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文学家族与家族文学
所谓“诗书传家久”，宋代绵延久远的文学家族数量不在少数。章定《名贤氏族言行类稿》卷三十四即云：“在宋朝以文章名世、父子兄弟齐名者甚众。若三苏、三刘、三沈、三孔，则其彰彰尤著者也。”晁氏以文学世家著称，家族中人几乎人人有集，但是古代的文学概念要比今天宽泛得多，假如站在今天纯文学的立场上审视晁氏家族，它的“文学世家”称号还能成立吗？另外，家族文学，既包括家族作为一个整体呈现出来的文学实绩和特色，又包括具体家族成员丰富多彩的文学创作，它实际上是家族视域下的宋代文学的别样展现。那么，家族意识是如何渗透进家族文学并通过它呈现出相对一致性的？家族文学是如何通过传承与变异不断丰富和建构自身的？这是本章所要考察的。
一 文学家族的构成
由于文献散佚的缘故，宋代晁氏家族有集传世的只有晁迥、晁端礼、晁补之、晁说之、晁冲之、晁载之、晁贯之、晁公武、晁公遡九人。其中晁迥的《法藏碎金录》十卷，《道院集要》三卷，《昭德新编》三卷属宗教、哲学类著作；晁贯之的《墨经》一卷记载的是制墨之法与墨的种类、品质等；晁载之的《谈助》一卷，《续谈助》五卷属类书性质；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二十卷属于目录学著作；这些都难以视为真正的纯文学创作，他们的诗文集反而在流传过程中佚失了。其他晁氏人物有的只有零星作品保存下来，有的则只能根据相关记载进行推测，有的则痕迹全无，连姓名都没有留下。尽管所能依据的材料有限，我们仍可假一窥万，领略一下晁氏家族的文学魅力。
在宋代晁氏家族中具有“祖宗”地位的晁迥，《全宋文》收有其文二十余篇[1]，多为应制、奏议之作，文学性不强；《全宋诗》里收录其诗数十首，多是从《昭德新编》、《道院集要》、《法藏碎金录》摘出，大都带有哲理说教意味。较有文采的是收于《西昆酬唱集》中的《清风十韵》：
仙御来相慰，解颜良会稀。病蠲宜养素，趣远欲忘机。惩躁能无渐，延龄或可祈。影摇珠箔细，声泛细筝微。委恨余班扇，流欢入楚衣。陶潜知梦稳，韩寿畏香飞。气爽苍龙阙，凉生白虎闱。健资鸡距笔，偷撼兽镮扉。松下琴心逸，江东鲙缕肥。宿怀真隐处，终约与同归。
全诗未出现一个“风”字，却句句写清风，对仗工稳，且较为淡雅，无西昆富丽之弊。这可能和晁迥推崇白居易有关，他的《法藏碎金录》等书中多有仿白居易谈禅论道之作，使其诗风与西昆体有了一定距离。《玉壶清话》卷一载：“枢密直学士刘综出镇并门，两制、馆阁皆以诗宠其行，因进呈。真宗深究诗雅，方竞务西昆体，磔裂雕篆，亲以御笔选其平淡者，止得八联。晁迥云：‘夙驾都门晓，微凉苑树秋。’杨亿止选断句云……”可见其平淡风格并非偶然为之。据晁说之《清风轩记》（《景迂生集》卷十六）记载，《清风十韵》是晁迥首倡，属和者有杨亿、刘筠、钱惟演、李宗谔、薛映、张秉六人，此诗在当时还是颇有影响的。
“宗”字辈中无诗存世。《全宋诗》据韩淲《涧泉日记》录宗悫诗一首“炼矿成金得宝珍，炼情成性合天真。相逢此理交谈者，千百人中无一人。”系编者误会韩淲文意而错收，致与晁迥《燕居》诗重出。据原文之意，此诗当即晁迥作，晁说之《晁氏客语》中亦收入此诗，作晁迥。但晁宗悫既集宋前类书、总集、别集中的美字粹语汇为《文林启秀》十卷，又能“一夕当将相五制，国史称其褒戒各得所宜。”文采风流，可想而知。“一夕当将相五制”中的《张士逊拜昭文相制》、《章得象拜集贤相制》尚存《宋大诏令集》卷第五十三中（方框内字据《宋宰辅编年录》卷四补），弥足珍贵，移录于下：
