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实的层面进入价值的层面，对作家而言，他进入的其实是一个新的想象世界。只有二者的结合，才能够把事实带到深邃之中，因为事实后面还有事实。那些拘泥于事实世界而失去了价值想象的作家，最后的结局一定是被事实吞没；他的作品，也很快就会沦为生活的赝品。试想，有哪一个伟大的作家，不是同时向我们呈现事实世界和价值世界的双重景象呢？如果以此来观察今天的世界，那我们可以说，从事实上看，这是个所有的人都无法逃脱的苦难的世界；但从价值上看，这却是个有存在自觉的人均在受难、并因此而获救的世界。——谁都知道，能写出后一种世界景象的人，才有可能成为伟大的作家。遗憾的是，余华在这点上似乎有误区。他在自己的随笔集《我能否相信自己》的开篇就引用美国作家艾萨克·辛格教导自己的弟弟时说的一句话：“看法总是要陈旧过时，而事实永远不会陈旧过时。”并坦言自己被这话“深深吸引”。我想，这话从某一个角度上说是对的，但如果从终极意义上说，没有“看法”的“事实”也可能是一堆垃圾。以卡夫卡的小说为例，《变形记》中人变成甲虫这一“事实”，无论如何都是简陋而粗糙的，如果没有卡夫卡在这只甲虫身上寄寓的对这个世界的崭新“看法”，这个“事实”不会有任何意义；《饥饿艺术家》里的艺术家拒绝进食这个行动本身是“事实”，但他说“找不到适合自己胃口的食物”时，就是发表“看法”。——这个“看法”对小说太重要了；还有，《诉讼》中K被无端处决是“事实”，但他死后，卡夫卡接着说“耻辱却依然存于人间”，这同样是“看法”，而且是不可或缺的看法。在我看来，卡夫卡正是通过这些经典的“看法”影响他身后的作家们的。

　　相反，余华笔下的福贵和许三观，到最后，都成了盲目乐观的、对苦难已经麻木了的人，他们过的就是没有“看法”的人生——许三观后来倒是说了句“屌毛出得比眉毛晚，长得倒是比眉毛长”，这其实是一种不错的“看法”，但余华把它变成了一句牢骚；福贵年老时，内心淡漠，是个没有“看法”的人，他的眼中只有“事实”：“今天有庆、二喜耕了一亩，家珍、凤霞耕了也有七八分田，苦根还小都耕了半亩，你嘛，耕了多少我就不说了……”症结就在这里，余华为福贵、许三观安排了一大堆精心结撰的“事实”（丧亲和卖血的苦难），却惟独没有让他们成为有“看法”（通过受难与积极世界联系）的人，结果，存在的尊严、价值和光辉就无从建立起来，更不要说像卡夫卡那样将人物的生活与人类的根本境遇联结在一起了。而余华忙于在福贵和许三观身上堆积“事实”的结果，是将一种可能的生活彻底写死了，写成不可能的了（这也就是马原为什么说《许三观卖血记》“把个好故事写成了寓言”（30）的缘故）；因着福贵和许三观对自己的生存没有了任何“看法”，读完小说之后，我们对他们俩也就失去了任何想象的空间。——他们不过是两个在苦难面前丧失了存在自觉的老人，一个对着一头老牛说着傻话（福贵），一个则因血卖不出去了而在大街上痛哭（许三观）；在他们身后，更内在的存在真相其实是缄默的。

　　——这就是我所理解的余华。我在这里，写下了对他的热爱和苛求（因为余华是我最喜爱的作家之一），也写下了对他所面临的写作困难的大胆猜测。

　　2001年10月22日

　　注释：

　　（1）（2）（3）（4）（5）（6）（11）（13）（19）（20）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第222页，154页，168—169页，152页，171页，162页，149—150页，147页，第146页，第138页，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7）余华：《一九八六年》，《现实一种》，第151—152页，新世界出版社1999年版。

　　（8）（9）（10）汉娜·阿伦特：《关于暴力的思考》，罗伯特·希尔福特、芭芭拉·爱泼斯坦编：《一个战时的审美主义者》，第34页，第24页，第15—16页，高红、乐晓飞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