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们可以’说，古希腊哲学是从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开始，经过巴门尼德、苏格拉底、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才初步完成了“形而上学”(Metaphysis)的建构。但应当指出“形而上学”一词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并未出现，它是在公元前60年安德罗尼柯(Andronicos)编撰亚氏遗著时，先将关于自然的可感觉运动变化的事物著作编在一起，命名为《物理学》，而把现在所谓《形而上学》的各篇章放在《物理学》之后，并集合在一部书内，取名为Meta physika，即现在的《形而上学》。这部书亚氏给它取的名字是《第一哲学》，或《智慧》，亦即宇宙第一的、最高的或最概括的知识。从内容上看《形而上学》也超出了自然现象、自然运动的规律，其意义是在探寻自然现象背后的本原性实体和那一切事物的、最终的“隐得来希”。即完全现实。因而“meta”一词，“在……之中”就成为任何现实事物的本质基础，属于“本体论”；“meta”一词，“在……之上”就成为超验者，属于“神学本体论”。亚里士多德把它的哲学分成三部分：1．theoretical理论的；2．practical实践的；3．Making创制的。其中“理论的”是首要的、核心的部分。理论科学的《形而上学》(Metaphysis)的研究对象就是“存在”，而本体又是“存在”的中心，因此，Meta physik也只能作为本体论的形而上学来理解。

亚里士多德在欧洲哲学发展史上虽然建构了一个以研究“存在之所以为存在”的本体论形而上学体系，但是这个体系还带有某种始原性质，因为亚里士多德在这个体系中并没有提出也没有论证“形而上学”作为一种科学如何可能的问题(这个问题很久以后在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山鼻祖康德那里才被正式提出来)。而且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中还存在一种明显的矛盾。关于这一点，张志扬和陈家琪两位学者在他们的专著《形而上学的巴比伦塔》中就曾经指出：“‘meta在……之后’、‘对……作反省性沉思’，属后设叙事理论，与时间之后得逻辑之先的深思精神相关。但有两个完全不同的结论：一个是建构性的，即在后设理论中建构起被研究对象的同一性基础。于是人们在这个意义上，把meta理解成‘元’、‘元……学’，表示它还原到根据、基础之上。另一个是解构性的，即在事后反省事实前提的不完备性或虚假性，从而瓦解人为的本体论。”[5](149页)同时，亚氏《形而上学》本质性基础的“本体论”，又与作为一切事物最后的形式本质，即一切事物最后的“隐得来希”——“神学本位论”相矛盾，为以后欧洲哲学尖锐的矛盾和斗争留下了深沉的隐患。在18世纪的法国就爆发了对形而上学的猛烈攻击。正如马克思和思格斯在《神圣家族》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特别是法国唯物主义，不仅是反对现存政治制度的斗争，同时是反对现存宗教和神学的斗争，而且还是反对。17世纪的形而上学和反对一切形而上学，特别是反对笛卡尔、马勒伯朗士、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的公开而鲜明的斗争。人们用哲学来对抗形而上学，这正像费尔巴哈在他向黑格尔作第一次坚决进攻时以清醒的哲学来对抗醉熏熏的思辨一样。”[6](159页)“使17世纪的形而上学和一切形而上学在理论上威信扫地的人是比埃尔·培尔。他的武器是用形而上学本身的符咒锻铸成的怀疑论。他本人起初是一个笛卡派的形而上学者。反对思辨神学的斗争之所以把费尔巴哈推向反对思辨哲学的斗争，正是因为他看出思辨是神学的最后支柱，从而不得不迫使神学家从虚幻的科学返回到粗野的、可恶的信仰；同样，对宗教的怀疑引起了培尔对作为这种信仰的支柱的形而上学的怀疑。因此，他批判了形而上学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63(162页)这个过程是从亚里士多德甚至更为遥远的时代开始的。《形而上学)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与神学有内在的、必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是十分明显的，因为支撑亚里土多德本体论哲学的两大理论支柱是现实与潜能、形式与质料。亚里士多德是这样思辨的：现实先于潜能，形式先于质料；潜能不断现实化，质料不断形式化；最终必然导致一个没有任何潜能的纯现实，没有任何质料的纯形式，这就是那个永恒的第一推动者、一切本体的最终本体——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