鼎实调元，盖颛国政。台星著象，式焕天光。矧予硕臣，时乃旧德。宜入持于魁柄，用大副于群瞻。推诚保德崇仁翊戴功臣、山南东道节度、襄州管内观察处置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使持节襄州诸军事、行襄州刺史、判河南府、兼西京留□□□□、畿内劝农使、上柱国、清河郡开国公、食邑一万九千户、食实封四千二百户张士逊，夷粹含章、中庸体道。茂昭一德之美，协赞万几之微。顷自冢司，往釐太室，澄清俗代，敦厚时风。若岁之和，汝惟霖雨之润，如堂之庇，汝惟栋榱之良。是用还司上台，进位左省，兼领夏卿之任，仍专史观之华，褒功赋田，并躐彝数。于戏！代天之化，以布气于四时，秉国之钧，以主宰于万事。勉勤猷念，庸副旁求。可特授行门下侍郎、兼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加食邑一千户、食实封四百户、仍赐推忠协谋佐理功臣。（《张士逊拜昭文相制》）
朕躬履邦图，厉精治本，参赞万微之务，遴求四近之贤。矧对掌于大钧，必允符于枚卜。登我硕辅，告于明廷。正奉大夫、尚书兵部侍郎、同知枢密院事、上柱国、京兆郡开国公、食邑二千五百户、食实封四百户、赐紫金鱼袋章得象，冲简直温，懿厚和粹。高文见于典册，茂行涵于珪璋。顷由禁林，进筦枢极。慎重之望，可以表仪朝伦。经纶之才，可以缉熙皇化，爰立作相，永孚于休。于戏！断自朕心，固佥谋之罔间，协于一德，岂盛业之难图。若时老成，奚俟深训。可特授金紫光禄大夫，依前行尚书户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加食邑一千户、食实封四百户、仍赐推忠协谋同德佐理功臣。（《章得象拜集贤相制》）
“仲”字辈可考知著有文集的是晁仲衍和晁仲约。仲衍擅文赋，庆历中“天子宴皇属太清楼，观灯翠芳亭，抚州进金山等，皆一时盛事。君作为歌颂以献，凡三锡诏美之。君侍祠南郊，复奏颂极于褒赞，上顾谓辅臣吕文靖等，称叹殊甚。继进文三十轴，后召试禁林，充秘阁校理……著文集二十卷，丞相章公得象、晏公殊，尤见奖许。”另有《河内唱和集》，收诗数十百首，“辞敏而体醇”（王珪《晁君墓志铭》）。晁仲约亦有《文集并杂著》二十五卷，与王安石、苏轼、文同等都有文字交往。晁仲询虽无文集考知，但年十五即与黄庭坚多有唱和，被庭坚赞为“叹君豪甚倚天剑”（《景迂生集》卷十九《宋任城晁公墓表》）。可惜现在只有晁仲约一篇《文庙记》（收入《全宋文》第十四册）流传下来。
“端”字辈文名大盛，晁端友有诗十卷，《全宋诗》存诗七首，首首俱佳。《宿济州西门外旅馆》：“寒林残日欲栖乌，壁里青灯乍有无。小雨愔愔人假寐，卧听疲马啮残刍。”借助寒林、残日、栖乌、青灯、小雨、疲马、卧听、啮残刍等意象，渲染出林色、灯光的暗淡，雨声、马啮的微弱，营造了一个凄清、孤寂、空虚、落寞的空间，将游子飘泊疲倦的心态很好地表现出来。黄庭坚特别爱赏后两句，曾仿此写出“马龁枯萁喧午梦，误惊风雨浪翻江”（《六月十七日昼寝》）的诗句（见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上）。苏轼曾为端友诗集作序，赞扬其“诗清厚静深，如其为人，而每篇辄出新意奇语，宜为人所共爱。”[2]从端友留存下来的诗作看，这个评价并无虚美。
晁端中有《麟嘉集》二十卷。他十岁能古诗，文辞雅不追世好，《鸡肋集》卷六十八《雄州防御推官晁君墓志铭》云：“诗文草隶，则元和以前胜士也。江南黄庭坚尝见其所作而叹曰：‘永怀而善怨，蔚然类骚。’庭坚未尝以此许人也。” 今存诗一首《西归》（一作晁元忠作），文《书邵氏仆盖岩事》（《珊瑚钩诗话》卷三，题目为笔者所加），皆不尚华辞丽藻，质朴有力。
