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儒家气质浓厚的士大夫，晁说之本人所追求的是为国秉笔的词臣之文，不屑穷愁呻吟，歌咏一己之私情。晁氏祖先晁迥、晁宗悫皆知制诰，是谓“得时”，为说之所肯定。而晁氏后人，不论是说之的祖父金紫公晁仲衍，还是说之的父亲新郑公晁端彦，或是被苏轼誉为“奇才”的说之之弟晁咏之，都再没享受到这份殊荣（说之任中书舍人是在靖康年间），所写文章是个人情采不得已的发泄，虽然为人传颂，从纯文学眼光看更加值得珍惜，但并不为说之赞许。从这个角度出发，说之对自己家族“徒有才思健于涌泉”却无法代国立言表示了痛惜之情。文章妙在言高祖、曾祖、祖父、父亲时，每段结尾都以咏之的不遇作比，或正比，或反比，再束以语气助词，将伤感家声坠落、亲人怀才不遇，故发为穷愁之文的无奈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苏轼评晁载之之文时亦云：“晁君寄骚，细看甚奇，信其家多异材耶。然有少意欲鲁直以己意微箴之。凡人文字，务使平和，至足，余溢为奇怪，盖出于不得巳也。晁文奇怪似差早，然不可直云耳，非谓避讳也，恐伤其迈往之气，当为朋友讲磨之语乃宜。”（《东坡全集》卷七十七《与鲁直二首》其一）晁氏文章之“奇”并非文章达到至足境界后的不得不变，而是一种奇特人生遭遇在文章中的映射。这种家风与文风之“奇”，也正是晁氏家族区别于其他文学家族的重要特征。

    另外，晁氏对先人文学创作的模仿，虽然现存文献未足征，但晁端友温厚静深的诗风对其子晁补之七绝的影响，公武、公遡兄弟对其父晁冲之诗歌“清”的一面的秉承，细观其作品，仍是不难体味。晁氏族人对家族先人及其文学遗产还有意识地主动认同和维护，也构成了传承性的重要一环。晁氏家族成员不仅倾力搜罗、编集、出版家族先人的作品，还屡屡在诗文中缅怀先人，批评、模仿、宣赞先人的文学业绩。晁补之的《鸡肋集》即其族弟晁谦之收集刊刻（四部丛刊本《鸡肋集》后序），谦之还曾裒刻其父端仁的《汝南主客文集》（《景迂生集》卷十七《汝南主客文集序》）；晁说之的《嵩山文集》则系长孙晁子健编类刊布（四部丛刊本《嵩山文集》附录）；晁公武为父亲的诗集求序于喻汝砺（《晁具茨先生诗集序》），其《郡斋读书志》中收集晁氏著作十余种，亦多褒誉之辞。至于批评、怀慕、赞颂先人文行之美的作品更是屡见不鲜，如晁补之的《积善堂记》、《祭陕州二叔父文》、《右朝议大夫致仕晁公墓志铭》、《寿昌县君晁氏墓志铭》，晁说之的《答李大同先辈书》、《崇福集序》、《送郭先生序》、《题戒杀生文后》、《宋任城晁公墓表》等。这种家族成员对自身文学传统的建构和认同，使晁氏家族作为文学世家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中，还以文学文本的实物型态强有力地延续着、伸展着。

    但是，一个家族的文学如果仅有传承，而没有创新、开拓或变异，那么这个家族的文学生命就会逐渐老化，走向衰亡。因此不断的变异是家族文学维持生命活力的基本手段。家族文学内部的有些变异是自然而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家族中人虽然感情亲近、相互影响，但毕竟各自的经历、个性有所不同，文学创作当然也会千差万别。譬如晁氏文风，晁迥以平易著称，而至端、之两代则趋于怪奇，至公武、公遡则归于清易，这可能是因为晁迥、公武、公遡经历相对顺利，而端、之两代则多坎坷而致。再如补之五古奇奥，而公遡五古清浅，风格有着较大的反差，这一点除了经历、个性不同之外，还有时代审美思潮变化的影响：北宋中后期和南宋前期虽然都是江西诗风笼罩，但人们的审美趣味却逐渐由雄深雅健走向了清畅柔润，而家族文学也常常与时俱变。因此一个绵延长久型家族的文学史，可以成为整个宋代文学史的缩影。

