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家族文化

    家族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魏晋六朝，“其重心不在政治中心之首都，而分散于各地之名都大邑。是以地方之大族盛门乃为学术文化之寄托……故论学术，只有家学之可言，而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常不可分离也。”[1]降及两宋，门阀世家庶几无存，倡导敬宗睦族的个体小家庭逐渐成为社会主体力量；同时，科举制的不断完善增强了竞争的公平性和社会阶层的流动速度，国家右文政策的推行和印刷术的发展不仅造成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知识崇拜，也使知识普及程度大大提高，中国学术文化遂得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刘禹锡《乌衣巷》），宋代家族文化当然也适时地显现出其时代特点，那就是普遍重视亲族友爱，重视科举，重视文学培养，重视图书积累，嗜学、博学等，正是这“普遍”二字，打破了六朝世族的文化垄断，形成了“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见《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77页，三联书店2001年版）的坚固基础。这些，通过晁氏家族的研究将会有切实的感受。

    一 不失敦本睦族之意
    “敬宗收族”出自《礼记》的“是故人道亲亲也。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即人们利用血缘关系，提倡血亲相爱，亲族团聚，使家族作为一个社会集团能够长久生存下来。晁氏姻亲杜纮称赞晁家“故有风范，奉祭祀、待宗党宾客惟腆。”（《宋寿光县太君杨氏墓志铭》）晁补之称赞晁迪、晁迥、晁遘兄弟三人，“皆中和孝弟，慈惠而爱人，用钟其庆，六世子孙，男女嫔妇至口五百。”（《鸡肋集》卷三十一《积善堂记》）说明了晁氏以“敬宗收族”传家的风习。中国古代家族制度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家族内部的亲疏尊卑长幼等人际关系完全以此展开，为了使这种家族秩序得到有效控制，除了依靠天然的血亲意识和祖先崇拜之外，还必须强化从血缘亲情中提升出的孝悌仁爱、敬祖睦族等道德观念[2]，使之获得家族成员的广泛认同，并通过外在的礼法行为规范具体体现出来，即孔子所说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因此，考察晁氏立身处世中“敬宗收族”的诸多实践，也就将直接印证杜纮、晁补之上述的说法。

    徐扬杰先生将“敬宗收族”的实践总结为建祠堂、置族田、修家谱三个方面。[3]但祠堂之立源于宋末元初，族田添置之风大行于范仲淹之后，且须富贵者始能为之，晁氏贵显当数晁迥、晁宗悫父子，皆生于范仲淹之前；之后晁氏族人虽入仕不断，但极少位高有力者，故晁氏族田之设未见于记载。不过晁端彦曾编有《晁氏世谱》，并作序云：“使晁氏之族不昭，无以扬先烈、纠族人，以传示后世。不胜祗惕，具为是谱，文行居先，卒葬载后，每闰则修……俾相承不紊，乃不失敦本睦族之意乎。”[4]《谱》今虽不存，由晁说之《嵩山文集》（四部丛刊本）附录所收《晁氏世谱节录》尚可见其仿佛。他们的名字自晁迥后极有规律，“宗生仲，仲生端、之，端、之生公，公生子，子生伯，伯生世，奕叶联名”（周必大《文忠集》卷七十五《迪功郎晁子与墓志铭》），其“敬宗收族”的目的非常明显。

    除了徐先生总结的建祠堂、置族田、修家谱外，祭祖睦族、孝悌仁爱自然也是“敬宗收族”的重要表现，它更具体和日常性地表现了血亲相爱的伦理意识。晁氏家族对先人的祭祀和内外应对之礼较为看重，诸妇持家，多擅此道。如晁遘妻张氏“处内外亲，尊卑长幼，亲疏之际，无不当于礼而恩称之。”（ 曾巩《元丰类稿》卷四十五《寿安县太君张氏墓志铭》）晁仲参妻公孙氏“内外言不交于阃，非晨昏定省、祭祀烹饪不下堂。”（晁补之《寿安县太君公孙氏行状》）杜纮《宋寿光县太君杨氏墓志铭》称晁端友妻杨氏“岁时祀其考妣终身，晁氏彻，然后之杨氏，礼意惟称。”晁补之的《鸡肋集》中也有多篇祭告先人的祀文，可以见出晁氏家族对于祖先的重视。

