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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道之际的文学精神与创作主题(1)-文化研究
来源:  作者:关爱和  点击:次  时间:2001-08-27 00:00于哲学网发表

   “昏时”与“艰难之天下”的社会总体评价,无疑仍是依据盛衰、治乱、王霸的传统社会价值标准,在中国历史纵向坐标上进行的。在一个封闭得十分严密,而又缺乏近代大工业生产条件的农业国度,在帝国主义的大炮尚未惊醒东方帝国强盛之梦的鸦片战争前夕,摆脱昏时的梦魇,重睹宜君宜王之景象,由艰难之天下,重新步入开创之天下,承平之天下,似乎是无可选择、顺理成章的现实演进道路。一代知识群体危言耸听,筹谋策划,大都出于对封建盛世、仁政王道芳菲重现的渴望与坚信。这种渴望与坚信,给这一时期的文学蒙上了一层虚幻与乐观色彩。无数个补天情结,构成了梦幻的大网,使富有理性和现实深度的社会批判,在转向社会救敝改革方案的探寻时,突然变得充满浪漫气息。对兴衰治乱历史循环论的迷悟,过分相信封建肌体的再生性与重建能力,再加上知识群体目光视野不出中土华夏范围及思想创造力的贫乏,他们在进行社会批判时虽然显得勇猛无畏,深刻有力,但在讨论变革途径时,却变得书生气十足,甚至迂腐浅薄。批判意识的深邃宽广与革新意识的平庸纤细,构成了一种极大的反差。这恐怕是光绪年间梁启超等维新志士“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稍进乃厌其浅薄”的重要原因。
  这是一场散乱的、自发的,由补天情结所支配的救敝改革骚动。支撑着改革热情和自救信念的是对帝国盛世再现的憧憬与渴望。以“国士”“医国手”自期的知识群体,无不希望通过对旧有政体和思想文化体制的自我完善与调节来消除危机,应付世变。他们根据最深切的自我感受,在传统思想文化的武库中,寻求着救世的灵丹。文人的天真和浪漫气质,恰恰在这充满空想与梦幻色彩的寻求中得到充分体现。他们或希望通过读经、注经,把经籍中的普遍原则贯彻到社会治理中去的办法来振兴政治、文化;或鼓动重新高扬性理主义的旗帜,“兴起人之善气,遏制人之淫心”,从而改善道德、风俗;或主张培士气,重人才,简政放权,发挥士及师儒的辅政作用;或强调以农为本,解决好河、漕、盐诸政,缓和经济危机;甚至建议按宗法血缘关系分配土地,以缩小贫富差距。在连篇累牍的政论之文中,仁政得施、王道实行,帝王得道多助,臣者惟德是辅,弊绝风清,朝野声气相通,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本固末盛,物阜财丰,成为众笔所重重描绘的理想世界。但这种盛世强国之梦,不久便彻底破灭。步入封建末世的东方帝国,已是老态龙钟,再也没有雄风重振的机会。鸦片战争之前,封建帝国在封闭状态下的虚假繁荣与强盛,使清政府与全社会并没有真正清醒地认识到生存危机的存在。知识群体所表现的忧患意识与革新呼吁,常被视作杞人忧天;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加入全球性的战争角逐与生存竞争中,封建王朝盛衰治乱的历史循环也因此趋于紊乱以至于中断,这就使一代知识群体所开具的种种“以古方出新意”的救国之方,失去施用之所。不为世人理解的救世热情与变化中的社会现实,使一代志士深为叹息。鲁一同在《复潘四农书》中,曾以医者、病者作比,揭示了救世者与政府、社会之间的隔膜。病者于病情并不自知,但凭起居燕笑、充好如常便讳疾忌医;医者虽有救国奇方,却无法为病者所接受、所理解:“医者既苦于不信,病者又苦于不知,而病又不可久待,久待益深,益不信医。”病者、医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由不信任而造成的紧张,使医者无从措手而病者愈趋沉重。作为医者之一,鲁一同和呼吁救敝改革的知识群体一样,一方面表现出救国救世、舍我其谁的自信;另一方面,又充满着不见用世的惆怅与无奈。自信使他认为:“虽世之病者,未必假藉一式,然善吾方,谨藏吾药,必有抄撮荟萃获效者。”无奈又使他承认:“天下事深远切至者,非吾辈所宜言。纵言之善,及身亲多龃龉,不易措手。”①魏源是以海运代漕运的积极主张者。在道光初年海运一度实行后,他曾兴奋地称赞此事是“事半而功倍,一劳而永逸,百全而无弊,人心风俗日益厚,吏治日益盛,国计日益裕,必由是也。无他术也”②。但随后他就发现,救敝之事并不如此简单和值得乐观。鸦片战争后两年,他在谈论黄河治理问题时,慨然叹道:“吁!国家大利大害,当改者岂惟一河!当改而不改者,亦岂惟一河。”③步入颓败之境的清朝帝国,杂症并出,牵一发而动全身,非一方一药所能奏效。从救世的自信走向救世的无奈,虽给一代士人带来失望的痛苦,但也带有几分历史发展的必然。满足于“药方只贩古时丹”,已不足以应付世变,解救残局。
