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晁氏文人个案研究之一：晁补之

    晁补之（1053—1110），字无咎，晚号归来子，济州巨野（今属山东省）人。早岁随父宦游，弱冠之年即作《七述》备述钱塘山川风物秀丽，使苏轼叹息：“吾可以搁笔矣。”[1]父逝后奉母归耕，衣食困窘。元丰二年（1079）举进士，冬，调澶州司户参军，改充北京国子监教授。元丰八年（1085）除太学正。元祐元年（1086）试学士院，除秘书省正字。元祐五年（1090）迁校书郎，因俸薄难以养亲乞外任，岁末，得以秘阁校理通判扬州。元祐八年（1093），回京师任著作佐郎，再迁秘书丞。绍圣元年（1094）六月，出知齐州。绍圣二年（1095）坐修《神宗实录》失实，降应天府通判，又改通判亳州。绍圣四年（1097），党论起，贬处州（今浙江丽水）监盐酒税，赴任途中丁母忧，服丧家居，迁居金乡城东。元符二年（1099）服除，改监信州（今江西上饶）盐酒税。元符三年（1100）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还朝任尚书礼部员外郎、哲宗实录院检讨官，复改神宗国史编修官，又除吏部郎中，八月，出知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崇宁元年（1102）改知湖州（今浙江吴兴），九月入元祐党籍。崇宁二年（1103）免官回金乡闲居。大观四年（1110）知泗州（今安徽泗县），以疾卒。

    在“苏门四学士”中，晁补之最早受知于苏轼，受其影响最深，亦兼擅诗、词、文、赋、绘画及文艺理论，文艺诸方面发展均衡，这点很像苏轼，但他在各方面都没有跻身大家行列。反而不如黄庭坚的诗、秦观的词能够卓然成一大家。虽然如此，晁补之作为“苏门四学士”中的一员，本身就值得人们关注，他的词论和对楚辞的研究，在文学史上也具有重要地位，何况他只是与苏轼这样的天才相比份量见轻，与时人比较，他在文艺各方面的成就其实相当出色。

    由于宋代文人普遍崇文重学，博识多能，因此研究宋代文学，需要有广博的知识作为基础，否则难以对研究对象作出全面的把握。长期以来，人们对于晁补之的研究投入力量并不均衡，在他的家世、生平、著述、词作、词论等方面研究成果较多，而对于足以代表其文学成就的诗、文却乏人问津。本文对他人所言已多而自己又无新见的部分以“研究述论”方式作一总体鸟瞰，而对于他人所涉不多的五古及散文则分列单节予以论述。

    一 晁补之研究述论

（一）

    一般而言，研究一个文学家及其文学成就，“知人论世”是很重要的，只有对他身处的时代大环境和家族小环境，以及他个人成长的经历和心理发展、性格变化有较全面细致的把握，作为这个人的独特形象才能从历史材料中跃然而起，栩栩而出。

    晁补之所处的时代，是北宋的中后期，这是一个文化高度发达，党争也日益激烈的时代。士大夫由政见相左逐渐演化为意气用事，新旧党之间互相倾轧，新旧党各自的内部也矛盾重重，党祸文祸，此伏彼起，看似繁华的盛世下有种种可见和不可见的危机。文人处于斯世，大体都有放逐与回归的交替生活经验，心态上也有着主体意识高扬和压抑的不同表现，这一点，沈松勤的《北宋文人与党争》（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版），萧庆伟的《北宋新旧党争与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6月版）有较详细的论述。

