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善训子孙——尚德与勤学
    中国古代一直重视家庭教育，宋人意识到政治、经济地位无法长期保证，惟有教育子孙以德齐家、使亲族敬爱和勤奋读书、争取科第或入仕，才能保持家族长久兴盛，宋人的家庭教育于是更加注重对道德和读书的推崇。宋刘清之所撰的《戒子通录》和宋赵善璙所撰《自警编》卷三《齐家类》就记载了大量的例子。如家颐《教子语》：“人生至乐无如读书，至要无如教子”，“人家子弟，惟可使觌德，不可使觌利”，“士人家切勤教子弟，勿令诗书味短。”（《戒子通录》卷六）何耕《示子辞》：“学业在我，富贵在时。在我者不可不勉，在时者静以俟之。疏瀹乎六艺之源，游泳乎诸史之涯，泛窥于百家之说，而旁猎于前辈大老之文辞，广闻见于益友，质是非于名师，以文采论议为华，以孝友谦慈为基，识欲远而不欲近，志欲高而不欲卑。若是，则其达也，必能卓然有立，以示百僚之准式；其穷也，亦将介然自重，以为一乡之表仪。苟惟不然，是林林而生，泯泯而死者耳，尚何以名男子为哉！”（《戒子通录》卷六）

    推崇道德主要指立身处世以道德礼法为本。晁氏不仅重视家族礼法、孝悌仁爱（“不失敦本睦族之意”一节里已有详论），而且在其他方面也表现出驭事以道、不苟时好、不贪富贵的精神。王禹偁称赞晁迥宁屈于官，“而大伸于道者。”（《小畜集》卷十八）晁补之所言“家风藐五世，不肯适人适。”（《次韵四弟以道十二弟叔与法王唱和兼示无斁弟二首》其二）晁公遡诗云“五世相传盖有道，中无所欲人何求。”（《得东南书报乱后东都故居犹存，而州北松檟亦无毁者》）说的都是同一种意思。如晁迥拒识天书之字（《曲洧旧闻》卷一），晁端中“文辞雅不追世好，故累上乃中第”（《鸡肋集》卷六十八《雄州防御推官晁君墓志铭》），晁说之中进士后不习三经新义，钻研古学，以致沉沦下僚（参笔者《晁说之研究》），晁补之常自比为鲁国倚楹而悲啸的漆室女，以“余不敢污以干时”（《鸡肋集》卷一《释求志》）而自励，晁子与淡视名利，“赐爵迪功郎，拜恩已，即卷衣冠藏之”（周必大《文忠集》卷七十五《迪功郎致仕晁子与墓志铭》），都是晁氏道德家法的具体表现。陆游《家世旧闻》[25]载：“先君言：昭德晁氏多贤，自蔡京专国以来，皆安于外官，无通显者。有疏族，居济州，以京荐为大晟府协律郎，举族耻之……盖其家习为正论……。”“疏族”当指晁端礼，晁说之曾作有《宋故平恩府君晁公（端礼）墓表》（《景迂生集》卷十九），多有赞美之词，可见“举族耻之”并不准确，但从陆游“其家习为正论”之语不难体会到昭德晁氏令人称羡的道德家法。晁谦之似乎有所争议，绍兴十四年八月他知抚州任时，献临川县进士梅执古家所产瑞粟一株一十九穗，一株九穗，一株八穗（《宋会要辑稿》瑞异一之二五），秦桧喜而用之（《宋史全文》卷二十一中），然献瑞异亦是地方官惯例，并不能视为阿谀权贵，而绍兴十八年其罢知建康的原因，倒是坐与赵鼎、王庶子交通，得罪秦桧所致。

    但任何事情都有例外，晁氏家族中也有品德堪疑之人，晁补之的长子晁公为就是一例。公为在高宗建炎年间即以朝散大夫直秘阁知台州，绍兴元年御舟经过时供物丰华，被劾扰民，因宰相范宗尹庇护免于追究（《中兴小纪》卷八）。同年，天台人求珍以杀人系狱，珍以金赂公为之妻，遂得不死。知天台县刘黙告发到都省及御史台，范宗尹与吕熙浩包庇此事，移刘黙他官，不久借口刘默违法科敷及馈送过客属吏，将其除名送饶州编管。又暗示调查此事的施埛遮掩真相，事发，公为于七月十九日被免职。绍兴三年，公为上书言“妻任氏受求珍金银，臣并不知法”，乞改循私之罪为失职之罪，为自己洗脱罪名，企图东山再起。绍兴五年，果有诏复其直秘阁，只是因中书舍人胡寅的强烈反对才作罢（《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十六、五十一、六十五、八十八），其人品道德不可谓高尚。这个例外，说明了家族成分的复杂性，也提醒我们晁氏道德家法只是就其总体表现而言，千万不要胶柱鼓瑟。

