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者，虽有美制，徒成具文，明乎此义，则治国之惟一方针，厥在国民地位之抬高，
此外无他妙巧矣。

　　不独社会民主主义者张君劢，而且连新自由主义者胡适，在谈到自由的时候，
也十分强调自由的能力，即它的实际可能性。这与杜威对胡适的影响有关。杜威认
为："人的自由不是一个事实，它是一种可能性，但像其他所有的可能性一样，这
个可能性有待实现。"胡适也因此看重实现个性和自我发展的客观条件，尤其是自
由能力的增加。在他看来，知识和智慧是个人能力的最主要因素。[注28]因而，普
遍的义务教育，成为落实个人自由的重要条件。对自由的宽泛理解，使得胡适对社
会主义有了一种自然的倾向。
　　三0年代以后，西方对自由和权利的理解日趋社会主义化，赋予了越来越多的
社会经济内容。法国人权协会的《人权宣言》、英国作家威尔斯的《人权宣言》都
把生存权作为人权的最重要的第一要义。西方新自由主义的这些变化都引起了中国
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密切关注。[注29]特别是为中国知识分子高度崇敬的罗斯福1943
年提出的"四大自由"说，第一次将"免予匮乏的自由"这一本来属于自由的外在条件，
作为自由的要素隆重推出，更是在中国思想界括起了一股旋风，令本来就具有社会
主义倾向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欣喜若狂，一时呼应四起，欢呼人权的新时代降临。张
君劢说：[注30]

　　十九世纪之人权论，以信仰、结社、宗教、财产为重，现在则推广到劳动权、
生产权，可以说从前为个人主义，现在为社会主义。同一人权，其中意义一贯，决
无冲突。

　　傅斯年也在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中获得了新自由主义的灵感。他在《罗斯福与
新自由主义》一文中将经济的平等列入了与自由同样重要的地位：[注31]

　　百多年来，自由主义虽为人们造成了法律的平等，却帮助资本主义更形成了经
济的不平等，这是极可恨的。没有经济的平等，其他的平等是假的，自由也每不是
真的。

　　这样，从对自由和权利的从新诠释出发，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就
一步步引出了平等和公道，后者成为他们理论体系中与自由和人权相提并论的重要
命题。

四、社会公道的原则

　　古典的自由主义理论，不是不讨论正义(justice)问题，但对他们而言，所谓
正义，只是维持一个由形式规则和程序所结合的整体，它提供一个法治的结构，每
个人在追求他们自身利益的时候，都受到这个结构的保护。法律的存在，不是用来
干预某些特殊的人的行动和选择，它只关心的是，在什么条件下，人们可以表达出
他们的喜好。正义并不关心这些喜好的结果。因而，贫穷、失业、经济不平等，被
排除在正义的视野之外。古典自由主义的正义观，可以说是一种"交换的正义"(
commutative justice)。[注32]
　　19世纪资本主义文明的危机，暴露了古典自由主义正义理论的问题。新自由主
义认为，由自由放任而自然产生的财富和其他社会资源的巨大不平等，并非是公道
的，必须经由一种有限的重新分配原则加以纠正。这样做不是要取消和削弱市场制
度，而是以此缓和放任所带来的社会后果。于是，正义理论由"交换的正义"发展为
"分配的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都几乎无一例外地接受了"分配的正义"观，他们在强调自由
的同时，也十分重视正义的问题。正义，在当时主要被表述为"社会公道"或"经济
平等"这样的说法，它成为中国自由主义理论中与自由同样重要的核心理念。早在
二0年代初，张君劢就明确地提出：[注33]

　　吾以直捷了当之语告国人：一国之生计组织，以公道为根本，此大原则也。--
-----社会公道与个人自由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者也。

　　如果说"个人自由"是政治领域的中心概念的话，那么"社会公道"和"经济平等"
就成为经济领域的主要目标。为什么社会公道是必须的？张君劢等所依据的，正是
西方新自由主义者边沁、密尔等的功利主义的原则，在他们看来，世界上一切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