    晁氏族人之间礼让、睦爱、孝悌之风也很浓厚：晁迥“延荫及弟侄侄孙，不遑具载。”其子晁宗悫发扬了这种精神。“宗悫性敦厚，事父母孝，笃于故旧，凡任子恩，皆先其族人。”（《宋史》卷三百五宗悫传）而宗悫长子仲衍“天性孝笃，自文庄之薨，才数岁，继遭安康之艰，创巨毁深，屏处一室，六年未尝一茹荤。君大族也，事诸长上必恭，厚昆弟以爱，赒群从以恩，与朋友以信，凡岁时吉凶问遗，罔不如礼之中。”宗悫卒后可以荫补后代七人，仲衍只给长子迁一官，“余悉沾内外亲……亦君所以成先志云。”[5]晁仲询“勤施远近之游子，必顾彼之意，而不顾室中有无也。礼文仪物，行于宗族者，随岁时寒暑酒炙行焉，率以为亲庭之乐也。”（晁说之《宋任城晁公墓表》）晁仲熙事继母以孝闻，“笃爱其弟，有人所难能者。为人忠信平夷，宽裕不矜伐，趋事静以敏，自奉养俭薄，而遇人之急，至解衣赒之，恐不足。”晁补之赞之曰：“昔文元公尝言：吾自幼及老，历官临事，未尝挟情害物，倾人售进，其晩节著书垂训，多慎刑戒杀之意。而公性中和，敬人而爱物，盖近文元之风。”（《鸡肋集》卷六十四《右朝议大夫致仕晁公墓志铭》）晁端仁长孙系损之之子，但端仁死后的荫恩，损之仍让与其侄[6]。端仁另一子谦之，也将郊恩让与从侄公谔（楼钥《攻媿集》卷一百八《司法晁君墓志铭》）。晁氏亲族渡江后离散漂泊，谦之又尽力收抚（《明一统志》卷五十一）。晁公迈之子晁子与“事亲先意承志，曲尽子职，伯季死，君力教叔弟子谁之子伯谈，以经术取高第。”（周必大《文忠集》卷七十五《迪功郎致仕晁子与墓志铭》）晁公谔“少承家法，笃于孝友，尝刲股以起母及仲兄之危疾。”（楼钥《攻媿集》卷一百八《司法晁君墓志铭》）他们的忠厚、孝悌、友爱，几乎成为化与心成的自然举动。

    另外，虽然平时晁氏族人分散于汴、郑、济、徐一带，但当家族间有了大事发生时，他们也会聚集到一起，同喜共忧。如晁遘第三子晁宗愿曾为真州军事推官，夫人黄氏大观元年时年已九十一岁，时大赦天下，诏民百岁男子官，妇人封，仕而父母年九十官封如民百岁。于是其第四子晁仲询走京师，为母请封。上之制曰：“黄氏蕴仁积善，享有耄龄，可寿光县太君。”族人荣之，为作堂曰“积善堂”，且大会宗党，饮酒相贺，“补之乃于夫人为族曾孙，年五十五矣，独素发垂领，搢笏跪起以寿夫人于群从之后。盖世之老人见曾孙尚多有之，如夫人见曾孙数十，其长者已白首，又自有孙，在昔良少。”（《鸡肋集》卷三十一《积善堂记》） 这次规模空前的盛会无疑增强了晁氏家族的凝聚力。晁补之、晁说之、晁冲之都曾作诗文记之[7]。再如晁迪子宗简之墓本在开封祥符县，但患地卑水多，议改葬任城鱼山时，其孙晁端礼、晁端智“以告群从诸孙”相与议，最后采纳了晁补之的建议，合族完成了这次墓葬的迁移（《鸡肋集》卷三十一《宋尚书刑部郎中知越州军州事赠特进吏部尚书南安晁公改葬记》）。这些活动都怀着浓烈的亲情，散发着“敬宗收族”的伦理光辉。

    与魏晋南北朝门阀世家的世袭富贵相比，宋代官僚丧失了政治、经济上的世袭特权，“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袁采《袁氏世范》卷下），子孙不善治家者，虽上辈位高权重亦难免迅速败没。北宋大将曹翰，“卒未三十年，子孙有乞匄于海上者矣”（《涑水记闻》卷三，中华书局校点本）。宰相吕端死后十年，“旧第已质于人”（《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十三）。至于一般官僚家庭，其后代沦落者更是比比皆是，如曾为龙图阁直学士的北宋名臣孙觉，死后不过八十年，其“曾孙浩，鹑衣菜色，困于逆旅”，不得不出售孙觉的告身，周必大感叹说：“考前辈立名节之难，而思后人持门户之不易”（《文忠集》卷十六《跋孙莘老告身》）。为子孙计，宋代官僚大多倡导“敬宗收族”，真定韩氏的韩亿“见亲旧之孤贫者，常给其昏葬”（《宋史》卷三一五本传），韩维“其居家，俸赐悉以均给宗族及故人子弟，周恤之甚厚。方闲退时，聚族数百口，置田数十顷，以为义庄，抚孤幼尤力”（《南阳集》卷末附鲜于绰《韩维行状》）。丁度“所得俸，稍计伏腊外，均赋宗戚，贫甚者嫁娶送葬，仰公而成，虽疏属如一。”（《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上卷三孙抃《丁文简公度崇儒之碑》）谢绛“赒急宗族之无依者几百口”。谢绛死后，其子景初“抚给孤遗，如阳夏公（谢绛）之存，有田在苏杭，岁入千斛，悉留以给宗族之在南者。”（《范忠宣集》卷十三《朝散大夫谢公墓志铭》）可见“敬宗收族”是时代之使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晁氏书写着时代，也被时代所书写。

