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诗人荷尔德林写过这样一首诗:
如果生活纯属劳累
人还能举目仰望说:
我也甘于存在?是的!
只要善良,这种纯真,尚与人心同在,
人就不无欣喜
以神性度量自身。
……
充满劳绩,然而人诗意地,
栖居在这片大地上。
可见,宽慰、解脱痛苦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因为痛苦也是由多种多样的原因引起的。悲观厌世的人因为怕劳累甚至连善良、纯真都抛弃了。伊比鸠鲁的“四种药草”不也可以治病救人吗?“神不足惧,死不足忧,祸苦易忍,福乐易求”。
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上一辈的上一辈的上一辈……流传下来的一些为人处世的格言、民谚、歇后语非常具有腐蚀性:“识时务者为俊杰”,不知这话老子该负什么责任?它鼓励中国人向社会上抵抗力量最弱的方向走,不必抗争,已成为民族性格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真是殆害无穷。“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明明白白地教导人凡事要先为自家打算、盘算,当人们相互之间抱怨“公德”意识如此差劲,“敬业”精神如此淡薄时,难道老子就该袖手旁观?如果在商战中恪守“吃亏是福”、“凡事让三分”,那岂止是陪了夫人又折兵的问题,说不定还要将自个儿活生生的搭进去呢。鲁迅先生曾经比较过儒道两家的柔弱之道,他说:“老是尚柔的;……孔也尚柔,但孔以柔进取,而老却以柔退走。这关键,即在孔子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无大小,均不放松的实行者,在老子则是‘无为而无不为’的一事不做,徒作大言的空谈家。”(21)可谓一语中的。
也许有人会说我这是在苛求古人。老子他哪儿能考虑到你二千年后的人们会怎么想、怎么做?!而问题在我们这些后人从老子那儿汲取、继承了什么!必须认真反思这个问题。
看看林语堂从中读出了什么:“老子著作的《道德经》……它不仅教人以纵情放任,消极反抗,而且教人愚中之智,弱中之强,受辱的好处,隐藏的重要,有一条道德格言说‘不敢为天下先。’理由很简单:这样你就永远也不会暴露自己从而受到别人的攻击;你也就永远不会被打倒在地。据我所知,这是唯一已知的、讲无知与愚蠢是人生斗争最好伪装的理论,这个理论本身也是人类最高智慧的结晶。”(22)那么,反过来思考一下,你隐藏的目的恐怕还有一招,现时的装疯卖傻是为了等羽翼丰满,力量强大之后,再去攻击、打击报复对方,瞧瞧!多么阴险狠毒。显然老子并没有从终极意义化解强弱、愚智、宠辱等人生经验的是是非非。
话讲回来,我并不真正理解《老子》“原汁原味” 的——正宗的思想是什么?我所发的议论可能也是一知半解的“乱道”。仅仅一个“道”字就把古往今来的众多学子整得跟头把式的,许多人熬白了头也没有搞清楚是什么意思?如陈鼓应说:“有些地方,‘道’是形而上的实存者;有些地方,‘道’是指一种规律;有些地方,‘道’是指人生的一种准则、指标、或典范。”(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中华书局 1996年);,冯友兰先生认为道有两意义:“照其一意义,所谓道,是指一切事物所由以生成者。照其另一意义,所谓道是指对于一切事物所由以生成者底知识。一切事物所由以生成者,是不可思议不可言说底。”(23);更有人讲道是“大母神”。(萧兵 叶舒宪 《老子的文化解读》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3年)。
“一把辛酸泪,满纸荒唐言。”有时候我觉得老子非常“善良”,也许他是以他的狡黠方式劝戒人们在滚滚红尘应当“当心”、如何“保命”。就象汤一介先生所言:“老子说‘正言若反。’……他的思维方式就是从相反的方面、否定的反面、负的方面来表达他所要肯定的和建立的。”(24)老子说:“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他在提醒人们“金玉满堂”可能腐蚀人的灵魂,败坏人的道德,使人生活糜乱;也可能遭到别人的嫉妒抢夺,难以终生保持。人富贵以后,如不提高警惕,很容易滋长骄傲的情绪,从而招来各种祸患。这是否告诉我们贫穷是福?卑贱就安全?我们看到西方许多“金玉满堂”“富贵”的阔佬,平日生活素朴节俭,一副谦谦君子模样,一生中以举办各项慈善事业,赈济穷人灾民为荣。 功名、财货、生命都是人生所需要的,三者相比,哪一个更重要呢?老子曰:“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之孰病?甚爱必大贵,多藏必厚之。”这就是说,名利和生命相比,生命更重要。因为名利毕竟是身外之物,如果为了获得名与利而丧生,那就是舍本逐末了。有些学者津津乐道的也是老子这一“贵生、贵身”的思想。对于草荐人命的专制制度的统治者来讲,强调贵生可能对老百姓好过一点。可是,自由、尊严(名的一部分)与生命相比,哪一个更重要?有些人对西方绅士(十六——二十世纪初)为尊严而“决斗”的壮举,表示相当程度的不理解,“韩信能忍胯下之辱,为什么鸟屁尊严送命,实在不值得。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嘛。”每当听到这等议论,我就很感慨伏尔泰的一条著名原则:“您说的话我至死也不能同意一个字,但我要誓死捍卫您说每一个字的权利。”米兰·昆德拉说生命中不能忍受之轻的——就是人的自由、尊严、爱。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大声喊到:“我一再嘲笑过那些因为自己的爪子瘸了就自以为成了善人的懦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