    晁补之的家世和交游，颇具代表性。晁家是宋代典型的一个官僚家族，与吕氏家族并称中原两大世家。从十世纪至十三世纪，有据可考者绵延十代之久，至晁补之时家族成员已达五百余人[2]，以至外人很难准确理清他们的世系传承。晁补之的高叔祖晁迥曾官翰林学士承旨，以太子少傅致仕，在真宗一朝声名极盛，以至补之的好友张耒和《宋史》都将晁迥误认为是补之的高祖。这个错误清人多有考辨，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宋史》条即有辨正，考出补之乃晁迪之后。清代劳格《读书杂识》卷九更列出宋代晁氏九代世系共118人，且列出资料出处，纲目清晰，晁氏世系大体得以呈现。二十世纪以来，对晁氏家族世系考辨最力者当推王德毅的《宋代澶州晁氏族系考》（文载《刘子健博士颂寿宋史研究论集》第21—28页，日本同朋舍1989年版），该文对晁氏姓源及宋代晁氏流变做了较为详实的考证，并附以晁佺一系十代世系表，让人一目了然。后来，美国汉学家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刘宁据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载有《晁氏家谱》及《南北宋时期的晁氏家族》，补充了王文的不足，并尽量列出家族成员的生卒年月和官品婚娶等。但王文重在说明思想文化传统对家族延续的重要性，包弼德之文则重在说明成为地方精英才是巩固家族地位的重要保证。罗凤珠的《晁补之及其文学研究》（台湾乐学书局1998年）不仅载有“晁补之家族世表”，还对晁氏家族及其姻亲师友分别考辨和附表。第三章第四节“晁补之师友对晁补之的影响”详列了补之与师友之间的交往，使晁补之的家世交游情况变得更加清晰。近人对于晁补之世系及交游的研究，尚有刘焕阳《晁补之世系考辨》（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和《晁补之与苏轼交游考》（《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孔凡礼《晁补之的家世和早期事迹》（原载《文史》第47辑，后收入《孔凡礼古典文学论集》，学苑出版社1999年1月版），虽有讹误，亦有助益。二十世纪初期，晁氏世系的考辨有了进一步发展，笔者的博士论文《宋代晁氏家族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4年）和何新所的博士论文《宋代昭德晁氏家族研究》（南京大学2004年）以及刘焕阳的《宋代晁氏家族及其文献研究》（齐鲁书社2004年），分别在前辈时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考出晁氏人物200余位。笔者的《晁说之研究》（学苑出版社2005年），根据《晁氏家乘》、《六安晁氏支谱》等，考述晁氏人物近400人。

    另外，崔铭的《苏门研究——苏轼与苏门四学士前期交游》（复旦大学2000年博士论文）和马东瑶的《苏门六君子研究》（北京大学2002年博士论文，2005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也值得关注。前者论晁补之与苏轼交游时根据现代心理学观点，认为晁补之拜师苏轼时年仅20，思想观念尚未完全成熟、稳定，容易偏爱强权理论，没能分辨清楚当时各大学派间学术上的巨大分歧与政治上的尖锐对立，对苏轼的思想缺乏一种真正的理解和把握。晁补之初次上书苏轼，因主张王学的“一道德以同俗”，而未被苏轼接纳，但是，他很快再次上书，对苏轼文风作了恰切评价，凭着良好的文学素养与艺术感悟，终于成为文学史上著名的“苏门四学士”之一[3]。后者通过苏轼与六君子之间的交游，重点分析体现“交流”特点的唱和诗词来探讨其文艺思想与创作特色的形成；通过还原当时情境，重现苏轼与六君子对于对方的印象，以探讨文章之美和君子之德是吸引他们走近对方的原因；通过文学家与理学家的同异，来探讨六君子的文学既在“平淡”的追求上体现出与理学家的共同性，又在戏谑之语与侧艳之辞的写作上体现出文学家的独特性；通过南宋统治阶级上层“最爱元祐”的文学倾向，洛蜀会同所带来的宽松的发展环境，探讨六君子的典范化过程，选取角度巧妙。两本论文都将个体研究与群体研究进而与时代氛围结合起来，其中关涉到晁补之的部分，给人不少启发。有关晁补之与苏门关系的论文，尚有杨胜宽的《宗骚与慕陶：苏门学士之一晁补之论》（《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他认为晁补之与苏轼交往的基础在于两人都将文学作为终身追求的事业，并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观念和政治理想，以及对楚骚文化和陶渊明诗歌的共同爱好。