    家族文学的变异更多是由家族成员主动向外开拓来完成的。一个家族并非一个封闭独立的社会单位，尤其是宋代，很少有世代聚居同炊的大族，大多数文学家族都是四方宦游。当晁氏家族进入社会系统、参予种种活动时，便因婚姻、职业、政见、同年、兴趣等结成了各种不同的社会关系，它们对晁氏文学势必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不妨看其师友圈中的文学名士，由于关系繁复，难以遍举。仅以《全宋诗》为依据，将与晁氏有诗作往来的诗人表列如下（不止一首的只举一首篇名），以见一斑：

    当然，以上列举还很有限，远远不能涵盖晁氏家族社会交往中的文学关系。以晁迥为例，他与张咏是同年关系，与王禹偁是朋友关系，与曾致尧、陈彭年、钱惟演、李宗谔等是同事关系，与唐介、王贽（王珪祖父，非庐陵王贽）是亲家关系，与李谘、宋绶、晏殊、夏竦、王举正是师生关系[10]，与吕夷简是世交关系[11]，不同的原因组成了庞大的关系网，这些关系对象具有的共同特点便都是文学高华之士，他们与晁迥的关系很大程度是以文学为基础建立的。至于晁补之，作为苏门的主要成员之一，他的文学关系更为广泛，可以参看罗凤珠《晁补之及其文学研究》（台湾乐学书局1998年版）中的有关章节。这样若干个深具文学色彩的家族组成的家族群，自然会形成一种浓郁的文学氛围和文学环境，从而对家族子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社会心理学告诉我们，个人的概念是在同其他个人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所谓个性，某种意义上就是人对周围意见的心理反应的综合。社会交往中他人的意见不可避免会对自己的性格发生或大或小的作用。如晁补之的好学，虽源于天性，但也与岳丈杜纯的激勉有关。据补之《祭外舅兵部杜侍郎文》：补之父亲端友与杜纯交契，补之从小听父亲讲杜纯的孝与贤，要他长而师之，心里先树了一种敬畏感。十五岁那年，有次杜纯来拜访端友，正碰上补之“笼凫于阶”，杜纯教训他说：“此何为玩物丧志？若斯其年，一日千里。”补之悚然起惊，遂用心学业，杜纯以为孺子可教，遂妻以女（《鸡肋集》卷六十）。再如说之纯儒的气质和反王学的精神，与刘恕的训戒不无关联。说之少随父游历江南，大儒刘恕自洛阳南归来访，端彦令说之立侍刘恕身旁聆听教诲，刘恕严厉告诫他：“无从妖学，无读妖言。”这句话令说之白首不忘，奉之终身（《景迂生集》卷十五《与刘壮舆书》）。

    至于晁氏家族文学创作中具体接受了师友的哪些影响，由于惟补之、说之、公遡有诗文集传世（端礼只有词集，冲之只有诗集），我们无法得出客观全面的结论，但影响无疑是存在的。如晁补之对陶渊明的钟情，至有《饮酒二十首同苏翰林先生次韵追和陶渊明》，显然与其师苏轼尚陶一脉相承；他喜《离骚》，有《重编楚辞》、《续楚辞》、《变离骚》等，而他的师友苏轼、黄庭坚等也广具屈骚情怀[12]；他的古文，“波澜壮阔，与苏氏父子相驰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据李昭玘《乐静集》卷十《上眉山先生》，补之的古文几乎是苏轼手把手教出来的。

