济发展的中心化和边缘化的加剧，国与国之间，居民与居民之间贫富分化的扩大，以及全球的生态危机、难民潮和战争的危险。
如果说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建立一种合理的政治和经济的体制，既发挥自由竞争的经济效用又不忽视分配的公正是可能的话，那麽为什麽在全球的范围内建立这样的政治和经济的体制就不可能呢？关键还在於人们的伦理态度。处於选民地位的地球村的居民常常忘记了或不愿意考虑处於弃民地位的地球村的居民的处境。实际上新教的选民的伦理精神不是只顾为自己增添财富和享福，而是勤奋工作，合理安排生产劳动，为荣耀上帝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自认为是上帝的宠儿本身就是一种责任：一个人如有剩馀的财富，不应在奢侈生活耗费钱财，而是应一部份用於赠送，一部份用於新的投资，不断扩大再生产。处於弃民地位的国家和人民要靠这种伦理精神首先想到通过自己的努力克服贫困，处於选民地位的国家和人民也要以这种伦理精神真心诚意帮助别人，因为实现全球的普遍繁荣是全人类的共同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