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晁补之的散文创作数量丰富，成就也较为突出。现存70卷《鸡肋集》，表、笺、杂文、史评等各类文体就有47卷687篇[27]。除去公文性质的奏、状、表、笺和宗教性质的释氏赞、疏外，其他文体不乏粲然可观之作。其中又以议论文最为时人看重，苏轼说他“博辩俊伟，绝人远甚”（《东坡全集》卷三十四《晁君成诗集叙》），黄庭坚赞他“文章落落映晁董”（《山谷集》外集卷一《次韵无咎阎子常携琴入村》），张耒说他“晁论峥嵘走金玉”（《赠李德载二首》其二），李昭玘说他“辨博俊敏，下笔辄数千言，纡余卓荦，驰肆揫敛，各尽其妙”（《乐静集》卷十《上眉阳先生》），吴曾也认为苏门四学士中“长于议论”的是晁补之与秦观（《能改斋漫录》卷十一“四客各有所长”条）。可见，精擅议论确实是晁补之散文的重要特点。
晁补之的议论文，涵盖了他散文创作的大部分体裁。他有政论58篇（含策问55篇），其中《上皇帝论北事书》以洋洋万余言的篇幅，畅言对辽方略，气势淋漓。《上皇帝安南罪言》详言征讨交趾之法，“议者以为通达世务”（《宋史》卷四百四十四）。黄庭坚称赞“《安南罪言》，天辩纵横”（《山谷集》外集卷九《书韦深道诸帖》）。《河议》旁征博引，阐述治河以疏为主、以塞为辅的观点。这三篇文章字数均超过五千言，是他政论文的代表作。55篇策问，虽然篇幅较短，但策问是一种政务的咨询，如何发问本身就反映出问者的识见水平，况且宋代策问一般都是以“论”带问，即先阐述自己的观点和论据，然后发问，因此策问可以看作一种短小的论文。补之的策问范围很广，涉及政治、经济、军事、伦理、学术等各种社会问题的处理，反映出作者对政务的熟悉。其形式也多种多样，有时篇首即“问”，有时“问”在篇中，有时“问”在篇尾，有时还连续发问，相当灵活。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策问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有些甚至互相矛盾，如他一方面对完全复古不以为然，以为“论礼乐，则虽制作设施小不备，而中和之用在人者犹是也。革而化之，借使先王未之有者，便则为用，其谁曰不然？”（卷三十七策问第十三条）一方面又提倡严守古礼，以为“诵先王之言，而服今之服，用今之器，杂委巷之说相与次，且龃龉于其间，然且安之，不亦鄙而可怜哉？”（卷三十七策问第十九条）其中原因之一是作者前后思想和认识可能会发生变化，原因之二是这些策问可能只是作者的习作，并不一定代表他的真正思想。
补之另有《史评》十一卷，是他阅读《左传》、《汉书》、《旧唐书》、《新五代史》时的随感录，抉择各类问题224条，一一剖析，文字虽短，但确能抓住问题要害，辩答无碍，奇警动人。如他针对《旧唐书·李密传》赞中“不取伯当之言，遂及桃林之祸”两句话评曰：
初密归朝不得志，复谋叛，王伯当止之，不从，竟败死。密雄杰，虽无帝王度，然终非事人者也。项羽不肯渡乌江而王，密肯为光禄卿奉朝请而已哉？使密能忍志事唐，唐亦能终容之否乎？史臣之论非也。
李密本非屈人之下者，况且纵使他真心归唐，唐也必然会找借口除掉这个有威胁的枭雄，这从李密降唐后只“拜光禄卿封邢国公”（《旧唐书·李密传》），而旧部却多高官厚禄即可见唐廷对李密的分化防范之意。补之富于史才，对政治的反复无情看得很清楚，这段评语从主客观两方面冷静剖析了李密真正的致死之因，识见高卓，非为奇而奇的翻案文章可比。