    再看晁说之，他个性倔强，不附时尚，然而却对司马光、邵雍十分尊重。他的学术思想，很受两位先贤影响，以至取号“景迂生”，以表对司马光号“迂叟”的景仰之情。说之的《谢邵三十五郎博诗卷》历举前代应该师法的诗人，而于本朝，只举苏、黄，可见对于他们的推崇。说之的某些七古之作，也继承了苏、黄七古中散文笔法的运用，如《二十二弟自常州寄惠剪刀及笔来，因作长句》：

    弟书毗陵来，有同股分刃之刀，绿管白毫之笔。刀是宝公锡上之所悬，笔亦江淹梦中之所得。江南刀笔有如此，不比丰沛吏萧曹而兴锋镝。顾惟二物大有恨，不蒙独孤府君一言之饰。使君惠山延陆羽，文章不落翰墨迹。及今有用正劳劳，破贼露布征兵檄。小楷帖黄奏北阙，念弟未归空叹息。

    诗歌句式长短参差，又多用“亦”、“使”、“及今”等虚词。前半部句式不齐，但多用对句；后半部句式整齐，但不用对句，造成散骈对应，迤逦多姿的效果。这在说之诗中是少见的，却与黄庭坚的《送王郎》在用词和结构上有神似之处。

    令人惊讶的是，就现有材料，如果比较晁氏家族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对家族人员文学创作的影响，我们会发现，除了父子关系，往往家族外部的师友关系对家族成员的影响更大，颇应了一句“远亲不如近邻”俗话。这是由于人类交往中的互相作用必须建立在交流沟通频度和深度的基础上。晁氏家族虽然人数众多，但不同于那些聚居同炊的大族，而是宦学四方、多以核心小家庭的形式活动，血缘稍疏的家族成员间很少见面，除了共同的祖先和相近的血缘亲情，其他似乎谈不上什么影响。而在核心家庭中，晁氏家族子弟幼年多从父兄游历问学，情感沟通较为频繁，兼之天然的亲情，幼年时的经历和教育常常影响终身。而年纪稍长，或不幸父亲逝去，或自己又有小家庭需要单独应世，幼年的影响逐渐变为隐性，同时在社会活动中不断形成的社会关系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彰显。如晁补之的七绝是其艺术成就最高的诗体之一，风格中不仅有其父晁端友诗的温厚静深之长，亦兼得其师苏东坡诗的清雄恣肆[13]。至于五古、七古，更接近于苏、黄之体。

    晁氏家法崇尚兼容并包的博学，也促进了晁氏文风变异性的增长。六朝门阀制度使高门子弟无须特别才能，谨守门第即能获取较好的前途，这使他们在文化心理上对家族文化的传承非常看重。会稽贺文发、贺淹、贺德基三代皆精礼学，北地傅氏深谙治理郡县之道，家传《理县谱》，秘不示人[14]。中唐之后，世家衰微[15]，复经五代祸乱，入宋则传统门阀世家大族几乎不复存在，“家法”意识必然随之淡化。宋人思想较为解放，疑经思潮大盛，文学创作上的竞奇出新，翻案诗文的流行，门阀家族制度的坍塌可说是原因之一。宋人虽然动辄言“家法”，但较具灵活可变性，其家族文化普遍具有尚杂尚博的倾向，宋人对于学问的博杂前人实难望其项背。如临川王氏家族、眉山苏氏家族、东莱吕氏家族、蓝田吕氏家族、山阴陆氏家族等，其家学无不以博杂著称，只要稍微调查一下他们家族成员的著述目录，此问题相信即可一目了然。博杂使宋人思想活泼流动，学术气象博大精深，促进了宋文学尚议论、尚学问等特征的形成。这种灵活的家法意识，博杂的文化倾向，使晁氏家族成员的文学创作不太致力于突出家族因素，不像六朝的某些世家大族那样有着共同的趋向[16]，而是表现出多彩的自由个性，有时甚至截然相反。以补之和说之为例，尽管两人散文之风都有古奥一面，但补之文学观念尚老庄，说之则相反，对老庄多有微词；补之七绝尚清通，而说之七绝善用典，风格有着较大的反差。海纳百川，其容乃大，其流乃长，晁氏家族代以文名，与这种兼容精神无疑有着某种深刻的联系。

