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重澤俊郎的春秋學研究

　　如上所述，於狩野、小島二人，春秋學亦擔負著其研究的重要的一部分。但到了重澤俊郎（1906～1990。京都大學文學部助教授1942～1950，教授1950～1970），春秋學的分量就格外加重了。尤其是以其處女論文<公羊傳疏作者時代攷>［23］爲首，陸續發表了< 左傳鄭服異義説 > ［24］、<左氏春秋平義 > ［25］、 < 左傳原始 > ［26］、< 穀梁傳の思想と漢の社會>［27］這些關於《春秋》三傳的論文，初期的重澤正可稱之爲春秋學之專家。 這些論考與後來所撰的觀念先行的東西不同，大體上是純粹的傳統經學研究，即大致上是徹底的文獻考證的研究，學術水準極高。其考察該博且緻密，其立言多中肯綮。譬如，認爲《公羊傳疏》撰成於陸德明以前的北朝，《穀梁傳》並非古文而成立於《公羊傳》之後，並帶有顯著的法家傾向。這些學説是應該作爲定論的，還有其所作的漢儒的左氏義與杜預的釋義之比較考證精密無比。

　　其中，我特別賦以高度評價的是< 左傳鄭服異義説> 。本論文對《世說新語》<文學篇> 以來一直主張的《左傳》服虔注本為鄭玄註，是鄭玄授與服虔的這一通說提出了懷疑，舉出現存的服虔注與鄭說大爲不同的數例，進行了論證。其論證誠為準確，無懈可擊，於此大體上立證了《左傳》服虔注＝鄭玄註這一通說完全不過是俗說而已。其實，我自身亦於大約十年前，抱有同樣的疑念，準備了主旨相同的論文。而當我得知重澤這篇論文的存在，發現自己論文中的論點有一半已經被重澤討論過了的時候，驚而欲倒。我給本論文以很高的評價，亦有這個個人緣故介於其間。但即便客觀地看，本論文解消了長達一千幾百年的懸案。又，重澤的其他論說，在時間先後上，有人提出了與重澤同樣的學説，而關於本論文，管見所及，重澤以外看不到同樣的學説，我想即使就這一點而言，將〈左傳鄭服異義説〉評爲劃時代的業績亦不過分。本論文事實上一直被埋沒而不爲人知，誠為可惜。不僅限於本論文，総的來説，似乎初期的重澤的業績不太為世人所知。其主要原因，可能是重澤初期的論文至今尚未收入一冊書籍之中，難以尋索吧。藉此機會，我想強調一下其學術價值有重新評價的必要（但是，我想對於其論文之難解亦有附一言的必要。如現今所述，這些論考是立足于傳統經學而作的嚴密的文獻考證，且亦存在著近於原文之羅列的部分，因此對於初學者而言，是頗爲難解的。恐怕若非有博士課程水準者，不，即便是博士課程水準，若非專攻經學者，亦只能望書興嘆）。

　　再者，另當附一言的是，重澤重視《左傳》的態度。狩野、小島均未輕視《左傳》，而他們的春秋學之中心乃在公羊學。與此不同的是，重澤對三傳全都作過研究，而似乎特別在《左傳》研究上注入了精力。其著書的第一冊與第二冊為《左傳人名地名索引》［28］、《左傳賈服注攟逸》［29］（作爲賈服注的輯佚本，此書是最好的。即使僅從此書而言，亦可察知重澤作爲經學家的深厚功力），自此亦可了解重澤曾深研《左傳》之内情（雖然真僞難辨，但我曾經從學長那裏聽説重澤先生將《左傳》全部背了下來）。這種對《左傳》的傾倒源於何處，尚不清楚。但我認為大概來自其對史學抱有的強烈的關心吧。被收入初期的《周漢思想研究》［30］中的 <荀況研究> 、<司馬遷研究> ，中期的<班固の史學>［31］、後期的<文獻目錄を通して見た六朝の歷史意識>［32］，貫穿其全期，重澤著有有關史學或歷史意識的論考，此暗示了重澤對於史學抱有著強烈的關心。

　　如此，重澤首先是以嚴密的文獻實證主義的方法，開始踏上了其作爲研究者的道路。光是後來作爲馬克思主義者的重澤，或被加以揶揄地喧傳，然而那並不是重澤的學問之全部。直至晚年，重澤一貫地保持了其文獻實證主義的方法。爲了糾正對重澤的偏見，也要重新注意重澤的學問基礎乃在於文獻實證主義上。但是，若將重澤的學問限定為文獻實證主義，則固然錯誤。他的本領與其師小島一樣，在於社會思想研究上，此乃勿容置疑之事實。重澤亦同樣是以思想是社會的產物為自明之前提的。我想這一事實，若翻開《周漢思想研究》的話，任何人都會一目了然吧。 在初期的文獻學的經學研究中，亦保持著這個前提，<今古文學の本質>［33］與 <穀梁傳の思想と 漢の社會 > 即是證明。 重澤首先選擇經學為研究對象，是因爲他認爲經學纔是中國思想之根幹，纔是中國式思考方式之典型（此源自小島的影響，恐不必待言吧）。重澤的這種經學觀之收穫是《原始儒家思想と經學》［34］一書。本書可見其對經學所下的定義：「儒家對於稱之爲經的這一一定範圍内的古聖典所作的創造性解釋學」［35］，我不知道什麽地方還有如此簡明扼要的經學定義。 後來，重澤的研究對象亦擴及到了法家與道家，但其自身主持的京都大學中國哲學史研究室的機關雜誌《東洋の文化と社會》跨經數年連載了他的論文<周禮の思想史的研究>［36］，正如我們可以從此事實中得知，其研究中心依然是經學、儒學，其經學觀亦持而未變。

