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加尔文的这种预定论，一个信徒是否是上帝的选民的身份是无法确切地知道的，因为这是上帝的事情，个人无法把握他是否进入无国的命运。加尔文主张：我们应当满足於知道一切都是由上帝决定的，应当坚贞不渝地信任基督，因为他是真正的信念的化身。加尔文在原则上摒弃了这样一种假设，即人们可以按照一个人的举止行为判断他是上帝的宠儿还是上帝的罪人，因为自以为能够洞察上帝秘密的人是极不审慎的。然而对於加尔文宗的许多信徒来说，出於一种并不合乎逻辑，但属於心理上的引诱力，他们想在这个世界上找出他们是否属於上帝的选民的徵兆，他们最终在世俗的成就中，特别是在经济的成就中，找到上帝选择的证据。许多加尔文派的教士也乐於作这样的告诫：自认为是上帝的宠儿本身就是一种责任，对这一点的任何怀疑都应被视为魔鬼的诱惑，都在摒弃之列，因为缺乏自信是缺乏信仰的产物，也就是恩泽功效不足的产物。
因此，加尔文的预定论从表面上看似乎不利於激发人的道德责任心，但在实际上引向一种关注现世，重视个人的努力的责任感。尽管是否作为上帝的选民是预定的，但是人仍然应该为荣耀上帝而努力。在加尔文派最通行的教理问答《韦斯敏德小问答》中第一个问答就谈「荣耀上帝」：「一问：人首要的目的是什麽？答：人的首要目的是在荣耀上帝(林前10:31，罗11:36)，永远以他为乐(诗73:24 26，约17:22 24)」。5 通过勤奋工作，合理安排生产劳动，不在奢侈生活中耗用利润，不断扩大投资和创造财富，被加尔文宗的信徒认为是增添上帝荣耀的一项途径。
加尔文宗信徒以勤俭节约、努力工作和积极创造财富着称，他们把节省下来的钱用於投资和扩大再生产，这有利於资本的积累。在前资本主义的经济中，富有的人显示他们财富的方式是过奢侈的生活，建造庄园和别墅，在豪华的礼仪和社交活动中把金钱消费掉。加尔文主义推崇为繁荣经济和社会努力工作。一个人如有剩馀的财富，应一部份用於赠送，一部份用於新的投资。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最好的方式是在投资上谋取利润和不断扩大再生产，而不是把财富在奢侈的生活中浪费掉。
按照韦伯的分析，这种伦理观有助於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论点常以19世纪西欧新教徒聚集的城市的经济繁荣和天主教徒聚集的城市的贫穷这一社会事实为印证。尽管我承认新教伦理在当时的具体条件下确实促进了新教国家经济的繁荣，但对於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否一定要由以预定论的神学为前提的伦理观念来推动的问题则持保留意见。我认为关键在於是否能真正培养人们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责任感。加尔文宗的预定论如果离开了对上帝的虔敬，那麽就容易堕落为唯利是图的人生态度。这不是在为上帝增添荣耀，而是不择手段地为自己增添财富。离开了虔敬意识的个人主义就蜕变为一种不关心他人，只关心自己的利己主义。

全球的普遍繁荣是人类的共同责任

纵然我们承认新教伦理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西方主要的工业国家的经济繁荣，我们也没有理由把落後国家的贫困归咎於那里的人的懒惰和愚笨，并无视当今世界的贫富两极分化。少数人的富裕和多数人的贫困，一边是欣欣向荣的升平景象，另一边是流离失所的难民苦难，这毕竟不是在荣耀上帝。全球普遍的繁荣是全人类的共同责任。
当前世界的政治和经济的秩序毕竟有许多不合理的地方。如果说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不少政府考虑到维护社会的安定，通过等差的税收和社会福利政策对财富和收入进行再分配，用政治的手段对市场经济有所调节的话，那麽在全球的范围内，市场经济则不受管制，任凭其自身的规律发挥作用，到处横冲直撞。有的经济学家主张，市场的自发的治愈力，从长远来看将导致市场的平衡；自由的市场经济的机制不仅导致个人的自由，而且从长期来看也导致社会正义。我看不到这样的前景，至少目前的趋势是导致中心化和边缘化的加剧发展。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姑且假定市场经济导致均衡的可能性，但指出其代价是不堪忍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