晁端仁有《汝南主客文集》，与苏轼、黄庭坚交好，“少有辞赋声名，出诸生上……大臣方平居无心，于除吏时，每见公曰：‘诏刊七史公也。’且复叹曰：‘礼乐终梁绝，文章过魏残。’真是绝唱。是公礼部优等奏名时所赋诗也。……上念高丽表章美可观，诏掌高丽书状者慎其选，无自屈。宰相谓公可，乃奉诏，于是公复以文学称。”可惜端仁文字不见传世。
晁端礼有《文集》十卷，不传。另有《闲适集》一卷，存词142首。其题材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为歌妓所作的俗词，描摹世俗情，多用口语，属于宴会歌唱的应酬之作，佳制不多。举《点绛唇》一首可见一斑：
我也从来，唤作真个收拾定。据伊情性。怎到如今恁。撋就百般，终是心肠狠。应难更。是我薄命。不怨奴薄幸。
一类是描摹伤春、惜别、忆旧、自遣、悲遇等的不同的情怀，文辞较雅致，但都是程式化的情绪，并无特色。主人公的身分多为闺中女性，偶也指晁端礼本人。如《水调歌头》：
忆昔红颜日，金玉等泥沙。青楼紫陌，惟解惜月与贪花。谁信如今憔悴，尘暗金徽玉轸，藓污匣中蛇。一事都无就，双鬓只堪嗟。 恨无情，乌与兔，送年华。不如归去，无限云水好生涯。未用轻蓑短棹，犹有青鞋黄帽，行处即吾家。回首人间世，幽意在青霞。
自伤自慰之情，倒是作者三十年赋闲的真实写照。端礼词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是颂圣祝寿、粉饰太平题材的作品。政和三年端礼被召入京时所作的《并蒂芙蓉》、《寿星明》、《黄河清》诸曲，传唱虽广，但论者已多，兹不复举。其实政和赴诏之前，他就写有不少祝寿、喜庆、升平之词，如《上林春》（霖雨成功）、（伊洛清波）两首大约是为安阳韩琦长子韩忠彦拜相所写的，从对方家世辉煌说到帝恩宠渥，再夸说韩的才能，苍生对韩的期望，最后祝愿韩能“辅圣主、万年康济”。结构安排妥帖圆满。再如《满庭芳》（北渚澄兰）写幽居之处城市山水之美，赞叹“神京纵好，此地也难忘”，表现出太平景色无处不在。《鹧鸪天》组词十首更多侧面地反映了“千官环佩”、“万国梯航”、“两阶羽舞”、“八彩眉开”、“四民有养”、“九族咸亲”的盛世繁华，试看其中一首：
阆苑瑶台路暗通。皇州佳气正葱葱。半天楼殿朦胧月，午夜笙歌淡荡风。 车流水，马游龙。万家行乐醉醒中。何须更待元宵到，夜夜莲灯十里红。
真是绘声绘色，壮丽豪华。这是北宋徽宗时期东京夜生活的缩影，是北宋市民阶层并非节日的浮世欢恣，带有一定的典型性。晁端礼因晚年曾被任命为大晟府协律郎，很多研究者将之视为大晟派词人，甚而将之视为善向权贵谀媚之人。但晁端礼自元丰七年放罢到政和三年被征召，赋闲长达三十年，其间并不闻有谄谀之事，在北宋晚期奔竞士风盛行之际[3]，已属可贵。且从他晚年被征到卒逝不足两月，所做颂圣之作有限。徽宗朝社会财富的丰盛、都市经济的繁荣皆盛况空前，享乐奢侈之风大盛，翻检此期宋人创作的诗文不难发现，“太平盛世”是朝野普遍的心理感觉。假若我们只拿他晚年的部分作品对照他的整个人格，至少不能算是公平的做法。
“端”字辈中文集可考者尚有：端智诗集五卷,端彦文集三十卷，端规文集二十卷，端臣文集三十卷，俱不传。端禀两从伯兄使淮浙，爱西湖琅邪山水，有诗数十百首，流传杭滁间。虽未见结集，然文名远播。《鸡肋集》卷六十三《寂默居士晁君墓表》云其“善为长歌，怪处似玉川子，平处似香山居士，至杂文数千言，叙事极古今得失之辩，则唐人独以诗名如郊岛者不能逮也。”现在只有端彦和端禀各存诗五首在《全宋诗》中。《全宋诗》中另有端佐《醉眠亭》诗四首，清奇可喜。“端”字辈中像端佐这样的能文之士大约还有不少，暂时无法考知。
晁氏文名至“之”字辈盛极，说之文学成就详见拙著《晁说之研究》，补之、冲之本书有专节研究，此处不赘。另外，将之、谦之、升之、咏之、载之、述之、徽之等俱有文集，不传。《全宋诗》中收有载之诗两首，咏之诗七首，谦之诗两首，贯之残句一。又以载之、咏之诗才为富。