    小结
    本章主要观点如下：

    1、晁氏家族多擅文学创作，是名符其实的文学世家。

    2、晁氏家族文化对文学的影响，通常以尊祖和亲情的题材反映出来，“尊祖”与“敬宗”、“亲情”与“睦族”，构成了两两相应的关系。晁说之的“尊祖”题材和晁补之的“亲情”题材在晁氏文学创作中具有典型性。

    3、晁氏家族文学内部又自有其传承性与变异性。其传承性表现在家风与文风的着意求奇、对先人文风的模仿和对家族先人及其文学遗产主动认同和维护上。其变异性表现在各自的经历、个性有所不同，时代审美思潮变化，家族外部师友关系的影响，晁氏较为开放博通的家族观念等。

[1]《春明退朝录》卷上载：“赵德明归欵，真宗赐以宗姓，然不附属籍。晁文元草制云：‘奕世荷殿邦之德，举宗联命氏之荣’，宝元二年元昊叛，诏削属籍，非也。”按此制《全宋文》失收。

[2] 《晁君成诗集引》，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第320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3] 参张邦炜《论北宋晚期的士风》，《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4] 参刘兆祐《晁公武及其郡斋读书志》，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1969年版。孙猛《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5]李仁甫即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的作者。公遡写此文时，与李焘尚未见面，但是读了他所著的《通论》五十篇后，即许为神交，两人后来成为要好的朋友，公遡集中有多首赠答李焘的诗。

[6] 参杨忠《〈四六膏馥〉与南宋四六文的社会日用趋向》，《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7] 其实，寒暄式作品在宋诗中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其原因并不仅仅是单一的亲情需要，还和宋诗题材的日常化、宋诗的以文为诗等有关。本文提供的只是其中的一种视角，并不意味着解释的唯一化。

[8] 参本书《晁补之研究》一章。

[9] 司马光《送晁秘丞通判雄州》：“少傅名德重，蔚然人物师。群孙满丹穴，嘉瑞尽长离。勿叹毛羽短，已惊文采奇。勉哉勤志业，余庆未应衰。”

[10]晁说之《景迂生集》卷十五《答李子能先辈书》：“宪成公与元献晏公、宣献宋公同在西掖，皆吾高祖文元公门下之人也。”卷七《偶见夏英公与文庄公书云秋序始凉师门尚远又一书云念其出自师门赐一善地辄成绝句》。卷十八《跋王安简公帖》：“王安简公与说之曾祖文庄公特相善，为书文元公志铭，实文元公门下客云。”

[11] 陆心源十万卷楼丛书本吕本中《师友杂志》：“文靖（夷简）丈事晁文元，而晁文庄（宗悫）丈事文靖。诸家事契，无如二家之深。后晁丈说之以道事荥阳公（吕希哲），如亲子侄。”此处“丈事”指以长辈事之。一些研究者将“丈事”之“丈”误解为岳丈，从而得出晁、吕二家世婚的错误结论。

[12] 参周益忠《西昆研究论集》附录《宋人诗中的屈骚情怀》，台湾学生书局1999年版。

[13] 参陶文鹏先生《论晁补之的七言绝句》，《长江学刊》第7辑，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版。

[14] 参吴正岚《六朝江东士族的家学门风》，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2页。

[15] 中唐世族虽衰微，但孙国栋《唐宋之际社会门第之消融》（《新亚学报》4卷1期，另收入其《唐宋史论丛》，香港商务印书馆2000年增订版）一文统计《旧唐书》列传中肃宗至昭宣帝十四朝人物718人的家世，世族与寒族比例为69%比13·5%，可见世族在政治中仍占主导地位。而《宋史》至北宋钦宗时有传者共得1194人，世族与寒族比例为23·6%比46·1%，其中升迁变化昭然可见。

[16] 参杨东林《略论南朝的家族与文学》，《文学评论》199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