晁补之不仅诗词文赋俱佳，还妙解音律，通晓书画，因此他的散文，有不少谈文论艺之作。如《捕鱼图序》论及诗画的互补作用，《跋董元画》提出学画贵在“师心而不蹈迹”，《跋化度寺碑后》指出“专心于是学”对研习书法的重要性，《离骚新序》、《续楚辞序》、《变离骚序》对楚辞的特点、流变、分类作了系统研究，《书鲁直题高求父扬清亭诗后》论及人品与文品的关系，《海陵集序》论及文学的超功利性。《汴都赋序》论经、赋的不同风格，说六经之辞“始于详说而后终之以说约”，故贵要言不烦；文赋之辞“常欲人博闻而微解”，故贵侈丽闳衍。文章还对琐碎解经之士作了嘲讽：“补之窃怪比来进士，举有司者说五经，皆喜为华叶波澜，说一至百千语不能休，曰不如是旨不白，然卒不白。”笔法十分幽默。《石远叔集序》对影响创作风格的具体条件作了阐述：
文章视其一时风声气俗所为，而巧拙则存乎人，亦其所养有薄厚。故激扬沈抑，或侈或廉，秾纤不同，各有态度，常随其人性情；刚柔、静躁、辩讷，虽甚爱悦，其致不能以相传。
文章风格虽受时代风气影响，但更重要的取决于个性气质及其修养厚薄，风格的不同，虽然是知己好友，其精微处也难以相传。补之的这段话，道出了文艺创作个性的成因及特点。以上这些对文艺的精辟见解，在宋代文艺理论史上自当占有一席之地。
除了政论、史评、文艺理论外，补之还有数量不少的题、跋、记、序、书、论、说、辨等，论及社会生活诸领域。《跋东坡所记漳守柯述异鹊事后》借漳州异鹊来集之事述“政以得民心为本”之理，并从反面着笔，认为“吏无爱物之诚，民心不附之，虽凤凰下、嘉禾生，诸难致之物毕至，非祥也。”议论深刻，发人深省。补之的28篇题、跋里，大多贯串着体道扶教的精神，如毛晋所云：“绝无轻浮之调。”[28]《学说》一文，先正面引《礼记》的“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和《孟子》的“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推出“天下岂有不习而能察者哉”的论点，然后举野人献芹、百工众技之例，指出纵然习之亦未必真知其味其道，而况于不习乎？这就比《礼记》、《孟子》所讲深化了一步。作者至此意犹未尽，笔锋一转，又云：
或曰：“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而饮食人所甘，似不类。”夫以人之所甘者，弗食犹不知其旨，而道又淡而难好，则不知者不其愈多乎？然终犹是也，病弗学耳。学而入之，安知其淡乎？
针对无形无味的抽象之“道”与有形有色的具体之“饮食”是否可以类比的质疑，补之迂回进入，先站在对方立场上讲饮食之甘“弗食犹不知其旨”，“道又淡而难好”，不学就更无望知之。他没有正面回答“道”与“饮食”是否可以类比的问题，只是在强调实践学习的基础上以反问作结：“学而入之，安知其淡乎？”实际上是在又一次强调实践学习的同时否定了前面的质疑。整篇文章不足五百字，却从四个不同层面论证了学习的重要性，展现出补之善于议论的特点。《杜舆子师名字序》一文中的杜舆，字子师，从苏轼问学，苏轼以为：“能载而后可与言舆，能众而后可以言师，夫能载则能众矣，故舆有师义。”（《鸡肋集》卷三十五《杜舆子师名字序》）所以为杜取名舆字子师。补之根据苏轼寓意推阐发挥，纵横驰骋，苏轼看后十分满意，又专门写了《书晁无咎所作〈杜舆子师字说〉后》（《东坡全集》卷九十三），称自己所作“其文约，其义近，不足以发夫人之志；若无咎者，可谓富于言而妙于理者也”。《上吕相公书》是元祐初年补之写给右仆射门下侍郎吕公著的，说明为政当“大而有容、缓而不迫”的道理。文章引经据典，层层推进，正反论说，逻辑缜密，观点鲜明却劲气内敛，颇有说服力。