载之与弟冲之俱学诗于陈师道，师道赞之曰：“一闻七字心已识，钩章棘句天与力。”（《后山诗注》卷四《寄晁载之兄弟》）年未二十，即以《悯吾庐赋》深获黄庭坚赏识，《闻见后录》卷十四载：“鲁直以晁载之《闵吾庐赋》问东坡何如？东坡报云：晁君骚辞，细看甚奇丽，信其家多异材邪。然有少意，欲鲁直以渐箴之。凡人为文，宜务使平和至足之，余溢为奇怪，盖出于不得已耳。晁君喜奇似太早。然不可直云尔，非为之讳也，恐伤其迈往之气，当为朋友讲磨之语可耳。”可见其文风尚怪奇。这从现存的《昭灵夫人祠》一诗里可以约略领受：
杀翁分我一杯羹，龙种由来事杳冥。安用生儿作刘季，暮年无骨葬昭灵。
诗对皇权天命表示了怀疑，指出刘邦得天下得力于“分我一杯羹”的无耻和狠忍，和是否“龙种”关系不大。后两句进一步以嘲笑和否定口吻说，刘邦的母亲虽然汉立后被封为昭灵夫人，但她早已在刘邦起兵野战时死于小黄北，尸骨无存，如今不过空有陵庙罢了。这样看来，人们又何必希望自己的儿子贵为天子呢？其立意带有对传统价值的颠覆和反叛性。
咏之少有奇才，族兄补之以其诗文荐于苏轼，苏轼极其赏识。建中靖国元年咏之又中宏词科第一，一时传诵其文。有《崇福集》三十五卷，《四六集》十卷，《外集》十卷。今传者惟文九篇，诗七首。咏之“天才英特，为文章立成，明润密致”（《万姓统谱》卷三十）。从传世文章看，这个评价比较中肯。其诗风则呈现两种倾向，山水诗清新标致，如《寿星寺》：“石磴插青云，禅宫入渺冥。归云侵客座，流水乱松声。天近月逾白，竹多山更青。从来丘壑志，不独付孙登。”山水怡人之情，荡漾心扉，兼之章法严整，句凝字炼，颇得老杜五律技法，堪称佳作。再如《初行山》：
霭霭初蒸云，落落欲坠石。山深多晚花，照水自红碧。渔艇入烟小，松竹凌烟直。西风漾碧波，扁舟恣崎侧。客从北方来，苦遭世俗迫。登临虽夙愿，山川多未识。浩荡涉寒流，跻攀并苍壁。扪萝窥发道，踏径穷人迹。清泉洗尘心，山鸟惯幽客。逸兴良未已，日下千崖赤。十载孙承公，好具登山屐。
诗从清晨写起，云蒸霞蔚之中，诗人驾一叶扁舟，入山寻幽探胜，西风吹拂碧波，映照两岸红花绿草，烟雾缭绕中，一丛丛翠竹笔直挺立。诗人弃舟登山，在山水胜赏中涤荡尘世烦恼，到处是新鲜的景色，古苍的岩壁，细如发丝的小径，藤萝、清泉、山鸟、幽客，诗人逸兴遄飞，直到夕阳映照得千山一派通红。这里人与自然是清逸和谐、相亲相近的。但咏之的人事诗却讽刺辛辣，寓意深曲，如《见降羌感事》：
沙场尺棰致羌浑，玉陛朝趋雨露恩。自笑百年家凤阙，一生肠断国西门。
当时晁氏兄弟因元祐党争和元符上书，有多人在党籍，被禁入京。咏之为其中之一，他看到沙场上的降羌都能入朝承恩，不禁感叹自己作为世居京城的士大夫，竟还不如降虏幸运，其中的反讽之意不难体味。咏之高才不遇，遂觉山水之可亲，人事之可憎，这在他的诗歌中鲜明地体现出来。
“公”字辈之后，公庆、公迈、公昂、公武、公遡、百谷、百谈、晁会等皆有集（参《晁说之研究》），文才飞扬者络绎不绝。然有诗文集存世者只有公遡一人而已。其他公武有诗十三首、残句四、词一首，断文残篇数章，公迈有诗一首，公为有诗两首，子绮有诗一首，子东有诗一首，晁会有诗一首、残句二。相较而言，公武、公遡兄弟文采最为可观。
公武著述唯存《郡斋读书志》一书，然仅此一书就足以震烁古今，其文献目录学价值，刘兆祐先生、孙猛先生均有专著阐发[4]，兹不续貂。但全书的总序、经、史、子、集四部的大序以及各类小序，从文章学角度来看，有的未始不能视为学术性议论文。