    需要注意的是，晁氏为了维护其道德家法，在教育上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晁仲询的夫人告诫三个儿子“尚德”（《景迂生集》卷十九《宋任城晁公墓表》），晁端友的夫人杨氏对儿子晁补之说：“汝父平生志甚高，仕非其本意。儿德愧先人，慎毋为诡遇。吾老无所用，富贵如是多矣”（杜紘《宋寿光县太君杨氏墓志铭》）。晁端彦有意让儿子晁说之聆听大儒刘恕“无从妖学，无读妖言”的教诲（《景迂生集》卷十五《与刘壮舆书》）；晁说之对晁氏后辈也训诫甚严，吕本中《童蒙训》卷上云：“近世故家，惟晁氏因以道申戒子弟，皆有法度，群居相处，呼外姓尊长，必曰某姓第几叔。若兄诸姑尊姑之夫，必曰某姓姑夫，某姓尊姑夫，未尝敢呼字也。其言父党交游，必曰某姓几丈，亦未尝敢呼字也。当时故家旧族，皆不能若是。”不惟如此，晁说之甚至对姻亲和朋友的后代也不忘道德礼法的训导，他赠张耒之子张彧的诗云：“莫学群儿败家法，入门无不曳长裾。”（宋马纯《陶朱新录》）吕本中《师友杂志》还记载了说之的一件趣事：“以道，盛文肃家外甥，洪炎玉父祖母文城君，亦盛氏甥，以道于玉父为尊行。一日同会京师，玉父未及见以道，邂逅僧寺中，玉父谓以道曰：公丈人行也，前此未得一见。以道遽折之曰：某自是公表叔，何丈人行之有？玉父再三谢之曰：是表叔，是表叔，但某未曾敢叙致尔。” 正是有了家庭教育的有意识引导，才使驭事以道、孝悌仁爱等礼法规范对于其他家族可能是迫于外在生存的压力，对于晁氏家族却是内在道德化的外在呈现，晁氏的道德家法也才得以顺利传承下去。

    勤奋读书、嗜爱学习在晁氏家族中更是一种优良传统。入宋晁氏始祖晁佺虽事迹不显，但“保其上世之诗书，不改其逢掖之旧”（晁说之《景迂生集》卷十九《宋任城晁公墓表》），晁迥也秉承了这种文史家风。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十三记载：大中祥符七年十一月，“翰林学士晁迥上《玉清昭应宫颂》，其子秘书省正字宗操继上《景灵宫庆成歌》。上曰：“迥高年勤于著述，而善训子弟，亦搢绅佳事也。”晁迥嫡长孙仲衍“早夜抱书册讽诵，父母爱怜之，又闵其素弱，意不欲其苦之也。君亦阳从游息，夜潜起取烛，或彻旦不寐，益务记览。”“君为人端粹，唯嗜学，未尝一日去书。”（王珪《华阳集》卷五十《晁君墓志铭》）晁端友“病卧昭德坊，呻吟皆诗”（《山谷集》卷二十三）。晁补之“讲学至老不废”（张耒《晁无咎墓志铭》），自谓“吾庐无余地，文字散堆案”（《鸡肋集》卷六《次韵李成季感事》）。晁说之也自言“终朝好学”（《景迂生集》卷八《即事二首》其一），晚年流落海陵，对从侄公鄼说：“吾脱身虎狼烟熖之中，无丝缕以自随，知汝有经史诸书，可悉垛于吾案上。老不能读，聊守以自娱，如爱襁人见镪而喜也。”（四部丛刊本《嵩山文集》附录《书毛诗后》）晁公诗好学博知，建九经堂于金溪，吕本中《东莱诗集》卷十九《晁公诗九经堂》云：“人家有屋但堆钱，君家有屋定不然。一堂无物四壁立，六艺三传相周旋。……”潜移默化间，好学成为晁氏的一种家风。当孩子不爱读书时，晁氏家长也会采取强制措施，如晁公遡自述“某自维幼，已不喜书，先君强焉使学，而非其性所堪。”（《嵩山集》卷四十五《上周通判书》）结果晁公遡亦以文名。