（二）
补之议论文虽然数量最多，也最获宋人赞誉，但在后代文学接受史上，却以《七述》、《新城游北山记》等少数几篇记述体写景散文影响最大。文学艺术毕竟要讲形象、讲美感才易感发人心。他的《七述》作于少年时代，虽非思精理深，却引物连类，穷究情状，将杭州山川人物之雄秀奇丽、夸靡饶阜尽展笔端。《新城游北山记》以峭刻峻洁的笔法层层渲染了浙江新城（今富阳县西南）北山的幽深景象，是传诵千古的名篇：
去新城之北三十里，山渐深，草木泉石渐幽。初犹骑行石齿间，旁皆大松，曲者如盖，直者如幢，立者如人，卧者如虬。松下草间有泉，沮洳伏见；堕石井，铿然而鸣。松间藤数十尺，蜿蜒如大蚖。其上有鸟，黑如鸲鹆，赤冠长喙，俯而啄，磔然有声。稍西，一峰高绝，有溪介然，仅可步。系马石觜，相扶携而上。篁筿仰不见日，如四五里，乃闻鸡声。有僧布袍蹑履来迎，与之语，愕而顾，如麋鹿不可接。
顶有屋数十间，曲折依崖壁为栏楯，如蜗鼠缭绕乃得出。门牖相值。既坐，山风飒然而至，堂殿铃铎皆鸣。二三子相顾而惊，不知身之在何境也。且暮，皆宿。于时九月，天高露清，山空月明。仰视星斗，皆光大，如适在人上。窗间竹数十竿相摩戛，声切切不已。竹间梅棕[29]，森然如鬼魅离立突鬓之状。二三子又相顾魄动而不得寐。迟明，皆去。
既还家，数日犹恍惚若有遇，因追记之。后不复到，然往往想见其事也。
这是补之青年时代的作品，首段总叙沿路情景，“渐深”、“渐幽”两句中的“渐”字用得准确，符合登山所见。所写松、泉、藤、鸟、竹、僧，无不浸以“深”、“幽”色调，僧“如麋鹿不可接”，正说明此处隔绝人世已久。第二段写僧居结构及住宿闻见。僧居曲折幽暗，行如蜗鼠；风动殿铃，不知声来何处；山空月明，星斗近人，梅棕之影如鬼魅乱发，一片诡谲之气，竟不知身处何境。末段写归家后此景久难忘怀，突出感觉和刺激的强烈。全篇以“深”、“幽”为线索，用比喻乃至博喻与白描交织的手法描状人物景色，使其透出神秘幽冷气息，让人如临其境。
像《新城游北山记》这样以摹景为主体的散文在《鸡肋集》中极为罕见，补之的记述体散文大多表现为叙议结合，景理互摄。这也是宋代记体散文的一大特点，即由唐代的以写景状物为主，多作客观、静态的记述，“一变而为以人为主，将强烈的主观意识纳入其中。”[30]如《潜斋记》、《拱翠堂记》皆先景后议，借景表达自己志趣情怀。《清美堂记》通篇由溪神、柳子厚、王景亮、作者的辨答议论组成，王景亮的议论里虽然有大段景致出现，却是为了更好地说明作者的观点：
（王景亮曰）汶之阳，卢泉之上，其南大泽，其土腴，其生物夥而可悦。筑圃而居之，为堂，以临卢泉，而挹北山。取其所谓甚清且美者合而名余堂。卢泉之上多杨柳茂木，可休而坐，钓鱼以忘老，杖而望北山，云气之浮游可接也。其前冈阜陂隰，摧嗺而湠漫，青齐之往来者，岐路迤靡。牛羊麦禾，膏野极望，鸣鹳鹤而下凫雁也。余又种花其旁为锦堤，凿堂之东西为池，植柏其塘，以达于门。为径为台，为庵为亭，以出眺而入息，以与宾客坐而谈笑为乐。丛竹杂果，奇石异草，凡物之清且美而可悦者甚众也。独泉乎哉？且物之清，惟其自然，宜不以人之所处要地僻壤改其度也。然世之人出入乎官府，而往来乎廛市者，朱墨伧攘之与居，米盐喧啾之与曹，虽有物境可以澄耳目而旷心意者，不暇一接，则物虽不以要地僻壤所处者改其度，而自人观之异矣。……补之曰：“嗟乎！昔之君子，进则急于功名，不暇择当否；退而怼不逢，则诬溪谷草木以自解脱，岂不过甚矣乎。若景亮，进不干时，退而处其常，斯可矣。”