作为学术性议论文，这类文章最大的特点是学识渊博，表述切实，结构严谨，条理清晰。由于总序、小序皆带有总括性，因此又表现出不枝不蔓，文字明洁的特点。如《别集》类小序：“凡文集，其人正史自有传者，止掇论其文学之辞，及略载乡里、所终爵位，或死非其理，亦附见。余历官与其善恶，率不录。若史逸其行事者，则杂取他书详载焉，庶后有考。”六十余字即将别集体例阐述得一清二楚。再如全书总序（文据孙猛校本）：
自汉武帝之后，虽世有治乱，无不知崇尚典籍。刘歆始著《七略》，总录群书：一曰辑略，二曰六艺，三曰诸子，四曰诗赋，五曰兵书，六曰术数，七曰方技。至荀勖更著《新簿》，分为四部：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今诸子家及兵书、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及故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勖之《簿》，盖合兵书、术数、方技于诸子，自春秋类摘出史记，别而为一，六艺、诸子、诗赋，皆仍歆旧。其后历代所编书目，如王俭、阮孝绪之徒，咸从歆例。谢灵运、任昉之徒，咸从勖例。唐之分经、史、子、集，藏于四库，是亦祖述勖而加详焉。欧阳公谓其始于开元，误矣。今公武所录书，史集居其半，若依《七略》，则多寡不均，故亦分之为四焉。
此段文字大致依据《隋书·经籍志·经部序》而成，但《经部序》洋洋数千文，公武仅以二百余字就撮述明白，并指出欧阳修之误和自己选择四部分法的道理，可谓要言不烦。“欧阳公谓其始于开元，误矣。”袁本作“其误甚矣”，衢本改作“误矣”，文字更为简洁客观，反映出晁公武对文字精益求精的态度。
学术性议论文见出了公武的思力识见，而其情采性灵，则可从其残留的诗词中窥出端倪。公武所留十四首诗词多为摹写自然之作，其总体特点表现为写景清奇，又富有独到的内蕴。我们看《夏日过庄严寺僧索诗为留三绝》：“松筠窈窕隐禅房，茗碗熏炉白昼长。门外尘埃生熟恼，谁知林下自清凉。”（其一）“笑脱尘衫扑软红，杖藜徙倚水光中。最怜林叶深深处，遮尽斜阳不碍风。”（其二）“出门散策烟栖树，归路扶舆月蜕痕。十里江村入图画，野桥沙路杳难分。”（其三）诗歌紧紧扣住“清”字，写出成都庄严寺的清凉、清闲、清幽、清美， “夏日”和“门外尘埃”又可隐喻尘世躁动与烦恼，“林下清凉”亦可视为佛法安神静心的妙用体现，自然风景与佛寺的文化内涵暗相印证。再看《春日》：“蜗牛庐畔舫斋前，春晚风光绝可怜。云补断山尤秀拔，竹藏残蕊尚婵娟。”一“补”一“藏”，将景物写活，云之动态，竹之静仪，俱现眼前。《诗扇》写得更奇：
短蓬烟里冷萧萧，两岸梅花各见招。吹散前村一杯酒，满江风雨不相饶。
萧萧之冷衬出梅花之傲，“招”字将梅花与舟中人融为一体，梅之傲适是人之傲，而傲者难契世好，以酒浇愁，又被冷风吹醒，眼前的满江风雨恰是新生的愁情。明明是以情移景，却偏说景“不相饶”，诗趣含蓄隽永。这和他直抒胸臆的《鹧鸪天》词中“倚栏谁唱清真曲，人与梅花一样清”恰有相辅相成之妙。最具历史深度和现实意义的是《南定楼》一诗：
水接荆门陆控秦，卧龙陈迹久尤新。剑关驿外青山旧，锦里祠边碧草春。更筑飞楼瞰泸水，拟将遗恨问洪钧。南方已定虽饶富，北望中原正惨神。
乾道元年正月，公武除集英殿修撰，出知泸州（孙猛《晁公武传略》，《郡斋读书志校证》附录一）。泸州为宋西南重镇，陆游有诗“此州雄跨西南边”（《泸州乱》），公武遂于此建南定楼（范成大《吴船录》卷下），取《出师表》中“思维北征，宜先入南”之意为名（《四川通志》卷二十七）。北望中原之志慨然可见。诗从泸州险要地理和诸葛亮遗迹写起，颔联“青山旧”暗示中原河山蒙受胡尘，“碧草春”象征心中希望长存。颈联、尾联点明筑楼之意，“洪钧”指南宋政权，欲以“遗恨”问之，可见所谓“洪钧”并无收复中原之心，因此才让诗人北望惨神。公武诗留存虽少，但足见其精擅七绝，七律亦颇见工夫，其诗寓意之深，技巧之妙，可与补之、说之、冲之等并驾齐驱。