    晁补之生平的研究，也有不少论著，仅年谱就有四种，分别是：易朝志《晁补之年谱简编》（《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刘乃昌、杨庆存《晁补之年谱》（见《晁氏琴趣外篇·晁叔用词》附录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2月版），乔力著《晁补之年谱简编》（见《晁补之词编年笺注》附录，齐鲁书社1992年3月版），刘少雄《晁补之年谱》（《中国文哲研究通讯》1996年第6卷第2期），四谱得失，罗凤珠《晁补之及其文学研究》第二章曾作有“晁补之四家年谱比较表”，沈耀峰《晁补之研究综述》（《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也比较了前三种年谱的不同，此不赘述。另外，考辨晁补之生平的文章还有刘焕阳的《晁补之生平叙论》（《烟台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乔力《晁补之三事考辨》（《山东社会科学》1989年第6期），周小兵《苏轼书简中所论“晁君骚辞”之“晁君”考辨》（《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1年第2期）等文。刘文将晁补之一生分为“读书与漫游”（1053—1079）”、“仕宦生涯（1079—1102）”和“闲居田园（1102—1110）”三个时期，认为不同时期的生活经历带来晁补之心态的变化，即“读书与漫游”时期的交游经历形成了晁补之的豪迈气质，而艰辛的生活经历又使其豪迈中掺入凄苦悲凉；“仕宦生涯”的坎坷遭遇则形成了其幽怨孤愤的艺术风格；“闲居田园”虽然避免了“顛沛流转”，但却别具“一份酸楚绝望的滋味”。由于作者长期关注晁补之，发表过系列研究文章，对晁补之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因此所论较为平允。乔文主要考辨补之的外任情况，考出补之曾知齐州、知河中府、知湖州、知泗州，辨清《宋史》记载补之知密州、果州、监泗州酒税等误传，其《年谱》亦持此说。周文根据《邵氏闻见后录》、《郡斋读书志》、《嘉州开州志》等文献，指出苏轼书简中所论“晁君骚辞”之“晁君”应为晁载之，而非补之。周义敢《苏门四学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引苏轼此论说补之“好奇务深”之弊，崔铭《苏门研究》亦沿其误，《宋文纪事》卷58亦认为苏轼“晁君骚辞”之说是论补之。周文这一辨误无疑是很有价值的。

    正是借助这些论著，我们才确信晁补之高祖为晁迪，曾祖为晁宗简，祖父为晁仲偃，父亲为晁端友。才较为详细和准确地了解了晁补之生平的状况。才知道了他与苏门文人、同文馆诸公以及诸多亲友诗酒唱和的具体情形。因此从总体上说，虽然以上研究还多属于传统成果的提高，并非突破和创新，但其价值意义仍然不容否认。

（二）

    弄清了一个人所处的时代环境和个人成长经历，还只是完成了对其文学成就外围条件的考察，接下来的一步，还要对他传世作品进行文献学的整理，为研究其文学提供一个可信的根据。

    晁补之生前“著述甚富”（晁谦之《鸡肋集》后跋），但因党争、文禁和时代变迁，散失严重。刘焕阳《晁补之著述考略》（《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考订补之著作有《鸡肋集》、《晁补之集》、《济北文粹》、《无咎题跋》、《缗城集》、《四学士集》、《苏门六君子集》、《苏门六君子文粹》、《左氏春秋传杂论》、《广象戏图》、《洪范五行说》、《重编楚辞》、《续楚辞》、《变离骚》、《晁无咎词》（琴趣外篇）、《骳骫说》等十六种著作。而今日所常见者，仅有其族弟谦之所编诗文集《鸡肋集》七十卷和明人吴昌绶影宋刊本《琴趣外篇》六卷。

