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篇为《大公报》所撰写的社评中，特别指出我们现在所谈的自由主义与19世纪
的自由主义已经不一样了，我们是以大多数的幸福为前提，政治民主必须与经济平
等并重，公平尤其是一个难能的德性，因为它可以削减和剥夺特权者的既得利益。
因此萧乾主张在经济上公用事业国有，在财政上实行课富的赋税政策。[注39]
　　中国的自由主义在当时抓住"社会公道"和"经济平等"这面旗帜，表现了他们强
烈的问题意识和社会良知，即使自由主义最后在中国受到挫折，也并非因为他们的
理论和主张脱离现实，而是另有原因。而从思想史的角度检讨，中国的自由主义者
可能是太"现实"了，他们的思路过多地关注于社会公道的具体方案上，比如社会所
有、计划经济、社会保障、普遍教育、累进税和劳工权益的落实等等，而缺乏从学
理上深入地论证自由与公道之间的关系。如同许多乐观的自由主义一样，他们总是
以为象自由、平等、正义这类美好的价值，都是内恰的、相得益彰的，几乎可以在
一个理想的社会秩序中同时予以实现，而对这些美好价值之间的紧张和冲突缺少起
码的认知。因而他们从来没有考虑到类似罗尔斯的排序问题，即在安排一个社会正
义秩序的时候，不得不对自由、平等等价值作出辞典式的优先性排列。这就使得他
们对公道的讨论仅仅停留于意识形态的宣传，而缺乏学理上的深入，即使象当时一
流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张东荪和张君劢也是如此。当我们今天重新回过头来清点他们
的思想遗产时，不能不为此感到深深的遗憾。

　　如何将个人自由与社会公道有机地融合一体，建构一个自由的、公正的、合理
的社会秩序，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构成了对中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巨大挑战。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拥有深刻的问题意识，他们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却无力在学理
层面解决这一问题，更无法在实践层面落实自己的设想。尽管现代中国的社会民主
主义在政治实践上失败了，在政治哲学上也贡献无多，然而，当我们今天回过头来
重新检讨，依然不得不敬佩他们对古典资本主义的敏锐反思和对"自由与公道"强烈
的问题意识。在问题意识方面，他们无疑与西方的思想家站在同一水平线上。正是
在他们的基础上，殷海光等五0年代台湾新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才有了更深刻的
思索。而他们所留下的思想遗产，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即使到半个世纪以
后，依然值得我们反复地嚼咀，因为他们提出的"自由与公道"的问题，依然是一个
尚未实现的现代性命题。



　　注释：

　　[注1]胡适：《欧游道中寄书》，《胡适作品集》，集11。
　　[注2]张君劢：《立国之道》，桂林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228页。
　　[注3]杨人革便：《再论自由主义的途径》，《观察》，第5卷，第8期，
　　[注4]参见张君劢：《社会所有之意义及德国煤矿社会所有法草案》，《改造》
，第3卷，第11号。
　　[注5]参见张君劢：《德国新共和宪法评》，《解放与改造》，第2卷，第11号。
　　[注6]参见张东荪《一个申说》，《改造》，第3卷，第6号。
　　[注7]记者：《我们要说的话》，《再生》，创刊号。
　　[注8]张东荪：《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观察》，第4卷，
第1期。
　　[注9]傅斯年：《罗斯福与新自由主义》，重庆《大公报》，1945年4月29日。
　　[注10]张君劢：《立国之道》，第176页。
　　[注11]张君劢：《立国之道》，第177、185页。
　　[注12]胡适：《留学日记》，《胡适作品集》，集35，第146页。
　　[注13]同[注7]。
　　[注14]同[注8]
　　[注15]张东荪：《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上海观察社，1948年版，第47、51
页。
　　[注16]萧乾：《自由主义者的信念》，上海《大公报》，1948年1月8日。
　　[注17]参见张东荪：《思想与社会》，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8年重版，第101
页；《理性与民主》，重庆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1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