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全球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危机，使他们意识到自由放任不仅在分配领域，而
且在生产领域也存在着严重缺陷。自律性的市场制度虽然承诺一个完全自由的市场
竞争秩序，但这仅仅是理论上的理想类型，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实践中，完全竞争从
来没有真正实现过，。资本的自身逻辑总是趋向于集中和垄断，以致于竞争总是不
完全的。完全竞争是自发秩序中市场价格合理调节生产和分配资源的关键，这一环
节出了问题，整个自律性市场就失去了合理性的基础。张君劢在三十年代已经注意
到由于资本的垄断而造成的竞争失灵问题，他例举了摩根公司操纵美国金融、铁路
和公用事业等垄断资本的事实，质疑亚当.斯密以来古典自由主义的放任学说：[注
10]
依彼辈之意，供求相应之原则，畅行无阻，则物价自平。然就各人平日所见，
各国资本家关于所经营者皆已放弃竞争而走上垄断之途径。所谓自由竞争何在？所
谓不垄断又何在？
他认为，之所以垄断资本之所以出现，其源流乃是放任政策之结果。因此，他
得出结论，古典学派的自由放任的学说，已经为时代所证明不正确。[注11]那么，
如何解决呢？中国大多数的自由主义者都将希望寄托在国家的干预上，并且相信这
是20世纪世界的新潮流。胡适早在1914年，还在美国留学期间，就注意到这一点，
他在日记中写到：[注12]
今日西方政治学说之趋向，乃由放任主义而干涉主义，由个人主义趋社会主义。 中国自由主义之所以从一开始就远离古典的放任主义，而亲近干涉主义，与他
们受到边沁、密尔的功利主义影响很有关系。"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在中国成为
无论是社会民主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的最高价值和信念。正是在这一信念指引下，
使他们坚信自由放任的市场秩序无法实现这一功利主义的原则，只有通过国家的立
法、福利政策等干预，才能最终实现。也正是同样的信念驱使，使他们一步步走向
苏俄的计划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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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代末的全球资本主义大危机席卷整个欧美，唯独苏俄幸免。不仅如此，
同一时期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俄经济高速发展，完全消灭了失业问题。这一
起引起了中国自由主义的强烈兴趣。张君劢、张东荪兴奋地说：[注13]
我们正在苦闷之中，而俄国的由计划的经济颇给予以刺激。----这个有计划的
经济之实施在经济上与方法上是人类最宝贵的一件事。"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分子对苏俄的好感和狂热，总共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
十月革命以后，是对苏俄革命的民粹主义式向往，那一次是政治上的狂热。第二次
是30年代，是对苏俄计划经济强烈的兴趣，这一次是经济上的狂热。
苏俄的计划经济制度的产生和建立，与极权主义政治和国家所有制有着密切的
关系。然而，在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看来，计划经济却是人类理性的一个很重要的
贡献，它完全是中性的。张东荪再三说明："计划经济是一个中性的名词"，社会主
义、资本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都可以加以利用。但在他看来，只有以社会主义为
原则的计划才是进步的计划经济。因为计划可以使生产得以提高，符合大多数人的
最大幸福。[注14]他甚至认为，自由与民主都是一种乌托邦的理想，要使它们得以
实现，必须依靠制度的媒介。在西方这样的媒介是个人主义的资本制度和民族一体
的国族主义。但它们都发生了一些问题。现在苏俄贡献了第三个实现自由与民主的
媒介：计划经济。他热烈地称颂苏俄"居然为人类创下了一个暗中摸索，多方迂回
而得的光明途径。"[注15]
在中国自由主义之中，张东荪是比较左翼的，这位未曾到过苏俄的哲学家对苏
俄式社会主义特别是其计划经济、经济民主，有许多美好的想象或想象性的理解。
但即使是其他自由主义者，在三、四0年代对计划经济也同样具有热烈的兴趣，他
们与张东荪一样，将之看作是中性的、技术性的。不仅可以适应于苏俄的社会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