  在嘉道之际文学中,与惊秋救敝表现主题构成犄角之势的是忧民自怜主题。同惊秋救敝主题类似,忧民自怜是一种组合性主题。其中,“忧民”重在表现一代士人哀民生之多艰,歌生民之病痛的恻隐之怀;“自怜”则重在抒写一代士人感士不遇的牢愁和对自我人格高洁、完满境界的内在追求。与惊秋救敝主题着眼于时代风云的追寻和现实课题的思索相比,忧民自怜主题表现出更多的对传统文学精神的承接;惊秋救敝主题表现了历史转型期文学独特的情感风貌,而忧民自怜主题则与中国文学生生不息的人道精神,构成了汇流联结。两大表现主题之间有着互相渗透、交融的层面,它们在一代士人意气风发,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基础上构成了和谐统一。
  民生民瘼,是邦国盛衰的显性标志,是“军国”、“政治”与“天下事”中的大宗。对民生民瘼寄予同情关注,以富有恻隐之心,合于讽喻之旨的笔触,揭示生民病痛,是中国文学的优秀传统,也是中国士人参与社会政治,实现兼济之志的重要方式。嘉道士人秉承议论军国、臧否政事、慷慨论天下事的文学精神,在揭露衰世之象,谋求绸缪之策的同时,对苍生忧乐、黎元困顿别具只眼,萦萦于怀。他们“慷慨论天下事”的诗文作品中,每每将世情民隐,百姓病痛形诸笔端。在不胜枚举的哀民生之多艰、歌生民之病痛的诗文中,蕴藏着嘉道士人忧时悯世的情怀和民胞物与的仁爱之心,同时,又表现出他们对传统的补察时政、泄导人情风人之旨的追寻。嘉道士人悲天悯人的情怀在推己及人的心理过程中,还常常转化为“自责”的意绪。同情、讽喻、自责,形成了忧民主题的三大情结。
  士阶层的自怜意绪,也是传统诗文中常见的表现主题。自怜主题既包蕴着士阶层对理想人生、理想人格的执著追求,又承载着其追求过程中自然伴随的种种失意与惆怅;自怜既具有士阶层对自我形象、自我行为的爱怜、赞美和心灵自慰的意义,同时也蕴藏着愤世嫉俗、斥奸刺邪的批判锋芒。自怜主题带有最为浓郁的自我色彩,是读者借以窥知创作主体心灵宇宙的重要窗口。在嘉道文学的自怜主题中,对谗谄蔽明、方正不容世象的感愤牢骚和对冰清玉洁、独立特行品格的自我期待,唤醒我们对古典文学长河中佩兰纫蕙、独清独醒高士形象的记忆;而惊于秋声,戚于飘摇的哀怨感伤与挽狂澜于既倒的执拗狂放,则又把我们拉回到山雨欲来、衰象层出的特定时代。这里,我们试图借用龚自珍的“剑气箫心”之说,概括嘉道文学中的自怜意绪。
  在龚自珍的作品中,“剑”与“箫”是两个经常对举的词语。其《漫感》诗云:“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其《丑奴儿令》词云:“沉思十五年中事,才也纵横,泪也纵横,双负箫心与剑名。”可见龚自珍平生对一箫一剑、箫心剑名是何等的看重,何等的珍惜。“剑气箫心”首先表现为一种人格理想,这种人格理想充溢着敢忧敢愤、敢有作为,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思想意志,它既有悱恻情思,眷眷爱心,“乐亦过人,哀亦过人”①的一面,又有“大言不畏,细言不畏,浮言不畏,挟言不畏”②,放言无忌、狂狷不羁的一面。敢爱敢恨,培植情根,即为箫心;敢作敢为,锋芒毕露,即为剑气。龚自珍《己亥杂诗》中“亦狂亦侠亦温文”③的诗句,正是“剑气箫心”品格的注脚。“剑气箫心”又表现为经世抱负和不遇情怀。其《又忏心一首》诗云:“经济文章磨白昼,幽光狂慧复中宵。来何汹涌须挥剑,去尚缠绵可付箫。”④经世的幽光,济民的狂想,汹涌而来,缠绵而去,来须挥剑者,为报国之雄心,去可付箫者,为不遇之哀怨。“剑气箫心”还是一种审美追求。龚自珍《湘月》词云:“怨去吹箫,狂来语剑,两样消魂味。”箫怨多感慨之词,似《骚》而近儒;剑狂多不平之语,似《庄》而近仙、侠。感慨之词,忆之缠绵;不平之语,触之峥嵘。
  “剑气箫心”之说所涵括的独立不移的人格理想,不屈不挠的救世意志,亦狂亦怨的审美追求,可以用来概括嘉道士人自我设计、自我期待、自我完善过程中的种种追求。在学风士风转换的呼唤,新的文学精神的陶铸及惊秋救敝、忧国忧民的诗文创作中,我们都能感受到剑气箫心的回荡与搏动。盛衰交替的历史氛围,以天下为己任、拯衰救溺的承担精神与千疮百孔、积重难返的社会现实,造就了嘉道士人的精神气质。这种精神气质以一言蔽之,可称为剑气箫心。创造的渴望与艰难,拯衰的躁动与蹉跎,都被涵括在剑气箫心之中。嘉道士人引以自豪者在此,后代继踵者奉为风范者亦在此。