    《鸡肋集》在《宋史·艺文志》中著录为“一百卷”，该本已不可考，现存七十卷本系补之族弟谦之于绍兴七年十一月编次付梓，收录古赋、骚辞二十三篇，古律六百三十五首[4]，表、启、杂文、史评六百九十三篇。晁补之的全集尚无点校整理本公开问世，但并不是说学界没人从事这项工作，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叶，关立勋（北京语言大学）和吴炜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两位先生就点校整理出了晁补之的诗、词、文合集，并附以佚诗、佚词和佚文，命名为《晁补之集》[5]。

    此本为晁补之作品全集，全书编辑顺序和校勘版本分别为：

    保存《鸡肋集》，作为一至七十卷，以明崇祯八年顾凝远诗瘦阁刻本为底本，校以明光泽堂抄本、涵芬楼藏明抄本和《苏门文君子文粹·济北集》。参校本有四：（1）《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宋魏齐贤、叶棻辑，宋刻本，107卷，中收晁文三十一篇；（2）《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南宋庆元三年书隐斋刻本，二百卷（今存197卷），中收晁文二十九篇；（3）《左传》、《汉书》、《旧唐书》、《新五代史》等（晁书共引而议论各书计224条）；（4）《同文馆唱和诗》、《坡门酬唱集》。

    以《琴趣外篇》续其后，为七十一至七十六卷，底本用吴昌绶双照楼影刊本（1981年中国书店合刊本《影刊宋金元明本词》，收晁词157首），校本三种：《乐府雅词》，南宋曾悎编，涵芬楼影印旧钞本，收晁词三十六首；《宋六十名家词》，明毛晋辑，上海中华书局据汲古阁本刊印，收晁词六卷154首；《全宋词》，今人唐圭璋编，收晁词一百六十七首[6]。

    以所辑佚文及佚词、佚诗附后，分别为七十七、七十八卷。佚文共得十三篇，《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所载十二篇皆为祝寿疏，孤本无校；《论词》一文原载《复斋漫录》，关、吴本辑自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以《诗人玉屑》、《能改斋漫录》校之。佚词辑得十九首。其中八首辑自《乐府雅词》（四部丛刊本），四首辑自陈景圻《全芳备祖》（四库全书本）。十九首中，有六首同载二书，均作校勘。佚诗共四首。三首辑自《同文馆唱和诗》，一首辑自张耒《柯山集》。《同文馆唱和诗》为北宋邓忠臣所编哲宗元祐时期同文馆同舍共十一人的唱和之作，包括邓忠臣、张耒、蔡肇、孔武仲、晁补之等，共十卷，内收晁诗二十三首，其中三首《鸡肋集》未收。此三首又见宋邵浩《坡门酬唱集》与张耒《柯山集》，均已做校勘[7]。

    全书最后附录有关碑传铭文及序跋提要共八篇。作者《前言》称：“经辑佚，本《晁补之集》共收晁文五十一卷，计七百二十三篇；诗二十卷，计六百三十六首；词七卷，计一百七十六首。”当为晁补之集整理的集大成者，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出版。

    另外，刘尚荣先生亦据《复斋漫录》和《诗话总龟》等宋人诗话、笔记、别集，辑得《词论》和《续离骚序》凡十篇佚文。

    晁补之词的校勘整理，自商务印书馆1930年出版《晁氏琴趣外篇》时始断句，在原六卷157首的基础上又补遗一卷，增补了《调笑》、《洞仙歌》凡15首词作，书后附以校记，开补之词校点先河。龙榆生点校《晁氏琴趣外篇·附柯山词》（中华书局1957年版）亦用六卷本，更重史料整理。他经过考辨，增补10首词作，后附“参考资料辑”，包括“传记”、“词话”、“序跋”三部分。刘乃昌、杨庆存《晁氏琴趣外篇·晁叔用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2月版）补遗词作13首，并附存疑词9首，每首词后有“校”、“笺注”、“汇评”，附录有“晁补之词总评”、“晁补之年谱”，史料更加详实。乔力《晁补之词编年笺注》（齐鲁书社1992年3月版）以时间为序对122首晁词作了编年，另外45首未编年词附后，每首词后有“校记”、“笺注”和赏析指要，并附历代词评。作者将词作与作家生平活动联系起来观照考察，实际上已由单纯的文献学整理上升到了对晁词思想和艺术进行系统研究的阶段。

