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心物交融：“神与物游”与“天人合一”异曲同工

　　心，指的是精神和想象；物，指的是客观与现实。心与物的关系，历来都为文艺理论家所关注。刘勰主张“神思”，全然打破经验和感受的局限，实现超脱现实，使自己成为“独照之匠”，并为创造出具有独创性的光彩夺目的典型形象奠定了理论基础。正因为刘勰强调想象的超脱性，所以招致了一些评论家的批评。王元化就认为刘勰的这种“神思”，是一种“漫无边际的夸大说法”，并引申说：“好像想象只是作家得天独厚的禀赋，完全听从主观意志的指挥，可以突破时空的一切阻阂，无往而不达。”〔 7〕 （ P101-102） 显然 ， 这种指责是以偏赅全的。文心“神思”决不是胡思乱想。众所周知，艺术想象不同于其他心理活动的最大特色，在于它超脱现实但又不脱离现实。心理学认为，想象与现实的关系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若即若离，可望又可即及，这是真正的想象；一是完全脱节，可望而不可及，这是无法实现的空想。刘勰所论“神思”，显然属于前一种情况。

　　《神思》篇“思理为妙，神与物游”，意思是说，构思的奇妙，在于能使心物交融，亦即精神和外物相交接、相融合。关于这一点，黄侃解释说：“此言内心与外境相接也。内心与外境，非能一往相符合，当其窒塞，则耳目之近，神有不周；及其怡怿，则八极之外，理无不决。然则以心求境，境足以役心；取境赴心，心难照境。必令心境相得，见相交融，斯则成连所以移情，庖丁所以满志也。”〔 8〕 （ P91） “内心与外境相接”一语，道出了“神与物游”的真谛，亦即说出了心物交融的实质。既然内心必须与外境相接，则可见想象不是完全听从于主观意志的指挥，既然“必令心境相得，见相交融”，则想象也不能突破时空的一切阻阂，无往而不达。总之，从“神与物游”的概括来看，刘勰既看到了想象活动具有不受身观局限的一面，又看到了想象活动必须以现实生活为依据的另一面。

　　关于想象与现实的关系，《神思》篇中还有个布麻关系的比喻：“拙辞或孕于巧义，庸事或萌于新意。视布于麻，虽云未费（贵），杼轴献功，焕然乃珍。”麻布同质，但经加工，布要比麻珍贵，然而，没有麻就纺不出布。同样，没有现实材料，自然就失去了想象的凭据。可见，刘勰是非常重视想象依存于现实这一特性的，但又并未因此而轻视想象的重要功用。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展开想象的翅膀，发挥想象的功能，从“杼轴献功”到“焕然乃珍”，使文学创作来自现实，超脱现实，又高于现实，从而达到“心物交融”。这种辨证的“心物交融”过程，用今天的话说，实际上就是一个艺术形象“典型化”的思维过程。

　　集中体现神话思维的原始神话，也正是这种“心物交融”的产物。对于神话，历来有很多误解，认为它源于虚幻，因此本质上就是胡思乱想。其实，神话是非常神圣的，它决不毫无缘由的胡思乱想。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列维·布留尔就认为“神话是原始民族的圣经故事”，“对原始人的思维来说，神话既是社会集体与它现在和过去的自身和与它周围存在物集体的结为一体的表现，同时又是保持和唤醒这种一体感的手段。”〔 9〕 （ P437-438） 神话既根源于蒙昧、贫乏的原始生活，同时又代表了人类对美好未来的追求精神和对未知世界的探究欲望。因此，人们依照自己的幻想和希望创作了神话，也依照生活中的英雄人物形象创造了神。神话中的主要角色是神和英雄。神往往富于人性，行事也合乎人情，和人一样有喜怒哀乐；而英雄则富于神性，具有超人的能力，和神一样神通广大。事实上，在原始神话观念中，神性和人性并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甚至神与人可以交流和转换。中国道教神话就认为 ,人可通过修炼而成为神，神也可以变为人来到世间。

　　中国神话的最大特点是“以己感物，天人合一”，这与以“神人合一”为特征的西方神话没有本质上的差别。由于原始初民在思维中尚未将自身同自然界截然分开，他们在感知自然时，往往将自身属性不自觉地转移到自然之上。这在解释自然现象时表现得更为突出。如盘古化生万物的神话，就是以人体的各部分推论天地间的诸物形成。从人体稍稍扩大到人的性情、行为和人所熟悉的环境，则神话的领域进一步扩大。比如在解释星系为何多偏移西北、中国地理形势为何西北高东南低时，《淮南子·天文训》中的一则神话说：“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这种以自我来观照万物的思维特征几乎渗透在所有的神话中。同时，由于原始初民的抽象思维能力尚处在最初的发展阶段，因此，思维还不能脱离具体的物象，不能脱离那些具体的感性材料。感知被赋予生灵的具体事物，是原始人类进行神话想象时的思维特长。不过，这种感性化的神话想象多半是对具体事物的综合，即通过一定程度的概括综合，使某些神话形象脱离了具体事物，从而创造出全新的感性神话形象。比如龙这个神话形象，就是经过历史的具体的综合而形成的。龙的前身只不过是一个以蛇为图腾的部落标志，由于“接受了兽类的四脚，马的毛，鬣的尾，鹿的角，狗的齿，鱼的鳞和须”，才最终形成这一威武雄壮的神话形象。显然，这一形象不是纯粹想象的产物，它只不过是对具体物象的再组合，即历史的神圣化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