景自是景，人自是人，景之清美在自然，不曾因人而改变本质。不同的人观览景物之所以会有差异，在于将景物作为心境的附庸，这是“诬溪谷草木以自解脱”的过分之举。只有不以得失进退萦怀，始能领略真实的清美境界。文章景中寓理，理以景出，避免了议论的枯燥。由于补之善写山川林木，尽管这些文章目的在于议论，但给人留下鲜明印象的仍是其中的自然景物。如《金乡张氏重修园亭记》本意是赞美张大方能修先人之业，复先人之园，然而读后令人难以忘怀的却是对废园景致的描绘：
元符中，余南归，始自巨野迁此邑。并岭行沟上，秋稼离离，雉惊起马前，馆无遗址，桃李不复在，独两老桧离立榖垄间。风雨摧剥，苍皮白枝，龙虎躩拏而上数十尺，道衍隰而来未见也。下马半岭，北望南武、七星诸山，或断或续，屏列远陆如画。其南数百凫雁飞集，鸣唼声回。望白水明灭桑野间，意甚乐之。顺途而咏，吾居不可以易此也。因买田筑室，距百步，时时至其地，扪桧坐石，至于日入，怅然惜两公之迹将泯，而恨无逸之不复见也。
张氏园林约起于仁宗天圣前后，“佳木异卉，错置竹万竿，出郭门而望，蓊然秀色横野。”然而七十多年后，晁补之再经此园，却是秋稼离离，雉惊马前，馆无遗址，桃李不存，只有见证过昔日繁华的两棵老桧萧然立于荒芜之中，然而桧虽在而人已去，废园里藏着人世沧桑，“扪桧坐石”的诗人，心里涌起的是无悔的洒脱还是生命的悲情？废园形象竟有如此复杂的内蕴。再如《照碧堂记》先叙照碧堂的地理环境之胜，复叙建堂经过及照碧堂周围人文景观，引发作者忠愤之思，再写栏外清朗之景，生发哀乐随命的爽豁情怀。其中写栏外之景尤为出色：
拊槛极目，天垂野尽，意若遐骛太空者。花明草熏，百物媚妩，湖光弥漫，飞射堂栋。长夏畏日，坐见风雨自堤而来，水波纷纭，柳摇而荷靡，鸥鸟尽舞，客顾而嬉，翛然不能去，盖不独道都来者以为胜。虽餍于吴楚登览之乐者，度淮而北，则不复有，至此亦踌躇相羊而喜矣。
天高野阔，花明草熏，湖光水波，柳荷鸥鸟，远景近景，美不胜收。照碧堂位于河南商丘，曾肇修于元祐六年。补之于哲宗绍圣二年（1095）降应天府通判，曾游此堂，后两人同供职史馆，曾肇嘱补之为照碧堂作记，补之遂于建中靖国元年出知河中府时记之。补之写自然景色的文章及段落虽少，但偶一为之，绘声绘色，生动逼真，便有笔补造化之妙。
（三）
补之还有约60篇左右的人物传记，其中墓表、墓志占了52篇，另外几篇散见于传、行状、题跋中。人物传记发展到宋代，不仅描写对象更为灵活广泛，而且突出了文学性、伦理性和作者的主观色彩。补之的《通直郎充德清军使兼知澶州清丰县事魏君墓志铭》就综合展现了这一特点：
余顷为澶州司户参军，以事至德清，过军使魏君。相与语甚欢，饮辄醉不能起。方午，吏抱牍趍庑，闭户去。庭中虚无人，风至，叶翻然堕，有鸟集其庭。旁睨其几案，文字秩秩，私太息以为能。
后予教授北京国子监，去德清不远，书数至，余知其于余厚也。居无何，君感疾，卒。其孤深状君之行事，来告曰：“将葬，无以铭。”为之出涕，叙其语归之。
君讳通，字择之，族魏氏世家平原，曾祖象、祖超、考可法皆不仕。君生五岁，能诵书，日数千言。十四岁以《尚书》中第，为寿州寿春、沧州清池、石州离石尉，广安军恩州判官，擢大理丞、知武强县，迁太子中舍、充德清军使，兼知清丰县，改通直郎。盖初以阶易官也。其佐寿春，能察盗，盗不敢肆，得盗当赏，不自列，人以为廉。其在广安门，卒杀犯关者，或当之死，独争宜不死，比闻于朝，果不死，人以为平。于清池、离石，如寿春。于恩州，如广安，而滋有声。尝忤使者意，使者督过之，君不屈，乃更知君，人以为直。其在武强、德清，号难治，独从容不迫。其治，长于发奸而爱平民，故民乐之，当路者以为才。数言于上，且显矣，而君卒。元丰五年十二月二日也，享年五十有二。
其为人短小鸢肩，面黧黑，目视有光，眉间骨隐起，异于人。喜宾客，稍有，则以买田赒族人。娶刘氏，平原县君。七男子，泳、洙、深，四[31]蚤卒。深以君卒之明年八月壬申，葬于安德县击壤乡之原。