    宋史研究界的研究表明，宋代士人一旦为官，就要维持一个相当大的家庭，以致经常为入不敷出叫苦[8]。如苏颂以高官厚俸致仕，聚族二百人，每苦族大家虚，赡给不足，“故每饭不过一肉，非宾客未尝饮宴。” [9]苏颂尚且如此，官微俸薄之人处境就更为艰难，秦观“聚族四十口，食不足，终日忽忽无聊赖。”（《淮海集》卷三十《与苏公先生简》）其《淮海集》卷十《春日偶题呈上尚书钱丈》云：“三年京国鬓如丝，又见新花发故枝，日典春衣非为酒，家贫食粥已多时。”钱勰看到诗后送米相助，秦观又作《观辱户部钱尚书和诗饷禄米，再成二章上谢》其一云：“本欲先生一解颐，顿烦分米慰长饥。客无贵贱皆蔬饭，惟有慈亲食肉糜。”可见生活依然窘迫。晁补之入仕后虽然没有资料显示到底要赡养多少人，但据张耒所作的《晁无咎墓志铭》及其他材料可推知，当时跟随他生活的有自己的妻儿（至少5人），母亲杨氏（1人）、从叔母阎氏（1人）[10]，未入仕前的弟弟将之一家（至少4人），还有五个未嫁的姐妹，再加上仆人、家伎等，人数不会少于二十口，生活自难宽裕。苏轼就有诗云：“晁子拙生事，举家闻食粥。”（《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三首》其三）陶晋生先生认为，宋代官员“除了要奉养父母，抚育子弟，负担家用，为姐妹女儿办婚事外，还需要帮助族人，母族和妻族，及接回因丈夫死亡而不能生活的姐妹、女儿和他们的孤儿。”[11]陶著揭示了宋代官员沉重的生活负担。而笔者感兴趣的是，它另一方面也证明了族人间的互相帮助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气，这种互相帮助从长远看也是一种利益投资，自己成功时帮助族人，一旦族人成功时，也有义务照应自己或自己的后代，这样就可以同舟共济，维系一个家族长久生存下去。后来这种族人互助关系和建祠堂、置族田、修家谱一起被宋代理学家纳入“敬宗收族”的理论下，遂醖酿出了中国近代社会新的家族制度和形式。