    不仅家长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地教导和影响孩子爱好学习，晁氏家族还特别注意调动家族力量，给予后人多种形式的教育，如让孩子们群聚切磋、共同学习；孩子年岁稍长，父亲带他们出去游历，增长见识等。

    现存史料中未能发现晁氏家族设有族学的明确记录，从晁氏族人及其亲友的一些论述看，他们似乎多由父兄教学。如晁端礼幼“学词赋于诸兄间，日一再作而佳矣。”（晁说之《景迂生集》卷十九《宋故平恩府君晁公墓表》）《鸡肋集》卷六十《祭外舅兵部杜侍郎文》云：“补之少日，愚无师闻，闻《诗》与《礼》于我先君。”晁补之《次韵八弟西园课经二首》其一也透露了他教儿子读书的情景：“懒旷期陶谢，呼儿读晋书。”晁公鄼《书夜雨不少住枕上作诗后》记载了晁说之对他的教诲：“汝年少精健，宜勉力读书，当先读五经，看注疏，读三史，不患不能为一赋，能如此，取青紫不足道也。文忠公集不可玄手，韩文难入头，先看六一，后昌黎，次太史公，次公羊传，次春秋，此是读书后先。”（《嵩山文集》附录）晁公遡《石判官惠诗用韵为谢》云：“吾宗衰谢尚斯文，长抱遗经教子孙。”（《嵩山集》卷十二）而且族人聚集在一起学习的机会还是很多的。晁补之《鸡肋集》卷六十一《代保之等告先叔推官文》云：“少与先君同砚席，先君爱之犹同气。”晁保之的父亲是晁端中，年长补之仅两岁，两人虽是叔侄关系，却因年纪相仿而“同砚席”。陆游的外祖母是晁冲之的姐姐[26]，陆游回忆说：“先夫人幼多在外家晁氏，言诸晁读杜诗‘穉子也能赊’、‘晚来幽独恐伤神’，‘也’字、‘恐’字，皆作去声读。”（《老学庵笔记》卷七）这种由家族父兄亲自教学，年龄相仿的族亲共同聚集进行学习的方式，具有彼此了解，易于接受，互相激励，取长补短的整体优化效应。

    晁氏家族由于入仕人员较多，做官地点又不固定，扩展了家族活动空间和社会关系，使后代得到了增长见闻和向名师求教的机会。晁氏族人很重视这种锻炼，晁宗悫使陕西时，就曾带晁仲衍同行，仲衍“自成一编，曰《侍雍杂编》”[27]。晁端友游宦时也多带补之前往，晁补之回忆说：“始补之之为儿，从先君学，先君多为补之言故里中前辈贤士长者。”（《鸡肋集》卷三十四《张穆之〈触麟集〉序》）晁补之拜苏轼为师，也是借了随父游历杭州新城的机缘。晁端彦官淮南时，刘恕来访，“美叔（端彦）呼诸子拜之。道原曰：‘诸郎皆秀异，必有成立，无为訞学，但自守家法，他日定有闻于世。’”（朱弁《曲洧旧闻》卷五，知不足斋本）世家大族的这种社会关系优势，是一般人家所难比拟的。

    宋代晁氏家族文化的以上若干层面，是一个彼此呼应的整体。如晁氏丰富的家族文献和藏刻传统，不仅为家族中人获取知识，钻研学问提供了必要条件，还训练了家族子弟的文献工夫，培养了家族子弟的读书意识，在家族中形成较为浓厚的文化气氛，晁氏人物科举成功率较高，家族中人博学宏识、多才多艺等，和拥有如此优越丰富的文献资源分不开的。而其善训子孙，尚德勤学，才有希望将科第蝉联、敬宗收族、文献传家等传统保持下去。其“世奉真如法门”，又是晁氏勘破实相无相，不主一家，博采众长、超然物欲之上的精神武器。宋代著名的文化世家固多，但像晁氏同时具有以上优势的则凤毛麟角。即拿科第来说，明州楼氏是宋代名族之一，楼郁幼子楼肖一脉，教子勤学，经书皆通读如流，然只有淳祐七年（1247）楼洌一人及第，其他尽皆科场失利。楼郁长子楼常，楼常子楼弁、楼异虽皆科第出身，至楼异五个儿子则又科场无名，皆以门荫入仕，至其孙辈始在科场大放异彩[28]，都不如晁氏十代的“殆无虚榜。”晁氏家族在崇尚道德、重视科第、敬宗睦族、文献收藏、文学传承、博学勤学等方面的成就，在宋代文化家族中具有典型意义。

