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民与弃民的分野不仅发生在富国与穷国之间，而且也发生在一国内部。美国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但是在那里贫富差距悬殊。在七十年代美国最富的1的人控制了美国私有财产的18，而到了九十年代末已控制了40。2从1979年至1994年美国儿童贫困的人数从350万人上升到610万人。今天在美国每四个六岁以下的儿童中就有一个生活在贫困中。3美国为青少年提供的教育机会也是不均等的。富人的孩子能进私立学校，那里教学水平高，将来有机会进一流的大学；穷人的孩子一般只能就读於公立学校，那里通常教学质量低，纪律差，因而高中毕业後很少能考上好的大学，将来的就业前景也就渺茫。这样，大部份穷人的後代将继续贫穷，富人的後代将继续富裕。贫富的命运似乎在出生的一天起就已经预定了。
即使在分配均衡和社会福利受到普遍重视的欧盟国家，选民与弃民的分野也随处可见。在德国、瑞士、奥地利等国居住过一段时间的人都容易发现，那里干低等的体力劳动的人往往是外来的劳工，建 工、修路工、清洁工往往是南斯拉夫人、义大利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等，说日尔曼语的人似乎高人一等，从事高等的职业。
在中国也有这种情况。内地农村的青年人到沿海城市去打工，干低工资的体力活。上海本地的居民称外来的人为「乡下人」，自视高於外地人一等。具有城市户口的人在就业、医疗保险、子女上学、退休养老等方面较能得到政府的保障，而外来人口常常被忽视。
全球化时代经济体制的分类
过去人们常把经济体制划分为两种类型：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自1989年苏联和东欧解体後，中央指令式的计划经济已经基本退出历史舞台，世界上现在通行的其实都是市场经济。然而市场经济有着不同的形态。在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目前存在着叁种典型的市场经济的形态：
(1)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形态。
(2)以瑞典为代表的福利国家的市场经济形态。
(3)以德国为代表的社会的市场经济形态。
美国的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发展过程，从19世纪的老自由主义发展到20世纪後半叶再度热门起来的新自由主义。在本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弗里特曼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走红起来。弗里特曼不仅为当时的美国总统雷根，而且也为前英国首相柴契尔夫人作顾问。他认为，国家的干预必然导致国家权力的膨胀(大政府)，这样，或迟或早要导致国家的失灵，这正如在一切国有经济中一再表现出来的低效率一样。国家对经济节奏的调控政策，由於资讯和调控手段的缺陷(常常放马後炮和作用不大)，往往不是有助於经济运行的稳定，而是造成不稳定。由此可见，国家尽可能给予私有业主不受限制的活动空间，让他们自由地竞争，是促进经济的最有效的办法。国家的职能是保卫祖国和维持秩序，保障公民的权利，使经济的发展不受干扰。这样，市场自发的治愈力，从长期来看，将导致经济的平衡，并通过经济的快速增长来提高各阶层人民的生活水平。
新自由主义的改革经济的措施有以下四个要点：(1)低税收率；(2)低国家成分比例；(3)尽可能以自由市场的机制取代国家对经济的调节；(4)稳定和有节制的货币数量的增长。据弗里特曼自己的评价，雷根政府实际上只认真贯彻了第四个措施，即中央银行在稳定和有节制地发放货币和根据市场的经济指标确定主导利率方面下了功夫，而鄙弃了削减政府开支的苦药。老布希政府面对财政赤字猛增、政府债务压力沈重，经济疲软的困境，开始注意认真削减政府开支，精简政府机构，降低国家债务。这些经济改革措施到了克林顿当政时出现成效，他虽是民主党人，在总的经济纲领方面仍然沿续新自由主义的路线。在克林顿当政的八年中，美国实现了在低通胀率和低失业率条件下的经济高速增长。到了小布希当政时，美国的经济又进入一个衰退的周期，他企图以大幅度减税来刺激经济增长。
瑞典是福利国家的典型。在瑞典，政府为其公民的福利做了大量的事情，乃至流行这样的名言：政府承担其公民「从摇篮到墓葬」的全部费用。然而这样的高福利是要靠全体公民的积极工作来维持的。当出现类似於中国在改革开放前的那种人浮於事和吃大锅饭的情况时，即使像瑞典那样的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国家也会酿成经济危机。在1994年瑞典的国民生产总值下降5，失业率上升到12，而且有钜额的财政赤字和国债。此後，瑞典进行了一定的经济改革，但福利国家的基本模式仍然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