    二 殆无虚榜
    晁氏是科第成功之家，这点晁氏自己并不否认。如晁咏之云：“四世继直于书林，五叶踵登于词级。殆无虚榜，并继芳尘。后生或以为难能，前辈亦许其盛事。顾虽极陋，亦耻无功。”（《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十七《谢及第启》）晁迥至晁咏之，历五世，故云“五叶踵登于词级”，而“亦耻无功”一语，又显出家族科举成功的传统对后代的激励作用以及后代对科举的重视。其实终宋一代，晁氏共历十世，每世“殆无虚榜”，这在科举史上可以说是一个奇迹。南宋姚勉亦云：“河南晁氏曾有样，二十子弟俱高科”（《雪坡集》卷十八），这只是大致而言，晁氏科第之士远不止此数。今天能考知的宋代晁姓有三百多人，其中进士就有：晁迥（太平兴国五年进士）、晁宗简（淳化年间进士）、晁宗悫（大中祥符中召试舍人院赐进士及第）、晁宗谅（端拱二年进士）、晁宗操（及第年不详）、晁宗干（及第年不详）、晁宗实（及第年不详）、晁宗曜（及第年不详）、晁宗裕（及第年不详）、晁宗儒（淳化三年进士）、晁仲衍（及第年不详）、晁仲约（庆历二年进士）、晁仲绰（庆历四年赐同进士出身）、晁仲堪（及第年不详）、晁仲诜（及第年不详）、晁仲渊（及第年不详）、晁端中（元祐六年进士）、晁端友（皇祐五年进士）、晁端仁（治平二年进士）、晁端义（及第年不详）、晁端礼（熙宁六年进士）、晁端智（及第年不详）、晁端本（治平二年进士）、晁端彦（嘉祐二年进士）、晁端禀（熙宁六年进士）、晁端弼（治平二年进士）、晁端诚（熙宁三年进士）、晁端声（元符三年进士）、晁端规（及第年不详）、晁端夫（熙宁六年进士）、晁端尹（宣和六年进士）、晁端敏（及第年不详）、晁端林（及第年不详）、晁端臣（及第年不详）、晁保之（元符三年时已为进士）、晁付之（元符三年时已为进士）、晁补之（元丰二年进士）、晁将之（元祐三年举进士）、晁说之（元丰五年进士）、晁隐之（元丰五年进士）、晁咏之（绍圣元年进士，建中靖国元年以新信阳司理参军试宏词科第一）、晁载之（绍圣四年锁厅中进士第）、晁觉之（及第年不详）、晁贯之（元符三年进士）、晁资之（及第年不详）、晁颂之（及第年不详）、晁应之（熙宁三年进士）、晁谦之（及第年不详）、晁尚之（崇宁三年进士）、晁祐之（政和八年进士）、晁益之（及第年不详）、晁夬之（及第年不详）、晁豫之（及第年不详）、晁贲之（及第年不详）、晁谓之（及第年不详）、晁微之（及第年不详）、晁公文（及第年不详）、晁公武（绍兴二年进士）、晁公遡（绍兴八年进士）、晁公裔（绍兴二十一年时为进士）、晁公迈（及第年不详）、晁公肖（及第年不详）、晁子质（及第年不详）、晁子聿（及第年不详）、晁子绮（及第年不详）、晁子光（及第年不详）、晁子涛（及第年不详）、晁子侃（及第年不详）、晁百徵（及第年不详）、晁百谷（及第年不详）、晁百谈（淳熙二年进士）、晁维岳（及第年不详）、晁世禄（及第年不详），共七十三人。这个数字还有可能增加，因为我们只是根据现有的文字材料做出的判断[12]，一些记载不详的晁氏族人无法判明是否进士出身。《六安晁氏五届续修支谱序》云晁氏“唐宋两朝科甲连绵，官宦络绎，进士七四，宰相者三，经学百六”，虽不无夸美，尚有一定事实根据。其他晁氏也大多因恩荫或其他原因曾入仕为官。明嘉靖间《新修清丰县志》卷十六中收有晁瑮《蜀春山宗长赴周府教，临岐怆然，因道祖德为赠》诗，于“九朝繁宠泽，八世盛簪缨。”两句下分别注曰：“自太宗至孝宗，凡九朝，赐第、赐派、赐匾、赐联、赐诗、赐春帖、春礼，骈蕃不可胜纪”，“自宗字至世字，凡八世，科第五十一人，而服官中外者至百八十六人”。拙著《晁说之研究》中亦曾详列晁氏族人仕宦，可以参看。