  在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近代历史中,嘉道之际一代士人所开创的学风、士风、文学精神被继承延续下来,甚至连他们托古改制的策略,歌哭无端的狂放,都被继承下来。一代士人剑气箫心的风采,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时期新的一代志士仁人身上重现,成为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而嘉道之际形成的议论军国、臧否政事、慷慨论天下事的文学主潮,则为中国近代文学作了一个气势不凡的开场白。从这一时期开始,文学家逐渐改变了闲适悠然的心境与花前月下的吟唱,以热切的目光追寻着现实生活万千变化的波光澜影,以敏感的笔触描述着人间可悲可喜、可惊可叹、英勇威武、卑琐丑恶的种种事态世相,以艺术的方式再现了中国人民为民族独立、自由、解放而进行的呐喊、抗争及所经历的苦难。从这里起步的中国近代文学,始终紧紧地拥抱着现实生活,注目着人间沧桑。
  〔本文责任编辑:马自力〕
  
  注:
  ①《龚自珍全集·乙丙之际箸议第六》,中华书局,1959年,第4页。
  ②《龚自珍全集·对策》,第114页。
  ③《魏源集·两汉经师今古文学家法考叙》,中华书局,1983年,第151页。
  ④《龚自珍全集·乙丙之际箸议第六》,第4页。
  ⑤《魏源集·学篇九》,第22页。
  ⑥《艺舟双楫·赵平湖政书五篇叙》,《安吴四种》,同治壬申重刊本。
  ⑦《中复堂全集·复管异之书》,同治六年刻本。
  ⑧《修本堂稿》,《修本堂丛书》刊本。
  ⑨《梅伯言全集》,咸丰六年刊本。
  ①《中复堂全集·复管异之书》。
  ②《清史稿》卷486《包世臣传》。
  ③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1989年,第53页。
  ④俞樾:《皇朝经世文续编序》,《春在堂全书》,光绪二十年刊本。
  ⑤方宗诚:《仪卫先生行状》,《柏堂集》,光绪七年刻本。
  ⑥《养一斋文集·蔬园诗序》,光绪戊寅年夏重刊本。
  ⑦《因寄轩文集·拟言风俗书》,道光二十四年刻本。
  ⑧《龚自珍全集·明良论一》,第29页。
  ⑨《中复堂全集·汤海秋》。
  ①《熙志斋文集》,民国三十八年刊本。
  ②姚莹:《中复堂全集·汤海秋》。
  ③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54页。
  ④范麟:《读安吴四种书论》。
  ①管同:《因寄轩文集·方植之文集序》,道光二十四年刊本。
  ②《龚自珍全集》,第117页。
  ③《因寄轩文集·送李海帆为永州府知府序》。
  ④《梅伯言全集·送陈作甫叙》,咸丰六年刊本。
  ⑤《张亨甫全集·与陆心兰方伯书》,同治丁卯春刊本。
  ①《龚自珍全集·夜直》,第455页。
  ②《龚自珍全集·歌筵有乞书扇者》,第490页。
  ③《张亨甫全集·阳廓外守风阻涨慨然口号》。
  ④《海秋诗集·后慷慨篇》,岳麓书社,1987年,第286页。
  ⑤《龚自珍全集·壬癸之际胎观第四》,第15页。
  ⑥《龚自珍全集·乙丙之际箸议第九》,第6页。
  ⑦《龚自珍全集·宥情》,第89页。
  ①《中复堂全集·复方彦闻书》。
  ②《龚自珍全集·书汤海秋诗集后》,第241页。
  ①《庸庵文集》,台北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丛刊》影印本。
  ②《魏源集·明代食兵二政录叙》,第161页。
  ①《中复堂全集·通论》。
  ②《龚自珍全集》,第20页。
  ③《龚自珍全集·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第441页。
  ④汤鹏:《海秋诗集·秋怀九十一首》,第263页。
  ⑤《龚自珍全集·秋心三首》,第479页。
  ⑥潘德舆:《养一斋集·寓感五十首》,道光二十三年刊本。
  ⑦《龚自珍全集·乙丙之际箸议第九》,第6页。
  ①《通甫类稿》,咸丰九年刊本。
  ②《魏源集·海运全案跋》,第412页。
  ③《魏源集·筹河篇》,第373页。
  ①《龚自珍全集·琴歌》,第446页。
  ②《龚自珍全集·平均篇》,第77页。
  ③《龚自珍全集》,第551页。
  ④《龚自珍全集》,第4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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