    另外，晁氏家族在每一典型意义中也隐含着自己的独特家族个性：他虽然重视科举和入仕，却并不像一般家族那样重视治生，更不愿因此有违道德节操；他虽然敬宗睦族，却并非礼法强制，而是化与心成的自然举动；他虽然喜爱佛教，对《金刚经》较为重视，但只将其控制在私人兴趣层面；他虽然文献相承，善教子孙，却更偏于文学训练，晁迥、晁宗慤等皆以词臣起家，后世子孙亦以词臣为荣。至于晁氏如何与其他文学世家相区分，我们在第四章将有探讨。

    小结
    本章的主要观点如下：

    1、晁氏族人之间礼让、睦爱、孝悌之风非常浓厚，体现出宋代敬宗收族的普遍家族风气。晁端彦还撰有《晁氏世谱》，不失敦本睦族之意。晁氏族人平时散居，但当家族间有了大事发生时，他们也会聚集到一起，同喜共忧。他们的相互睦爱是化与心成的自然行动。

    2、晁氏是科第成功之家，具有丰富的科举经验，历宋代十世，皆能榜上有名，有据可查的登科族人达七十四人，是中国科举制度上的一个奇迹。晁氏科举的成功，对晁氏家族的长盛不衰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晁氏家族不善治生，加重了家族对科举的依赖。

    3、晁氏历代皆喜藏书，还兼校书、刻书，刻有《坛经》、《花间集》等，对文化传播作了积极贡献；他对书画类文献也有收集，对各种文献非常熟稔，深知历代典章制度，且多能为诗赋，精书擅画，是典型的文献之家。与同以文献著称的东莱吕氏相比，晁氏在文献上的造诣集中于文学方面，故又被称为文学之家。

    4、晁氏家族佛风颇盛，晁迥、晁补之、晁说之都对佛经有精深的研究，但他们在社会层面仍然恪守儒家角色，只在私人空间嗜好佛典。

    5、晁氏家族善训子孙，尚德勤学，并注意调动家族力量，让孩子们群聚切磋、共同学习。孩子年岁稍长，由父辈带他们出去游历，增长见识等，给予后人多种形式的教育。

    6、晁氏家族在崇尚道德、重视科第、敬宗睦族、文献收藏、文学传承、博学勤学等方面的综合成就，既在宋代文化家族中具有典型意义，又体现了晁氏家族自身的个性。

   

[1] 陈寅恪：《崔浩与寇谦之》，《金明馆丛稿初编》第147—148页，三联书店2001年第1版。

[2] 参王建军《论中国古代家庭教育思想》，《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3] 徐扬杰《宋明家族制度史论》第99页，中华书局1995年版。

[4] 序载乾隆四十年《晁氏家乘》，亦见于民国十三年《菏泽晁氏支谱》，皆藏山东菏泽晁八寨。

[5] 王珪《华阳集》卷五十《晁君墓志铭》，四库全书本。另：本文凡未注明版本的古籍均引自四库全书。

[6]晁说之《景迂生集》卷二十，《龚丘县主簿晁君墓志铭》残篇（题目为笔者所加）。

[7] 晁补之作有《积善堂记》，晁说之作有《积善堂》诗（《景迂生集》卷五），晁冲之作有《积善堂诗并序》（《晁具茨先生诗集》）。

[8]参衣川强《宋代文官俸给制度》，郑梁生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陶晋生《北宋士族家族·婚姻·生活》，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1年版。

[9] 《苏魏公文集》卷五《累年告老，恩旨未俞，诏领祠宫，遂还乡闬，燕闲无事，追省平生，因成感事述怀诗五言一百韵示儿孙辈，使知遭遇终始之意，以代家训，故言多不文》诗中注。

[10] 《鸡肋集》卷六十八《夫人阎氏墓志铭》云：“逮补之为尚书郎及守河中也，皆迎夫人以居。”按阎氏嫁端本，而端本早卒，阎氏生七子皆不育，一女嫁杜开，又因产夭，有一外孙女，出家为尼。

