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继承了休漠，在《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中，他说：“我坦率地承认，就是休谟的提示在多年以前首先打破了我教条主义的迷梦，并且在我对思辨哲学的研究上给我指出来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12](3页)康德在西方哲学史上首次提出：“我的目的是要说服所有那些认为形而上学有研究价值的人，·让他们相信把他们的工作暂停下来非常必要，把至今所做的一切东西都看做是没曾做过，并且首先提出‘象形而上学这种东西究竟是不是可能’这一问题。”[12](9页)应当说康德这一问题的提出在“形而上学”发展史上犹如晴空霹雷，因为哲学家们在埋头苦思如何建构形而上学体系时，或者像经验论、唯理论那样争论不休时，哲学家们是不会想到这个问题的，似乎“形而上学”的存在像欧几里德几何学体系中那些公理一样是理所当然的、不证自明的。但是休谟却像罗巴切夫斯基对于欧几里德几何学一样异军突起，康德说：“自从洛克《人类理智论》和莱布尼茨《人类理智新论》出版以来，甚至尽可能追溯到自有形而上学以来，对于这一科学的命运来说，它所遭受的没有什么能比休谟所给予的打击更为致命。”[12](5?页)因为休漠认为理性认识的只是经验提供的材料，它不可能追踪到事物的最终原因和最终本体那里，因为休漠强调了“形而上学”之“meta”，“在……之后”，从对事物反省的材料来源的经验性和不完备性(因为经验事物只是个别的)得出了形而上学的彻底解构，他认为：“没有，也不可能有形而上学这样的东西。”[12](7页)

康德与休漠不同。康德认为休谟的结论“下得仓卒、不正确”[12](7页)，虽然休谟给了康德很多启发。为了正确回答休谟所提出的问题，康德认为，应当建立一门新的科学，“关于这门科学，以前任何人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就连它的概念都是前所未闻的，而至今除了休谟的怀疑所能给的启发以外，没有什么现成的东西能够对它有用；即使休谟也没有料到可能有这样的一种正规的科学，而为了安全起见，他是把他的船弄到岸上(弄到怀疑论上)来，让它躺在那里腐朽下去的。至于我，却不采取这样做法；我是给它一个驾驶员，这个驾驶员根据从地球的知识里得来的航海术的可靠原理，并且备有一张详细的航海图和一个罗盘针，就可以安全地驾驶这只船随心所欲地到什么地方去”[12](12页)。康德所建立的这门科学就是在1781年发表的《纯粹理性批判》以及后来的《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所组成的一座宏伟的先验论哲学体系。康德在这个体系中广泛而深入地论述了“形而上学”知识的特点，认为要解决“形而上学”作为科学如何可能的问题，首先就要把“形而上学”如何可能的问题改变为“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的问题，而深入探讨先天综合命题是否可能又是解决形而上学作为科学存在是否可能的前提和关键。在《导论》中，康德以十分尖锐的形式把这个问题置于一切“形而上学”和哲学的前面，他说：“形而上学站得住或站不住，从而它是否能够存在，就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尽管有人把他们的形而上学主张说得天花乱坠，尽管他们用一批批的结论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只要他们不能首先对这个问题给以满意的回答，我就有权说：这一切都是徒劳无益毫无根据的哲学，都是虚假的智慧。”[12](33页)因此，康德继亚里士多德之后认为必须把meta(“在……之后)理解为“元”，使形而上学(Metaphysis)成为“元”科学就必须还原到它的根据、基础之上，即探讨和论证“先天综合命题是怎样可能的”。应当公正地说，康德这．种提问的方式在欧洲哲学发展史上是一种空前的独创。为了回答“先天综合命题”是怎样可能的，从而使“形而上学”成为元科学，康德经过长期的劳作在欧洲哲学史上建立了一座巍峨的批判哲学大厦，其核心是《纯粹理性批判》。康德在这本书中提出了他的《先验原理》和《先验方法》，其中《先验原理》又由《先验感性论》、《先验分析论》和《先验辩证论》构成。在《先验感性论》中，康德论证了“纯粹数学是怎样可能的”在《先验分析论》中康德论证了“纯粹自然科学是怎样可能的”但这都不是康德的目的，康德的目的是要在论证前二者的基础上，研究和论证“作为科学出现的形而上学是如何可能的”。康德认为，“形而上学除了对待那些永远应用在经验之内的自然界概念以外，还要对待纯粹理性概念”[12](103页)。形而上学论断的真伪不能通过经验来证实或证伪，因此形而上学作为科学要成为可能，理智就必然要超出经验范围使用概念，构建一座规模更大的哲学副厦。这座副厦就是要研究纯粹理性怎样可能的问题，以满足形而上学的超验性要求。而纯粹理性如何可能的问题，本质上就是理性与知性的区别问题。知性(纯粹理智)的概念是“范畴”，它不是全部经验的绝对统一体；而纯粹理性的概念则是“全部可能经验的绝对统一整体”。以往的一切形而上学作为科学之所以不可能就是因为它们统统都混淆了理念和范畴的性质，以及对范畴进行超验的使用。康德认为，“把理念(即纯粹理性概念)同范畴(即纯粹理智概念)区别开来做为在种类上、来源上和使用上完全不同的知识，这对于建立一种应该包括所有这些先天知识的体系的科学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没有这种区别，形而上学就完全不可能”[12](105页)。康德在深入地研究了“纯粹理性概念”的本性和它的功能、使用范围及界限之后，在阐明了他的“先天综合判断”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总问题的解决”，“形而上学，作为理性的一种自然趋向来说，是实在的”[12](160页)。“人类精神一劳永逸地放弃形而上学研究，这是一种因噎废食的办法，这种办法是不能采取的。世界上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有形而上学”[12](163页)。但是以往的任何形而上学都还从未作为科学而存在过。“这样，批判，而且只有批判才含有能使形而上学成为科学的、经过充分研究和证实的方案，以至一切办法。别的途径和办法是不行的”[12](1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