晁公遡比起公武文采略所不如。翻检《嵩山集》中的近四百篇诗歌，较有气势的只有一部分七古诗篇，如《有客自关外来，颇道边亭暴露之苦，时子止兄方趋原上，予因感而有作》：
平凉歃血不濡齿，奚车辚辚临渭水。一丸未及封函关，已复胡歌饮都市。近闻移屯集岐下，战声日震长平瓦。两军相持久未决，将军宝帐皆在野。野田秋深风力劲，边云日满青泥岭。三军雨立甲裳重，诸将露宿旃裘冷。原头霜落黄芦干，西风猎猎边亭寒。从军之乐今有几，仲宣寄诗烦说似。
晁公遡诗的对象是其兄公武。乾道三年六月，晁公武除敷文阁待制，知兴元府、充利州东路安抚使。利州分东西路，东路治兴元（今陕西汉中），靠近宋金前线。此诗兴起想像之笔，铺出边塞的荒凉和战斗的艰苦。最后正话反说，要求公武将从军之“乐”告诉自己，既流露了对兄长的关怀，又显示了积极乐观的精神。诗中所写虽是想像之景，但细节生动逼真，令人读之如身临其境。其他像《怀浙中兄弟》、《王才谅自行朝归以进士题名示予怆然有感》、《得东南书报乱后东都故居犹存，而州北松檟亦无毁者》等，因为融入家国沦亡之感，也显得质朴有力。
然而除此之外，公遡各体诗给人的强烈印象却是细俗清浅。细俗是就题材而言，清浅是就其风格而论。公遡诗的题材多为亲邻朋友送往迎来的日常生活，如《谢张文老饷酥》、《妻侄师如石同妇见过》、《比以酒饷师伯浑辱诗为谢今次韵》、《李仁甫除丧作诗问之》等，很少涉及国计民生等重大问题。而且公遡似乎有意识地用诗歌来发挥日常书信的功能，其以诗为简、诗题明确标出“简”字的作品就达二十首，如《奉简汤子和》、《阎才元因程伯珍来寄近诗一轴不能尽和用师淮父韵奉简》、《杨承父与予同在别试所，聊戏之奉简》等，数量之多即使在宋人诗歌中也颇为突出。因其诗歌多写日常题材，风格也相应表现为清浅通俗，如《宇文叔介逆妇归，过通义，为置酒远景楼饯之》：
夜雨洗绿野，平池磨青铜。共登百尺楼，遂享万里风。远自木末来，大音中笙镛。盛夏安得此，正是飞廉慵。为我解炎蒸，举觞谢天公。君行亦快哉，轻舟疾归鸿。闺中当更喜，新凉入房栊。可赓白头吟，写之以丝桐。
宋人最爱在五古里呈才求奇，往往僻典异字，难以卒读。说之、补之的诗也有此倾向。公遡这首五古却轻快浅近，说的无非是夏日雨后的一个晚上，朋友携妻路过此地，诗人置酒相待，天凉风微，十分惬意。于是上谢苍天，并祝福友人。通篇除“飞廉”外，几乎无典，诗意一览无余。再看一首五古《今岁试士竟，置酒起文堂，延主司，且作诗送之》：
吾州俗近古，他邦那得如。饮食犹俎豆，佣贩皆诗书。今年属宾兴，诏下喧里闾。白袍五千人，崛起塞路衢。入门坐试席，正冠曳长裾。谈经慕康成，对策拟仲舒。吟诗必二雅，作赋规三都。传闻选主司，考阅须鸿儒。果然提权衡，未尝谬锱铢。得者固惊喜，失者亦欢呼。乡党为叹息，是事盖久无。老守蒙此声，增重西南隅。何以为子谢，举觞挽行车。少留尽一醉，归驾且勿驱。
乾道元年公遡知眉州，正值秋试，此诗就是因此而作。诗从眉州好文的风俗写起，顺承到这次考试。属县仅四的眉州，考生多达五千，足见科举竞争的残酷和激烈。最后期望考官们秉公选才。诗的结构是单线型的，诗的语言也拒绝深奥，虽有“康成”、“仲舒”、“二雅”、“三都”等典，但都是习见之语，并不影响阅读。从艺术上看，诗写得平平无奇，倒是为研究眉州文化和宋代科举制度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不过，当公遡以选材的细俗、风格的清浅去捕捉与表现自然风物的神态时，有时反而获得成功，因为“细俗”使它关注到自然景物的幽微之处，“清浅”又使它展示出自然景物最直观的形象。这多表现于公遡的律、绝诗体中（少数古诗里也有一些类似的景语），如：“云来翳遥碧，眇眇没飞鸟”（《远望》）、“初荻青穿水，繁阴绿满城”（《清明》）、“浮鸥轻浩渺，飞鸟灭苍茫。