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还远不是暴力的全部。如果你看到《一九八六年》里那个疯子自戕时的暴力幻想，是把自己当作了施虐者，把自己的身体假想成了另一个被虐者的身体，你就会知道，疯子的自戕玩的其实也是施虐和受虐的游戏，可见，暴力已经内在成了人的本能，以致每个人都潜在地具有了施暴的倾向；如果你还看到余华在进行这种暴力叙事时，多少有津津乐道和过于迷恋之嫌，甚至由此还多少有了话语暴力的迹象，那你就更会知道，暴力的发生绝不是一些个案，它其实渗透到了每一个人的思维之中，即便是暴力的批判者，也未必能够幸免。因此，肉体暴力的实质，最终一定指向它背后的精神暴力。余华警觉地看到这一点，并用与之相称的残酷话语为内心中的暴力划定了一个边界，应该说，余华是清醒而深刻的。是他，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第一个将人置于本能和形而下的层面进行观照，通过对肉体暴力的残酷书写，极端地揭示出人和世界的黑暗景象。余华所发现的，是一个卓越的人性限度，它为丰富当代文学对人的认识提供了新的参照。

　　同时，余华所敞开的世界，也是一个令人恐惧、不安而绝望的世界。他通过这些密不透风的暴力话语，触及到了新的真实，并把人类阴暗的内心解放了出来，从而让他们在黑暗的沉浮中享受恐惧和绝望的滋味。这个时候的余华，在叙述上是冷漠的，也是坚强的。他为了最大限度地将人性的深渊景象呈现在读者面前，甚至一度拒绝描摹符合事实框架的日常生活，以致我们在他的小说里几乎看不到常态的生活，一切都是非常态的。——《现实一种》里的家庭杀戮，《一九八六年》里的疯子自戕，《世事如烟》里飘忽的人物关系和宿命的人物命运，《古典爱情》里的吃人场面，《鲜血梅花》里的江湖恩怨，等等，这些在叙述上，从一开始就是虚拟的，也是极端的，你很难找到相似的现实与之相对应。很显然，余华会在这个时期决绝地离开当代生活的外表，转而奔向那些虚拟的现实场景，肯定是因为他的内心蕴藏着更重要的精神问题需要追问。这些精神问题又如此的尖锐，好像只有把它置于非常态的现实中，才能更好地将它里面的黑暗细节有效地逼示出来。在这点上，余华显得迫不及待，他仿佛与现实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只要一进入叙述，就急切地要将现实撕开，以露出它狰狞的面目。往往就在这个时候，余华的叙述也变得紧张起来，在这个紧张下面，余华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暴躁的现实，以及他那颗面对现实时暴躁的心。

　　真正让余华稍微平静下来的作品是他的第一个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这部小说一改余华以前那种暴戾、血腥的话语特征，节奏变得舒缓、忧伤起来，如同题目中的两个意象，“细雨”和“呼喊”，前者是温和的，后者是尖锐的。余华在这部小说中的叙述，一直纠缠在这两套话语系统之中，叙述者“我”的恐惧和战栗，也在这两套话语的隙缝中生长出来，中间还混杂着悲哀、绝望，以及因回忆而有的温馨。尽管这部小说仍旧延续了余华惯有的恐惧、绝望和人性险恶等主题，但过于激烈的血腥场面却已清理干净，小说的外表也不再是虚拟的非常态社会，故事就真实地发生在一个家庭和一个小镇上。之后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小说外表的真实性就更加明显。余华在叙述上绕了一圈之后，又回到了早期的叙述态度上——“对事实框架的模仿”，但同时多了简洁、质朴和沉着。

　　为什么《在细雨中呼喊》之后，余华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我想，最根本的，是余华对人和世界的理解，不再是单一的暴力、血腥和死亡的阴影，他的叙述中，多出了请求慰藉和渴想希望的维度。《在细雨中呼喊》里，是开头那个女人孤独而无依无靠的呼喊，以及对应答声音出现的期待；是记忆对现实的不安抚摸；是那些微不足道的温馨段落。《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里，余华对慰藉的请求，又发生了变化，不像《在细雨中呼喊》那样，是期待一个外面的、来自空旷雨夜的应答声来“平息她哭泣的声音”，而是发掘人里面固有的高尚、善良、乐观和幽默，来应对生活施加给人物的重担和眼泪。我们知道，写作《一九八六年》、《现实一种》等小说时，余华的视野里是几乎没有这些维度的，那个时候，余华笔下的人物多是在暴力和绝望中死去，而且还常常死因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