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概述学术言说方式转向的背景 

中国哲学以及整个中国学术，为什么要采取中A是西B的言说方式？这里从解释生活的思想资源的转向来作简括的分析。

人们生活着，总要为自己的行动寻找理论依据、价值依托和意义支撑，对自己的行动做出解释，建构生活意义。对行动进行解释，需要思想资源。但近代以来，中国人寻求思想资源的取向发生了重大转向。上至国家政治决策，下至个人生活，解释行动的思想资源逐渐从向自身历史－传统寻求转向向西方寻求，从返而求诸己转向出而求诸人。思想资源取向的转向，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从甲午五四以来，这一取向的转向一直在进行着，并在五四时期变得非常激烈。

取向的转向，其实是非常生活化的，并不需要过多的理论分析都能很好地明白。为自己的行动寻找理论依据、价值依托和意义支撑，就是解释生活。解释生活表现在具体的生存活动中，就是在做某事时，为做某事寻找行动理由和行动方式，因此在做某事时需要询问。询问包含两个基本问题：“为什么做？”和“如何做？”“为什么做？”询问的是做某事的理由，“如何做？”询问的是做某事的方式。有询问，就有向谁询问和谁来应答的问题。向谁询问和谁来应答之“谁”，就是思想资源。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人都是向自身的历史－传统询问并由之应答，即由自己的文化为自己的生活提供解释、提供意义。但在甲午五四以后，某些中国人在中国遭遇西方侵略而屡战屡败之后，丧失了对自己的历史和文化的信心，丧失了民族自信心，从而使解释生活的思想资源发生了根本的转向。从政治决策到民间生活（政治决策又直接影响民间生活），中国人的思想取向逐渐并且越来越是面向西方，面向西方的历史和文化。中国人逐渐习惯并越来越多地以西方文化为自己的生活提供解释、提供意义。更严重的是，中国人自己经常以西方的取向来排斥面向自己文化的取向，以来自西方的解释排斥来自传统的解释，即以西方的思想资源排斥中国的思想资源，中国文化被打成封建的、落后的。这在五四运动前后是非常激烈的。[31]

思想资源的转向表现在学术，主要潮流大致有二。牟宗三等民族文化本位派因为中国文化在五四前后的疑古反古思潮中被打倒，就用西方文化为中国文化正名，为中国文化提供正当性。而胡适等西化派则认为中国文化不能拯救中国而主张西化。但无论何者，都自觉不自觉地承认西方文化是标准，具有普遍性，所以都走上了以西方文化来解释中国文化的道路，并形成中A是（或象）西B的学术言说方式，而这是依附西方的西化的或者变相西化的言说方式。（当然有例外，如马一浮。） 

七  结论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其政治言说、学术言说和生活言说却严重依附于西方文化，是与伟大民族不相称的，是荒谬的，是可悲的，是中华民族文化自性、本位性、正当性或者独立性的丧失——这是中华民族的悲剧！

今天，我们迈步在民族复兴的伟大道路。民族复兴，没有文化之复兴，是不可能的。文化复兴，不建立起自己的言说方式，也是不可能的。

本文对中国哲学乃至整个中国学术的基本言说方式的分析，是为了说明，也许言说者在主观上认同民族文化，仅仅把这种言说方式当作一种方法，并且试图以之重建中国学术，但是客观上，其结果一定与初衷南辕北辙。中A是西B这种言说方式既不能让我们真正理解民族文化，也不能让我们真正秉承弘扬民族文化，更不能帮助我们实现文化复兴和民族复兴。所以，它完全无法避免用心良苦、适得其反的悲剧性结局，最终导致的只能是西化，丧失民族自性。

因此，应该反思我们的学术言说方式，重建民族自信，重建中华民族自己的言说方式，重建道统，复兴民族文化，复兴中华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