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胡适、冯友兰及侯外庐的学术成果为范例，分析“中国哲学史”学科形成的原因以及影响其发展过程的某些重要特征。整个论述表明，正是近代西学的冲击，激起中国学人重估传统价值的热情，从而使哲学史研究成为达致这种思想努力的问学途径，同时也导致对传统学术谱系的重新改写。胡适的哲学史编纂，就是他对传统做翻案文章的一种实践，其汉学根底和经验主义倾向，导致其成果具有显著的史学性格而缺乏哲学意蕴。冯友兰相反，他自觉站在“正统派”的立场上，重视宋明义理之学，且引西方理性主义为同道，其努力具有从观念系统上重建传统价值的意义。而以侯外庐为代表的唯物史观派，政治观点虽与胡适不同，但由于两者共同分享着“五四”反传统，重科学的思想资源，故双方对研究对象的褒贬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不过，侯氏一派将哲学史纳入社会史解释框架中，叙述更系统，意识形态功能更强。作者借鉴知识社会学的观点，揭示出“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内在解释”与“外在解释”两种方法，指出“外在解释”主要导向思想史成果，而对哲学史的建设来说，则应加强“内在解释”的工作。
一、“哲学史”这学问
中国哲学史现在是很堂皇的学术殿堂，但那是在不足一百年的时间内构筑起来的工程。在它的奠基者那里，情形可不是这样确定，连是否有其坚实的地基，都是需要勘察的问题。因为传统只有经史子集，或词章、义理、考据及经世的划分，就是没有叫做“哲学”这样的东西。比较与之相邻的史学或哲学就知道，哲学史所处的位置，开始是有些尴尬的。史学在传统就是显学，现代继续存在史学，自然不是问题；哲学过去即使没有，但可学社会学、人类学，直接从西学中引进。但如果本来就没有哲学，而有人竟要来写哲学史，在另一些人看来，那就有点是无稽之谈了。对于这种“无中生有”、“强为之容”的现象，必须从整个近代中国文化变迁的背景来理解。
胡适、冯友兰在本世纪上半叶出版的有关论著影响最大，可以看作这一学科的奠基之作，看看他们如何为“中国哲学史”正名也许能说明些问题。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的导言中先为哲学下一个定义：“凡研究人生中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哲学包括的门类有：
天地万物怎样来的。（宇宙论）
知识思想的范围、作用及方法。（名学及知识论）
人生在世应该如何行为。（人生哲学旧称“伦理学”）
怎样才可使人有知识、能思想、行善去恶呢。（教育哲学）
社会国家应该如何组织、如何管理。（政治哲学）
人生究竟有何归宿。（宗教哲学）
依此，“若有人把种种哲学问题的种种研究方法和种种解决方法，都依着年代的先后和学派的系统一一记叙下，便成了哲学史。”（1）他的哲学史目的有三个，即明变、求因和评判。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绪论中开篇即说，哲学本一西洋名词，要了解其意义，不能靠一个定义，而是要知道其一般的内容。希腊人把哲学分成物理学（Physics）、伦理学(Ethics)与论理学(Logic)三大部，柏拉图以后一般又分为下列三大部：
宇宙论──目的在求一“对于世界之道理”(A Theory of World )，
人生论──目的在求一“对于人生之道理”(A Theory of Life )，
知识论──目的在求一“对于知识之道理”(A Theory of Knowledge )。
接着，他又分别把宇宙论分为本体论(Ontology )与“宇宙论”(Cosmology )，人生论分为心理学与伦理学政治社会哲学，知识论分为“知识论”(Epistemology)与论理学各两部分。哲学史便是对于历史上出现的上述类型思想的整理。（2）
胡、冯二氏对哲学界定的宽严并不一样，对哲学问题关注的焦点也不一样，胡着重的是“怎么样”，冯则是“什么”。但有个共同点，就是以西学为衡量中学的尺度。胡适说：“我做这部哲学史的最大奢望，在于把各家的哲学融会贯通，要使他们各成有头绪条理的学说。我所用的比较参证材料，便是西洋的哲学。”“我们若想贯通整理中国哲学史的史料，不可不借用别系的哲学，作一种解释演述的工具。”（3）不过，为何要用西方哲学作为整理、评判中国思想学术的工具，而不是反过来？这个问题胡适没明说，也许他认为是自明的。 冯友兰则这样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