铭曰：十五入官，五十而死，能乎如彼施如此，墓门有石慰其子。
墓志本是一种实用性文体，有着较为固定的格式。与史传的直书善恶相比，墓志却要顺应人情需要，择美隐恶，很容易导致“谀墓”现象的出现。为了表示并无虚美之言，补之此文先以自己亲身经历开篇，证实魏通才能。这段写得如诗如画，境象清幽。第二段记志铭缘由，是过渡笔法。第三段转为他者视角，从他人眼中，见出魏通的政治才干：“廉”、“平”、“直”、“才”。句法简炼，层次井然。第四段补写魏通外貌的奇特和为人的慷慨好义。整篇文章章法自由灵活，写得神完气足，将魏通这一平民出身的低级官员形象表现得形神兼备，生动丰满。
补之笔下的传主多为宋代中下级官员，难免以吏治政绩、伦理教化为文章描写的中心，但补之本人宁屈于身而不屈于志，不屑苟且富贵，因此特别留意人物的操行气节，他笔下人物常常寄托着自己的理想和追求，成为其传记文的一大特色。看《朝奉大夫常君墓志铭》中对常谔臣的描写：
君为人刚洁，乐善嫉恶，出于天性，然其归忠厚。尝读尚书张乖崖公《谈录》，抵卷曰：“是皆吾所力能者，吾不用耳。”遇人贵贱殊绝，无低昂亲疏意，然未尝一言求于人。元祐中丞相刘公挚、左丞梁公焘皆尝遣人致君、且用之，君闻命辄避去。后哲宗召对便殿曰：“卿何从识许将、黄履？”君方知为二公所荐也。徐进曰：“臣老，不足为陛下用矣！”因罢去。
虽然刘挚、梁焘、黄履、许将等宰执大臣先后荐举，帝王亲自召见，但常谔臣感觉不能真正实现抱负，还是放弃了飞黄腾达的机会，这种淡视功名富贵的襟怀令人肃然起敬。再如《夔州录事参军江君墓志铭》的墓主江朴深通礼学，很受王安石赏识，然而“以书论事不合，……君亦自绝去”，并不借机钻营。《苏门居士胡君墓志铭》的墓主胡戢因朝廷废词赋，而以新经义取士，遂曰：“此非吾所传于师而能者也。”结果终身不仕。《书陈洎事后》写陈洎任开封府功曹参军时有章献太后族人杖老卒死，陈洎奉命验尸，吏人惧太后威势，劝以病死闻，陈洎怒曰：“此卒冤死，待我而申，尔曹依违惧祸，法不尔赦。”自实其状上奏。气节凛然，令人感奋。
补之笔下传主相当部分是其家族亲人，约占其传记文总量的四分之一强。这类文章由于作者与传主相对熟悉，且有血缘亲情，故而感情真挚深沉。如《寿安县太君公孙氏行状》中云：“补之于夫人实从孙，自始读书，夫人爱之，诸父曰：‘汝当状夫人之行。’补之涕泣……。”公孙氏是晁仲参妻，于补之为从祖母，她看到补之知道读书而“爱之”，怎么爱？补之没写，但由下句诸父曰：“汝当状夫人之行”的话就可推知公孙氏对补之恩情深厚，不然，公孙氏儿孙俱在，哪里轮到他这个从孙来写行状呢？简短几句话，就将长辈对儿孙读书的喜爱和期待，晚辈对长辈的追忆和感怀都写了出来。《晁夫人墓志铭》的墓主晁静是补之二姐，补之不仅写了她治家井井有条，还写出她相夫的具体行为：“司理君（叶助）豪迈不苟合，数举有司见抑，有不遇叹。夫人辄酌酒饮之，陈义甚高，则矍然起曰：‘能如是乎？吾可不愧。’故穷居十年，终不以不合于有司，变其业以求合，夫人助之也。”晁静的贤惠明达通过“酌酒饮之”、“陈义甚高”两个细节突出表现出来。《进士杜君墓志铭》的墓主杜宽伯是补之妻弟，年十九而夭，临终，“补之入视，挽补之衣泣曰：‘恨不与吾姊别。’补之悲之。”“挽”、“泣”二字，包含着多少对生命的渴望和对亲人的留恋，不仅补之悲之，稍有生离死别经验的人恐怕都会悲之。补之善写亲情的才能，在他的传记文里也表现出来。阅读这些传记，仿佛就是在阅读补之的心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