洲渚苹初白，陵陂麦未黄”（《晚望》）、“草黄迷犊卧，水白见鸥飞”（《隆州道中》）、“老藤维堕石，远树挂残云”（《江上》）、“蜂蝶低窥酒，凫鹥狎近船”（《契榼》）、“清波天让碧，月照无边秋”（《游仙都山》）、“野晴春草细，江晚夕阳明”（《至日留滞荆渚同邓氏兄弟饮酒》）、“帆影浸斜青草月，笛声吹尽碧芦风。（《送汤子才》）、“白石既出细可数，杂花初开远更明”（《龙爪滩》）、“浮鸥藉草溪沙暖，飞鸟冲花野树香”（《西山》）、“水浮渺莽春畦外，山在冥茫暮雨中”（《二月》其二），皆绘景如画，形态生动。但它们大多有句无篇，鲜有浑然一体的佳作。王士祯《居易录》卷一曾举公遡“警策”之作如下：
a 人生汉南树，风物剑西州。（五律《岁尽》）
b 一年风物仓庚报，万里乡心杜宇知。（七律《次韵鲜于晋伯清明日过水南》之二）
c 万里艰难炊剑首，十年流落梦刀头。（七律《立春有感》）
d 秋江水清不胜绿，还与汉江颜色同。望中白鸟忽飞去，落日丹枫相映红。（七绝《秋江》）
e 折得寒香日暮归，铜瓶添水养横枝。书窗一夜月初满，却似小溪清浅时。（七绝《咏铜瓶中梅》）
f 征衣消尽洛阳尘，泣向东风拭泪痕。不及青春归有信，一年一到乐游园。（七绝《感事》）
g 不见罘罳阙，于今已十春。素衣不忍弃，为有洛阳尘。（五绝《有感》）
它们或缭绕着浓得化不开的乡愁（a、b、f、g），或寄寓着人生沦落的感慨（c），或展现出色调鲜明的自然景色（d），或跃动着美丽动人的想像（e），在公遡诗中的属上乘。但王士祯所举诗篇完整的四例均是体制短小的绝句，稍长的律诗就只能摘句了。可见公遡诗才尚欠宏通博大，因此王士祯认为他的诗“在叔用、无咎之下”，四库馆臣也评其诗曰：“体格稍卑，无复前人笔力。因由一时风会使然，而挥洒自如，亦尚能不受羁束。”（《嵩山集》提要）
相较而言，公遡的部分文章倒能“劲气直达，颇有崟崎历落之致，以视《景迂》、《鸡肋》诸集，犹为不失典型焉”（《嵩山集》提要）。《嵩山集》共五十四卷，一至十四卷除首卷为赋，余者为诗；卷十五、十六为表状，应用文体；卷十七至卷二十六为启，较有艺术性；卷二十七为乐语，卷二十八为祭山川、神灵、人物之文，不足为论；卷二十九至卷三十四为小柬，类于今日日常生活中的便条，卷三十五至卷四十四为公文劄子，皆可不论。卷四十五、四十六为书，卷四十七为序，卷四十八至五十为记，卷五十一为杂著，卷五十二至五十四，除两篇传外，余为墓志。其中书、序、记的文学性较强，反映生活面较广。尤其是书、序之文，常针砭世风，对人情冷暖多有愤慨之语，有的文章还显露出自己独特的个性，风格显得劲崛不平。如《送王子载序》：
予家五世而儒，不见弃于大夫、士，大夫、士集予门特多焉。由是见先君所与友日狎至，先君待之不敢怠。或留舍于家，家故贫，犹贳贷修具终其去，人人皆尽欢。其间所遇豁达无隐、谑浪笑傲，或杂出辞章、含讥讽靡所忌，宜昵甚。虽有沈厚而深者，亦笃诚可持久，谓不相负。然近者朞月，远者三四年，或后以贵故，因复决舍；或既去，迹寖疏不相闻；或始出无聊，及得势则背而驰不复来；或有所谒，阳示狎密，谒已，或遂或不遂，皆舍去，再遇则若不相识。予心疑之，岂先君待士薄耶？间以问先君，先君笑曰：“无庸此之问，后乃自知。”予既孤，年益壮，家益穷，空视当时先君之友犹半在，然颇珥笔持槖侍禁中甚宠，不复记忆往事，以一字慰问其孤者。嗟乎！风俗其已久矣，不足悲也。……
