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本書並非完全沒有疑問。即，日原大概是無意識的，我們客觀地說，本書是從漢代春秋公羊學的視點來看《公羊傳》的，這一感覺難以否定。換言之，尚且存在著從漢代思想研究的框架中分析《公羊傳》這一不足。但這是沒有辦法的事吧。因爲，日原的經歷原本就是從漢代思想研究出發，逐漸將焦點定在漢代公羊學上，發表了<春秋公羊學の漢代的展開>［47］等名論，而於其過程中，纔進入到《公羊傳》自身的研究。
日原的漢代思想分析之視座極爲明晰，且大致始終一貫，即其圖式為：
今文學（代表是公羊學）＝ 儒家的（王道、親親之道）＝ 君主權的抑制
VS
古文學（代表是左氏學）＝ 法家的（霸道、君臣之義）＝ 君主權的絕對化
此圖式不僅作爲模式非常易懂，而且在個別的思想分析上，亦是極爲有效的武器，憑藉此武器，日原得以作出了許多優秀的論考。但自今觀之，其過於強調公羊對左氏的構圖，或者過於簡單地進行二元化的分割，此印象是無法否定的。與此同時，引起我擔心的是日原沒有對公羊說與《公羊傳》、同樣左氏說與《左氏傳》都沒有加以嚴密的區別，在本書圍繞著《白虎通義》與《五經異義》的議論中，我感覺到了這一點。如此一來，弄不好，很有可能就會推翻 狩野 以來欲峻別公羊學與《公羊傳》的基本姿勢。只不過，我想這種倒退並非是日原有意圖而為之，而是他從漢代公羊學進至《公羊傳》的這一為學經歷所造成的吧。
《中國哲學を學ぶ人のために》［48］一書所收的<春秋>，將日原有關春秋學的見解簡明地提示了出來。此雖短文，但即使是作爲春秋學的概論也是很出色的，我想是應該最先推薦給初學者的。其中，日原對春秋學作了如下定義：
解明被託寄於《春秋》的孔子之精神，無非就是春秋學（春秋解釋學）。但是，此並非是單純的解釋學。因爲：從事實的客觀記錄中讀取特定的意味，是有待於創造性類推解釋始為可能，於此，解釋者的思想立場浮出表面，根據解釋者的立場之不同，所謂「春秋之義」也就大爲不同了吧。我們說所謂的春秋解釋，不過是爲了展開自己的主張或學説的手段亦不過分。［49］
這是精彩的定義，同時恐怕亦成爲了狩野、小島、重澤的代辯。如果京都大學的春秋學研究存有所謂傳統的話，那麽日原的這個定義就是吧。
七、總結
剛纔，我論述了日原對於春秋學的定義即京都大學的春秋學研究之傳統。而更進一步擴大地說，認爲經學不是單純的解釋學，而是將其看作是爲了展開自己的主張或學説的手段，來考察其思想史意義，歷來將此作為基本課題。此雖只限於中國哲學史的歷代教授，但如果說這是京都大學的中國哲學史研究之傳統，或許是可以的。此次，由於篇幅的制約，沒有詳細論述的湯淺幸孫、内山俊彥（1933～ 。京都大學文學部教授1988～1997）以及我本人（1948～ 。京都大學文學部助教授1980～1997，教授1997～ ），此課題意識亦是共通存在的。最後，我想簡單地觸及此三人的春秋學研究，結束此稿。
湯淺雖然沒有著有關於春秋學的專論，但在其畢生事業的社會道德研究中，反復論及公羊學，指出在基本上屬於責任倫理（Verantwortungsethik）的中國倫理學中，公羊學是典型的存心倫理（Gesinnungsethik）學說，喚起了對公羊學的特殊性的注意。湯淺還注目於公羊學的「經」與「權」，論述了其在中國倫理學上的意義與影響 ［50］。湯淺的這些言說帶給了日原的公羊學研究以影響，這是無可置疑的。
作爲内山關於春秋學的專論，有<何休の考えた歴史>［51］。本論文對何休的「三科九旨」進行了詳細的分析。内山首先注意到了西漢與東漢的《春秋》觀的差異，即所謂「為漢制作」說在西漢尚未成爲神秘主義式的決定論，論證了對於西、東漢《春秋》觀的變化，緯書說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後，論述了「三科九旨」說作爲東漢王朝正統化理論的意義。内山更進一步地力說了「三科九旨」說具有的複數的雙重構造，即實際的歷史紀錄與作爲理應如此的歷史理念之模型的《春秋》，循環論的歷史觀與上昇論的歷史觀，漢王朝的絕對化與對於國家現實的批判這三組構造是並存的。關於本論文的前半部分，其他人所作的相同趣旨的論考亦有存在，但是，後半部分的雙重構造的揭剔完全是内山的創唱，我們想將此評價爲對於春秋學研究作出了新的問題提起。只是内山的春秋學研究剛剛就緒，而且本論文本來並非是以經學式研究為志向的，而是作爲内山近年的研究課題——中國古代的歷史意識的考察之一環撰成的，因此今不加以評論，僅止於介紹。
池田的專門領域是東漢學術史，因此在至今爲止的研究成果中經常論及到東漢的春秋學。 但作爲專論，只有<消えた左氏說の謎——後漢左氏學の形成と特質——> ［52］一篇。 本論文考究了在白虎觀會議上徹底敗北的左氏學爲什麽在其後不久就佔了公羊學的上風的理由。池田現在還在進行關於東漢左氏學的考察。但由於池田與内山一樣，尚在研究途中，此次止於報告研究現狀。
譯者補注：
關於本論文第五節〈重澤俊郎的春秋學研究〉所涉及的《左傳》服虔注與鄭玄注的關係，清朝學者趙坦（1765～1828）在《寶甓齋札記》中早已對《世說新語》< 文學篇 > 的記載提出了懷疑，指出：「服注雖本鄭氏，然時與鄭違」，並舉出服注與鄭注相異 數例，謂：「是服氏不盡本鄭氏也。《世說》所記或未可深信。」 （參照《皇清經解》第三百三十二冊所收，廿三 ～ 廿四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