    全面对晁补之文学做文献学研究的，是中国台湾罗凤珠的《晁补之及其文学研究》。罗氏长期以来，从事文学研究与电子计算机的结合研究，充分利用电脑文献检索系统，掌握了大量的资料，对“晁补之与晁氏家族及姻亲师友”（包括仕宦、年谱、著述、家族交游圈等）、“晁补之的学术环境背景”（包括家族学术成就、家族姻亲的学术成就及对晁家的影响、晁氏师友的学术成就及对晁家的影响等）、“晁补之的文艺思想”（包括诗论、词论、文论、画论及其他艺术理论等）及“晁补之的诗词文探讨”等都做了详细的整理和分析归类，网罗丰富，对深入研究晁补之文学极有帮助。但罗著多用平面排列方式，理论分析薄弱，各章节间缺乏有机和纵深的联系，如补之的家世交游、文艺思想、文学创作之间有何内在关联，诗、词、文的艺术技巧和特征如何，在文学史中的地位怎样等，还需进一步探讨。再如她谈晁文只诠释了四篇“记”，谈诗只按题材胪列“对仕宦的豁达”、“对归隐的向往”、“对亲族的护持”的诗例，缺乏从生命整体和艺术角度去观照晁补之文学，因此罗著的价值仍在文献梳理[8]。

（三）

    文学研究的目的，在于站在理论高度上去把握研究对象，对研究对象的思想及艺术品格深入分析，透彻了解。文献的整理和训诂，虽然并不是文学研究的目的，但却是文学研究的基础，它使理论研究立足实地，有着更深广和长久的生命力，不至空中楼阁，昙花一现。晁补之词集文献整理成果较为丰硕，因此对于晁补之文学的艺术揭橥和突破，首先就是从他的词作开始的。

    宋代苏籀《书三学士长短句新集后》云：“晁南宫平处言近文绥，高处新规胜致，朱弦三叹，斐丽音旨，自成一种姿致。”（《双溪集》卷十一）王灼《碧鸡漫志》卷二云：“晁无咎、黄鲁直皆学东坡，韵制得七八。”张炎《词源》卷下云：“晁无咎词名冠柳，琢语平贴，此柳之所以易冠也。”清代《四库总目提要》更将晁词许为“其词神姿高秀，与（苏）轼实可肩随。”刘熙载认为：“无咎词堂庑颇大，人知辛稼轩《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为后来名家所竞效，其实辛词所本，即无咎《摸鱼儿·买陂塘旋栽杨柳》之波澜也。”（《艺概》卷四）冯煦则认为“晁无咎为苏门四士之一，所为诗余，无子瞻之高华，而沉咽则过之。”（《蒿庵论词》）这些论断指出了晁补之词学苏启辛的过渡特色，还指出了苏、晁词的不同在于晁词的沉咽，同时还注意到晁词风格的多样性，既有“言近文绥”的平易，又有“新规胜致”的清豪。限于时代条件，前人没有能够对此问题详细探讨，给后人留下不少研究空间。