文中叙写其父冲之乃性情中人，热忱好客，为友不惜告贷和担当风险，受其恩惠者不知凡几，然而这些人贵显后马上变得“若不相识”。冲之赴国难后，其子生活困难，这些人别说实际的救济，甚至没有“一字慰问其孤”。世态炎凉至此，令人感慨。这些遭遇使公遡个性带上了某种愤世嫉俗的色彩。《与李仁甫结交书》[5]中他曾自我画像：“长来无父，师性放焉。不能自制，且复疏懒，日日增甚。见有异书，心欲得之而不喜剧读，间取观焉，数卷以后，则欠伸思寐，及闻有学强而记博者，则亟欲交之。所居无其人，则杜吾门，靡所接其所好。”其自放不群之态，不禁令人想起《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的嵇康来。文中还对那些将读书视为利禄之学的人做了嘲讽：“方其坐殿庑下，挟翰墨，观主之所向，而谋一言之合，讪在后不暇恤，有能显斥天下利害，奋不顾忌者，徒欲出常士之表，以猎名位而已。既得之，亦容容自守，不复如对策时。嗟夫！所谓贤良方正者，止进取一途耳。”又让人联想到明代李贽《又与焦弱侯》中描写的“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之徒。我们读他的《上周通判书》、《答陈震秀才论〈易〉书》、《答杨监税书》、《答家仲安书》、《答曹监税书》、《答李司理书》、《送子嘉兄赴达州司户序》、《杨景温字序》、《吕商隐字序》等文，也多少能感受到他的这一风格，四库馆臣所言的“颇有崟崎历落之致”，当指此类文章而言。
至于“记”文，因所记对象多为公共建筑或当地名胜，公遡作记时也多使用“官”而非“私”的身分口吻，因此语调正统，主题单一，无非宣扬儒教，勉学劝善而已。但同一主题公遡却注意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手法予以说明，如《尽心堂记》以“尽心”为中心，展现“尽心”的不同途径，指出士、农、工、商当各守其职、各尽其心。《梁山县令题名记》巧妙运用层层转折，阐述安民以静的道理，结构上都有一定特色。
晁公遡的“启”文数量多达一百九十余封，采用骈体，音声流美，词雅气畅，值得研究。一般说来，骈体四六是宋代朝廷的制诰表奏、士大夫及百姓日用的题笺书启最常采用的文体，但南北宋之间有不少变化。北宋前期仍承继唐代博丽典雅之风；北宋中期以降，则别开淡雅自然、情致深婉、用典较少、援散入骈一途；而南宋尤其是南宋后期则长联泛滥、用典复炽，情意流于表面和客套，体格卑弱繁碎。另外，像颁历、恤刑、贺正、节候、馈赠、科举、书启等日常应酬的四六启文，北宋欧、王、曾、苏诸大家亦非不作，但数量不多，且绝少看重，亦不屑编入文集。而南宋诸家文集中此类作品渐增，这从公遡的启文里多日常答、谢的内容即见一斑[6]。但公遡处于南宋前中期，虽爱用长联句式，累于日常繁琐之事，却很有气势，尚少南宋后期卑弱之弊。如“欲效王子渊作宣布之诗，不察卫武公求箴戒于国”（《答孙监酒启》），“安得如唐太仆之良四十万匹，何以充周天子之厩一十二间”（《贺张茶马启》），“顷者授命，乃在九月十月之交；忽焉踰时，所有三年二年而舍”（《答利路杨提干启》），“天下之事不必问，汝曰安，安则为之；贤者之道初何难，我欲仁，仁斯至矣”（《谢李志修投书启》）。另外，他又受家传文献、文学影响，启文具有较高的艺术性，遂使琐碎亦有优雅可爱之味，兹举《嵩山集》卷二十四《答刘提干启》以见一斑：
七里之郭，久矣汗颜；六辔如丝，忽焉在手。岂有不待临轩而遣其使于外，初亦未尝诣阙而有以知其人。方怀芒刺之忧，敢当竿牍之贺。某官早与同道，顷尝定交。闻我锡命之云初，恨其辞满而将去。退而自解，去复何伤。子有酒酌言酬之，苟得须臾而其乐；朝闻道夕死可矣，岂必追逐以相从。某过辱推尊，愈深惭悚。高才宜在于要近，安得使之三年淹；故事尚须于讲论，或肯为此数旬客。庶几连城之不二价，遂作奏章之第一人。既擅举贤之名，又获告善之助。提封传诵，衰朽光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