　　進入後期， 重澤對馬克思主義 產生了共鳴，以至於標榜依據唯物史觀的思想研究。代表這一時期的是《中國哲學史研究——唯心主義と唯物主義の抗爭史——》 ［37］一書。關於本書的基本方法、立場沒有必要囉里囉唆地加以贅言吧，從「唯心主義と唯物主義の抗爭史」這一副題就可以容易地推知。同時，這個副題亦明示了 重澤 從以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為代表的當時中國（大陸）學界的思想史研究中受到了極大的影響。不過，另一方面本書亦具有集重澤至此爲止的古代思想研究之大成的意義。實際上，書中每一個論點與以往的論文相比，並沒有多大的變化，非重澤而不能的卓見亦爲數不少，只是其最終評價與所賦予的思想史的意義有所改變與追加。總之，歸根結底，是唯心主義或唯物主義的二者選一，因此單純、公式化之感是難以拭去的。

　　本書亦當然包含「春秋學」，但在此項中亦不免帶有上述傾向。重澤認爲：春秋學是「以歷史史實其自身的循環性為前提的思惟」［38］，作爲產生出春秋學的母胎的循環史觀可以追溯到孔子［39］。加之，重澤認爲：魯之《春秋》中原本具備記錄者的權威與書寫方式上的規範性，因此《春秋》一書得以成爲春秋學之基盤。我們若將此合而考之，即使 重澤不至於將孔子作爲《春秋》的著作者，他亦承認了春秋學與孔子的思想關聯，這是很顯然的。又，因重澤認爲「春秋學式思惟基本上成立于循環史觀之上」［40］，以至於將從前論為「進步史觀」的公羊學的三科九旨［41］，斷定為「不可能是應當認定爲所謂進步史觀的性質之物」［42］。在春秋學研究方面，重澤謂「最不可欠缺的前提，是春秋學一直沒有失去所有唯心主義的基本性格這樣一種確切的認識吧」［43］，我們應該從此語推知其變更的理由吧。春秋學乃唯心主義這一定義，我們大膽地說，這一預斷限制了重澤的思考。春秋學乃唯心主義的定義，即孔子以來的唯心主義的展開這一更大的框架之一環，此毋庸待言。

　　如此，晚年的重澤被「哲學思想史是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的辯證法的發展之過程 」［44］這一自身所作的公式所束縛，失去了一些柔軟性，春秋學研究亦不例外。但是， 重澤論述道：

　　作爲經之本義所被提示的東西，終歸無非全部是解釋者的觀念之反映。正因爲個人的思想以經文解釋的形式被提示出來，以其爲對象的思想史研究纔得以成立。 ［45］

　　在繼續持守以往的對於經學的理念之同時，亦認定這一理念乃春秋學研究之基本。只是作爲重澤，不滿足於經學理念的個別檢證這一層次，期望著更進一步的體系性研究。我不認爲重澤從根本上變質了。

六、日原利國的春秋學研究

　　作爲春秋學之泰斗，享有高名的日原利國（1927～1984。京都大學文學部教授1983～1984） 的京大在職期間雖僅有一年多，但在講述京都大學春秋學研究的傳統之際，其名不可逸闕。因爲，不僅僅由於日原是春秋學的大家，他纔是最體現了這一傳統的人。小島與重澤的弟子們（其大半重復）或多或少，受其師之影響而具有作爲社會思想史家的Vector ，而其中尤其可以稱為重澤的學問之正宗繼承者的是日原吧。不過，日原並非是馬克思主義者，歷史唯物論亦非其所取，因此更凖確地說，日原是在轉向馬克思主義之前的重澤的學問繼承者。我認爲：日原將考察政治與社會道德上的思想意義置爲研究之中心，將經學特別是春秋學作爲其主要對象並非偶然，是否有意識地承襲了重澤的立場呢？

　　作爲日原的春秋學研究之業績而爲人周知的是《春秋公羊傳の研究》［46］，本書作爲名著之評價亦很高。本書確實有副其盛名的出色的内容，不單單是作爲關於《春秋公羊傳》的第一本專著，其内容上亦將《春秋公羊傳》的主要思想網羅無餘，且準確地進行了分析，不容他人追隨（只是第一章<春秋學の成立>中，將「作春秋」解為振興『春秋』之意的議論有問題，其議論自身不太具有意義。並且，我認爲此考證與日原的其他論考相比，不夠周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