    杨海明的《晁补之词浅论》（《临沂师专学报》1983年第3期），从“词论在其创作中的践履情况”，“对苏轼的师法、继承”及“对南宋词人辛弃疾的启发和影响”三个方面论述了晁词和苏、辛词的关系，认为晁词继承了苏词的“豪放”和“以诗为词”，而晁补之的“闲居词”与辛词的“隐居题材”又有共通之处。乔力的《晁补之词风叙论》（《山东师大学报》1990年第1期）结合补之生平遭遇、思想观念等考察了晁词“豪放沉咽”的风格是如何师法苏轼的“清旷豪放”而又有所创造的。徐博文、何尊沛《论晁补之词中的沉咽悲凉之音》（《贵州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既指出了晁词上承苏轼，下启稼轩的桥梁作用，又分析了晁词沉咽悲凉之音的形成过程和表现特点，但融裁众说，似无新见。刘永泰的《论晁补之词》（《学术月刊》1987年第4期），针对不同题材，分析了晁词豪放雄健，沉咽悲凉，质实自然的多样风格。刘乃昌、杨庆存《晁氏琴趣外篇 晁叔用词》之前言和乔力《晁补之词编年笺注》之前言都结合晁补之生平对晁词做了较为全面的评价。

    刘银光《晁补之的闲居词》（《济宁师专学报》1996年第3期）和萧庆伟《崇陶与晁补之绍圣以来的词风》（《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年第3期）则发现了晁词与陶渊明的关系，是对传统晁词观的发展。刘文认为晁补之的闲居词既抒写了恬淡悠然的情怀，同时因失去了赖以施展“加泽于民”理想的用武之地，又有着投老赋闲的愤懑与怨艾、希冀与愁苦等多重情感。揭示出补之仰慕陶渊明的绝世高蹈，又缺乏陶氏的达观妙悟的矛盾。萧文认为晁词晚期主体风格体现为旷放与沉郁的结合原因是既想学陶的冲淡闲远，又不能忘情仕进，大体呈现为“旷（壮）语——哀情”的结构模式，而旷放中寓有沉郁的词风也因此体现了出来。

    周小兵《晁补之词用语现象及其历史语境》（《中国韵文学刊》2000年第1期），通过细读方式来解读晁词多用“归”、“东皋”所表达的文化心态。在作者看来，“归”是一种精神的再生，一种身心的安顿；“归”既是隐逸者的风姿，又源于老境衰年所催生的生命意识；“归”表现为归复自我、回归自然两个情感层面，在补之中期迁谪词与晚年闲居词中，体现为不适求归与归而求适的心理历程。“东皋”则将被迫的闲居生活转换为基于任逸之情的自觉选择，其深层隐有与世周旋，无论用舍行藏都能保持一种不为名缰利锁所囿的逍遥姿态。它们体现了苏门这一政治与文学群体共同的思想情绪。该文有些论述虽有求曲求深之嫌，但在诸多将观点与例证做简单直线对应的晁词论文中，却显示出一定的突破与创新意义。

    以上论文多重在研究作家与作品之间的关系，对于晁词本身的艺术往往着力不够。乔力《略谈晁补之词的艺术特色》（《光明日报》1984年6月19日）和刘焕阳的《晁补之词的风格特质》（《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对晁词艺术做了较有价值的探讨。乔文指出晁补之词的艺术手法：“在情、景、事的紧密契合中，善于用情来领契使驭，让景为情用，就景中见意，多从正面铺写描摹，并不仅凭比兴寄托之法于景外见意。所以，他不讲求以韵致的蕴藉涵永和刻画的精丽深曲称长，无幽隐微约之笔，而是酣畅奔放，用墨敷尽，别具清朗透详的风貌。”刘文不仅论述了晁补之独特的个性气质与其“沉咽”词风的关系，而且重点从荒凉之景、阴暗之色、凄苦之声三个方面对构成这种风格特质的重要因素做了分析，认为诗人失衡的心态正与这种艺术氛围相对应，有力表现了其沉郁悲咽的风格特质。但刘文只论析了晁词沉咽风格形成的艺术因素，对于晁词清豪与平易风格的艺术成因没有涉及，似可进一步开掘。