[11] 陶晋生《北宋士族家族·婚姻·，生活》第51页。另外，衣川强《宋代文官俸给制度》中也认为宋代普遍存在着一族多数人靠某一官吏俸给生活的现象，而官员又有除了衣食住行外的文化消费，俸给显然不足。“能够全赖俸给生活的官吏，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纯靠俸给生活的官吏，是不可能有的。”（第97页）这样就迫使官员将自己手中的权力最大化，即走向：“一方面收受贿赂，一方面用别人的名义置产，或从事商业活动。自宋朝以后，官吏们之以这种手段解决其困难，乃众所周知之事。”（第98页）晁补之的儿子晁公为因妻任氏收受犯人贿金被免官后导致其家衰微，谢伋就曾作《过晁使君子莫园有感》诗为之叫屈（见《天台续集别编》卷六）。可见官员受贿已经成为一种习见的社会现象，因此才有人会觉得冤枉。

[12] 所据材料参《晁说之研究》，其中乾隆四十年《晁氏家乘》卷五言晁仲询为“特科进士”，言晁冲之举进士。但据《景迂生集》卷十九《宋任城晁公墓表》，仲询未及第；而冲之亦未中第（参本书第六章考证），故不予统计。

[13] 吴光主编《中国文化世家·吴越卷》第466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14] 陆心源《刻〈续谈助〉叙》，《十万卷楼丛书》本。

[15] 《郡斋读书志校证》卷十七，第806页。

[16] 汪藻《世说叙录》三卷国内久佚，日本前田侯所藏宋绍兴本《世说新语》后附有二卷残本，中云：“晁（名迥，谥文元）本以‘德行’至‘文学’为上卷，‘方正’至‘豪爽’为中卷，‘容止’至‘仇隙’为下卷。”

[17] 晁氏与书画之关系，何新所博士论文《宋代昭德晁氏家族研究》第56页亦举有数例，可以参看。

[18] 《黄宗羲全集》第四册《宋元学案》卷三十六，浙江古籍出版社年版1992年1月第1版，第518页、第516页。

[19] 晁公遡《景迂先生论语讲义序》（《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萃》卷一五三，续修四库全书本）云：“汉之诸儒则尚知尊信其所自，非嗣其家、承其师，则不得在学官。惟予家则尚仍汉儒之旧，文元公之学，其如源乎江汉而放为大川，四传而及予族伯父景迂先生，则既合于海矣。”

[20] 按此事在宝元元年三月戊戌，参见《宋史》表二宰辅二宝元元年条，宗慤所草其中两制尚存《宋大诏令集》中。

[21]莫伯骥《五十万卷楼群书跋尾》子部卷一《法藏碎金录》条引晁子健《坛经后记》：“子健被旨入蜀，回至荆南，于族祖位见七世祖文元公所观写本六祖《坛经》，其后题云：时年八十一，第十六次看过。以至点句标题，手泽具存。”有关晁氏男性与佛教的关系，日本学者吾妻重二《关于宋儒晁说之——考证学与佛教信仰》（《东方学》第73期，1987年）亦有考辨，可以参阅。但该文引《春明退耕录》：“赵文定、杨文公、晁文庄、李尚书维，皆为译经润文官。”证明晁宗悫亦通佛典。此处不确，细按上下文，文中所云“晁文庄”任译经润文官事当在太平兴国至天禧初，晁迥天禧初始任译经润文官，而宗悫此时资历尚浅，未堪此任。故此处“晁文庄”当为“晁文元”之误。另本文晁端礼嗜佛一条材料，原未留意，后观李朝军博士论文第49页载此，遂复核原书补入。

[22] 参《鸡肋集》卷六十九《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像赞》，卷七十《请则和尚说圆觉经疏》、《请则和尚说金刚经疏》。

[23] 参杜继文《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97页。

[24] 《郡斋读书志校证》卷十六《金刚经会解》条云：“予弟公遡，日诵三过。”

[25] 孔凡礼点校《西溪丛语 家世旧闻》第212页，中华书局1993年版。下凡引《家世旧闻》皆出此书，只注页数。

[26] 《渭南文集》卷三十《跋诸晁书帖》：“某之外大母清丰君，实巨茨先生女兄。”

[27]  王珪《华阳集》卷五十《晁君墓志铭》。

[28] 参包伟民《宋代明州楼氏家族研究》，《大陆杂志》第九十四卷第五期，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