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以人类的幸福为前提。但19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图富强之故而牺牲
人类，以致对内造成阶级斗争，对外酿成国际大战，乃不足取也。[注38]中国虽然
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不一样，仍然还是苦于资本的不发达，贫乏还是最大之患。
然而，生产的提高、效率的促进，必须以不有亏于公平和自由为前提。关于这一点，
张东荪特别强调：[注34]

　　必须在不丧失公平与自由之范围内来提高效率，促进进步。因为没有自由，则
国家便常在变态中；纵有效率得不得真进步。没有公平尤是一种社会的病态。我们
所求实在正态中的进步，而不求那些变态的效率。

　　中国自由主义对社会公道和经济平等问题的强调，不仅是因为对西方资本主义
理性反思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在于对中国当时社会现实的敏感回应。根据吴承明的
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1895-1913年期间，是初步发展时
期；1914-1920年期间，是进一步发展的时期；1920-1936年期间，是资本主义化的
时期。[注35]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刚好在这资本主义化时期出现，绝非偶然。
事实上，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由此带来的社会经济的大幅变迁，主要发生在1914
年以后，从1914到1936年，这二十多年可以说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经
济的发展深刻地颠覆了传统中国的社会秩序和城乡一体化结构，造成了都市与乡村、
沿海与内地的严重的二元结构。随着资本原始积累的增加，财富和收入的巨大不平
等也出现了，而且以一种传统中国从未有过的尖锐方式出现：一极是在资本主义发
展中得到巨大利益的政治/军事统治集团和具有垄断性质的金融资产阶级，另一极
是随着内地和乡村日益凋蔽而生活每况愈下的底层农民和城市贫民。如果说在1936
年以前，由于经济还在继续增长，社会不平等问题尚未到全局性爆发程度的话，那
么，到四0年代以后，因为战争而引起的资源空前短缺和由通货膨胀而触发的经济
恶化，使得包括知识分子和普通公务员在内的绝大部分民众的生活都陷于普遍的贫
困化，另一方面，在这普遍的贫困之中，上层利益集团却借助垄断的权力，大发国
难财，严重的结构性腐败令少数权贵占据了社会大部分的稀缺资源。这样，社会的
公道问题--分配的公正和经济的平等，就成为与个人自由与政治民主同等重要、甚
至是更重要的问题。谁抓住了公正这面旗帜，谁就将获得民心，获得底层社会的支
持和呼应。中国的共产主义思潮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及时地回应底层民粹主义的要
求，高举平等的大旗，占据了意识形态上的上风。
　　在回应"社会公道"的问题上，中国的自由主义与激进的共产主义几乎处于同一
起跑线上，在五四时期，当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尚未分化的时候，社会主义曾经是
他们共同的理想。到二0年代初，共产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分道扬镳，双方爆发了
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然而，他们之间的分歧不在于中国究竟要不要实现"社会
公道"，而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方式问题，是像苏俄那样采取激进的革命方式呢，还
是像英国的费边社或德国的社会民主党，通过温和的立法方式加以解决？[注36]不
过，当时在二0年代初，当中国的资本主义化刚刚开始的时候，张东荪等虽然对社
会主义心向往之，但依然接受了罗素对中国问题的看法，认为中国的资本发展还远
远不够，社会主义还是将来的事情，目前只能进行一些劳动者社会福利的改良。[
注37]三0年代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化在中国的深化，张东荪、张君劢等越来越重视
对重建社会正义秩序尤其是"分配正义"的问题。在国家社会党的纲领性宣言《我们
要说的话》中，具体提出了改善劳工生活、承认工人的罢工权、工厂立宪制、国家
租税的确定必须能藉此达到社会的经济公平等主张。[注38]到四0年代，当社会的
不平等、不公正问题空前尖锐之际，不仅是社会民主主义者、而且连新自由主义者
都将社会公道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加以讨论，认为这是自由主义的题中之义。萧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