    词评起源于北宋，然北宋词词论极少，晁补之著有词论专书《骫骳说》[9]，意义非同寻常，可惜该书已佚。今传晁氏词论片断见于宋人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无法断定是否出自《骫骳说》。它以精炼的语言评论了北宋词坛的七位词家，广为宋代以来的词论家所引用，其影响不在李清照《词论》之下。刘乃昌的《谈晁补之对宋词的评论》（《柳泉》1983年第6期）， 就是较早一篇对晁补之词论进行系统客观评价的论文，对于了解晁补之的词学观很有助益。另外，李大明的《晁补之〈重编楚辞〉三种目录论考》（《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论述了晁补之主于文辞、又兼重其讽谕寄托之义的楚辞学史观。郭建勋、杨赛的《晁补之的辞赋学论略》（《中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3期）指出晁补之是宋代第一位全面研究辞赋学和大规模辑录骚体作品的学者，他的研究涉及楚辞篇次、屈子精神、文体辨析、本事考述等方面，首开宋代辞赋学风气，对朱熹、祝尧等人的辞赋观产生了直接影响[10]。罗凤珠在其《晁补之及其文学研究》第四章“晁补之的文艺思想”中，全面叙述了晁补之的诗论、词论、文论、画论和其他艺术理论。

    晁补之的诗歌在当时颇有名气，时人称他“作诗文极有声”[11]，胡仔评：“古乐府是其所长，辞格俊逸可喜。”[12]然而由于其诗，特别是古体诗大多用语艰涩、典故丛生、意绪晦暗，难以吸引研究者过多的目光，如雷旭华的《踵武东坡，自成一家——“苏门学士”晁补之》（《古典文学知识》2000年第3期），向读者简要介绍了晁补之的事迹和创作，但重在介绍其文和词，留给诗的篇幅只有短短百余字。诸葛忆兵的《才气飘逸的苏门学士晁补之》（《文史知识》2000年第5期）重在介绍晁补之生平事迹，于其诗文则一语带过。因此，王锡九先生在其《宋代的七言古诗·北宋卷》（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中以三千余字的篇幅论述了晁补之七古的“才气壮逸”，实是对晁诗第一次有深度的开掘。许总先生在其《宋诗史》（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中论述了晁补之诗歌的雄健豪迈和对适度、中和审美境界的追摹，也予人一定启发。沈耀峰的硕士论文《晁补之诗歌研究》（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2003年）分“家世生平及诗歌创作概述”、“诗、画艺术的融通与开拓”、“忧患时代的生活悲歌”、“在钟情事功与向往东皋之间”四章对晁补之的诗歌作了定点扫瞄，其中对晁补之28首题画诗的研究较为新颖，所概括的“用连续性动词来描写画中的静态情景已成为晁补之鸟类题画诗的一大特色”也较为准确。但沈文总体仍停留在诗歌题材的简单论述上，未能站在更高处把握补之诗歌的艺术。陶文鹏先生的《论晁补之的七言绝句》[13]指出晁补之的七绝数量最多，艺术质量也最高，主要抒写山水行旅和田园闲居生活。诗人表现山水田园之美，兼擅营造雄奇飞动与清幽秀丽之境，既有画中态又有画外意。在诗的语言锤炼上有独到造诣。晁氏的七绝显示其壮逸才气与凌丽奇卓的诗风，兼得其师苏东坡诗清雄恣肆与其父晁端友诗温厚静深之长，与其七古一起代表其诗的最高成就。公开发表的研究晁诗的论文至今惟见此一篇，其意义不言自明。

    晁补之的散文研究与诗歌相似，因多种原因备受冷落，七百余篇晁文常为文学研究者关注的只是三、四篇游记，这与晁文取得的历史成就和地位极不相称。刘焕阳的《论晁补之的散文创作》（《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初步从艺术结构方面较为全面地论述了晁补之的散文创作。文章认为，晁补之的世家出身使他自幼受到了文学的薰陶，而苏轼的精心指导成就了补之散文的声名。补之的写景记游散文具有“引物连类，能究情状”、“善用比喻，化静为动”、“叙议结合，主客辩难”的特点，议论文具有“议论纵横，条分缕析”、“宗经征史，博辨无碍”、“前议后叙，相互映照”的特点，而这一切，都与所受苏轼的影响密不可分。这是唯一一篇从艺术角度探讨晁文的论文，在晁补之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晁补之另有古赋九篇，辞十一篇，马积高先生《赋史》中所论虽简[14]，但开拓之功，不容湮没。