    尽管对中国社会的特点有着不同的认识，但“官本位”却是一个有目共睹的重要特征。一个家族能够世代繁荣，最重要的条件不是拥有大量的财产，而是家族中不断有人通过科举或其他方式进入仕途，在成为皇权结构一分子的同时从那里交换一定利益。如果没有政治上的庇护，即使富甲天下的家族也很难长盛不衰。晁氏家族能够享誉宋代近三百年，关键仍在于世世代代不断有晁氏族人科第成功或入仕为官。晁氏全盛之时是在晁迥晚年，其嫡系子孙十七人“咸有肯堂之材”，皆能继承诗书之业，其中“子四人并升朝列，诸孙十三人十人已为京官。”其他“延荫及弟侄侄孙，不遑具载。”（《法藏碎金录》卷七）长子宗悫还官至参知政事。至第六代补之、说之时，虽然这一辈中进士者至少二十三人，但官位不显，政治影响有所下降，因此晁补之才哀叹：“文元公起家，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晁氏自文庄公秉政，勋业在王室，逮今六十余年，而仕益微，似不可振。”（《鸡肋集》卷三十一《积善堂记》）自第七代开始（公字辈），晁氏科举入仕人数锐减，至第十代（世字辈）则只有晁世禄一人为特科进士，宋代晁氏一族也就不显于世。不仅晁氏如此，宋代几乎所有绵延久远的世家大族科第人数都相当可观，三槐王氏中进士者仅北宋一朝即有二十余人（据李贵录《北宋三槐王氏家族研究》提供的资料统计，齐鲁书社2004年版），明州楼氏从皇祐五年（1053）至开庆元年（1259）间亦有三十八名进士[13]。由此可见，科举或入仕对于维护一个中国传统家族的兴盛何等重要。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晁氏家族在治生方面的独特性。所谓治生，即家庭生计的经营，在传统社会，主要表现为添置田产或经商聚财两种方式。有了田地，就可以雇人耕种或租与佃农，使自己从繁重的农事劳动中解脱出来，获得读书所需的必要时间；经商赚钱，可以使生活质量得到提高，还可增强家族的抵抗意外能力。眉州青神陈氏家族富足，陈希亮曾祖延禄、祖琼、父显忠，皆不仕。希亮幼孤好学，“年十六，将从师，其兄难之，使治息钱三十余万。公悉召取钱者，焚其券而去。学成乃召其兄之子庸，谕使学，遂与俱中天圣八年进士第。”（《东坡全集》卷三十九《陈公弼传》）希亮曾祖而下至其兄，大约皆为商贾，所以才致有“息钱三十余万”。明州楼氏“世以财雄于乡”（《攻媿集》卷八五《高祖先生事略》），咸平年间，楼皓“以赀为奉化县录事”（《攻媿集》卷七四《为赵晦之书金刚经口诀题其后》），为家族发展奠定了基础，至楼郁决科起家，一门书种，赖以不绝，楼氏遂成仕宦名家。苏轼也屡屡求田问舍，其态度更有代表性，他说：“归老之计，不可不及。今办治退居之后，决不能食淡衣粗，杜门绝客。贫亲知相干，决不能不应副。此数事岂可无备？不可但言我有好儿子，不消与营产业也。”（《东坡全集》卷八十一《与蒲传正》）然而与许多能够长久生存的家族都重视此道不同，晁氏家族似乎对此比较陌生。现存历史文献中找不到晁氏家族从事经商的明确记录，他们在添置田产方面的成绩也极为有限。晁迥一系在开封拥有昭德坊晁宅，维系百年之久，但系仁宗所赐；他们在新郑东里也有田地，却数量不多，晁冲之有“我家溱洧间”，“田园虽不广”（《和十二兄五首》其五）的诗句可以为证，南渡后晁公遡为官三十年，“无田庐可归，为贫所驱，矻矻州县间，但知自治而已”（《嵩山集》卷二十九《为宰相小柬》之五）。晁迪一系在济州发展，其裔孙晁补之家不过有贫瘠之田二顷，虽雇人耕种，但“我庄当水穷，乃比石田瘦”，“庄奴不入租，报我田久荒”，以至不得不“居贫废文字，铫鎒学苦耕。”（《视田五首赠八弟无斁》其一、其三、其五）晁遘一系人丁单薄，更显势微。晁仲询乐善好施，颇以富称，但葬母时居然要贷钱始能为之（晁补之《宋任城晁公墓表》），富只是因其慷慨给人造成的一种错觉。一般而言，没有巨量的田产和雄厚的钱财，家族的长久延续是不容易维系的，但晁氏却是一个例外，他们似乎志不在此。晁公遡《程氏经史阁记》云：“公卿大夫与诸侯之后，乃有不安其贵，而反以富为忲者。则伐冰之家，不止乎鸡豚之畜也，其家所当传者卿之礼二、士之礼七、大夫之礼三、诸侯之礼四、诸公之礼一，其谁复知之耶？民有幸而得夫爵五之三，与位三之二，或尽得之，然多者再传，少者一传，则已复为民矣。故天下之名为公卿大夫诸侯，率无世其家者，以其礼先亡也。民得之者又本薄而易蹶，故公卿大夫诸侯及其民更相上下为盛衰。……眉州程氏始以进士起家，今六世矣。仕者日以加多，其乡人私怪其故，将何以致之？予昔尝为涪州军事判官，事太守程公，知其家既贵，而不以殖其货，而能筑阁于其所居，以聚四库书，而贻其子孙。程公岂特程氏之贤哉？实古之公卿大夫诸侯之选也。其子孙能世守之，是亦常为公卿大夫诸侯，则所获宁止鸡豚之利也？”（《嵩山集》卷四十九）可见晁氏家族看重的是诗礼传家，某种程度上是有意不去追求殖货放利。不擅经营家产增加了家族对科举入仕的依赖性，往往得仕族聚，失仕族散。如补之因绍圣党祸废罢，徽宗期间曾起为知河中府。他在《河中府谢到任表》中云：“散族再收，啼饥皆饱。”（《鸡肋集》卷五十五）因此对于晁氏家族来讲，就有必要调动自己家族其他方面的优势，来保证科举入仕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