    应该说，对于晁补之较为全面的研究始于周义敢先生的《苏门四学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书中对晁补之的论述分为四部分，即“少负才名与宦海升沉”，“豪放沉郁的词”，“温润典缛的诗文”，“为文缘饰而行事业”，分析了晁补之的生平、词、诗文和文论，约一万一千余字，虽然概括粗略，究有筚路蓝缕之功。周著之后，刘乃昌《晁补之》[15]一文虽也全面评价了晁补之的诗、文、词，然篇幅更短，论述更为简略。乔力、李少群主编的《山东文学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上卷以二十余页的篇幅全面论述晁补之的文学成就，虽有新见，仍乏详实。刘焕阳的《宋代晁氏家族及其文献研究》第四章“晁补之生平思想及其文学创作”，收集了自己历年来研究晁补之的成果，分生平述论、思想平议、词的风格特质、词的艺术表现、散文创作五方面综论晁补之文学成就，颇具深度，遗憾的是对晁诗未能着笔。总之，晁补之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尤其词的研究成果还相当丰富，但诗、文的研究却被相对忽略，有的甚至对其诗歌和大部分文章持否定排斥态度，这一方面给晁补之研究带来了不少遗憾，一方面也给后来研究者留下了许多机遇。

    二 晁补之的五言古诗 ——兼论苏门文人的诗体选择
    晁补之诗现存古律绝各体共642首（不含联句、残句）[16]，其中七绝最多，共204首。五古次之，共136首；其他七古132首，七律109首，五律40首（含排律3首），五绝15首，六言6首。

    后人对于晁补之诗歌论述不多，一方面因为北宋诗坛大家、名家太多，与他们相比，晁诗显得逊色；一方面因为晁诗的成就不如词和文，容易为人忽略。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一中曾说：“余纂集《丛话》，历览群贤诗说，并无评议无咎诗者。” 于是他在同卷中对晁补之诗做了评价：“余观《鸡肋集》，惟古乐府是其所长，辞格俊逸可喜。如《行路难》……。” 王锡九先生认为所谓“古乐府”，主要指补之的七古而言，不过，补之七古多即事名篇的歌行体，称之乐府尚可，称之古乐府恐怕失之勉强。从胡仔的诗例看，他引的《行路难》是古乐府诗题，补之的拟古乐府不论是五言还是七言，确实称得上是俊逸流丽，而他的新题乐府歌行，则多奇壮雄丽之气，与胡仔所言的“俊逸”有相当距离。但王先生认为补之诗歌擅长七古，并认为七古代表了补之诗歌的最高成就的观点从读者接受角度看是符合实际的。

    胡仔之后，胡应麟认为晁补之在苏门中“虽不以诗名，而诗特工”[17]；吴之振认为晁补之诗与秦观诗并称“秦晁”，“晁以气胜，则灏衍而新崛，秦以韵胜，则追琢而渟泓，要其体格在伯仲，而晁为雄大矣。”[18]陈衍认为“晁、张得苏之隽爽，而不得其雄骏。”[19]都不同程度触及到了晁补之诗歌的特色，但还缺乏对晁补之各体诗的细致分析。今人对晁诗的研究，七古部分已见王锡九先生《宋代的七言古诗》有关章节，七绝部分陶文鹏先生有《论晁补之的七言绝句》一文，笔者不为添足之笔。晁补之的律诗，虽然也有一些佳作，但总体上来讲情景未能水乳交融，缺少鲜明的风格特色，成就不高。其五绝数量太少，不足为论。而五古则苦涩古奥又顿挫奇瑰，风格颇独别，值得人们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