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嘉庆、道光之际，中国正处在鸦片战争的前夜。即使没有后来的外敌入侵所引发的鸦片战争，清王朝所面临的诸种危机，也必然会诱发巨大的社会动荡。其中消息，最先为生活在这一时期具有敏感触觉和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知识群体所窥知。生活在嘉道之际的知识群体，一方面像惊秋之落叶，向社会预告危机；另一方面，则上下求索、寻求补救弥缝之良方。本文在对嘉道之际士林与学术风气转换历史背景考察的基础上，着重描述了这一历史时期议论军国、臧否政事、慷慨论天下事的文学主潮的形成及其发展。文章认为：在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近代历史中，嘉道之际一代士人所开创的学风、士风、文学精神被继承延续下来。嘉道文学的主潮，为中国近代文学作了一个气势不凡的开场白。
 
　　一、风云际会与士林风尚
　　
　　嘉庆、道光之际，中国正处在鸦片战争的前夜，处在一个山雨欲来、风云骤集的年代。此时，清政府统治已由强盛的巅峰走向低谷，东方帝国天朝盛世的釉彩虽未剥落殆尽，但其王霸之气，已荡然无存，衰败之象处处可见。在17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的百余年内，全国人口由一亿五千万猛增至四亿三千万，资源、生产力水平与人口比例的矛盾加剧，流民无以为业，士人仕途拥挤，成为国内政治不安定的重要根源；由于承平日久，官场腐败之风愈演愈烈，政府权力机能减弱，令不行而禁不止，贪污成风，威信下降；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如漕运、盐法、河工三大政，举步维艰，弊端重重；西北、西南边疆地区，外扰不已，东南沿海，鸦片贸易剧增，白莲教与南方秘密会社起事频繁，屡禁不止。各种社会危机，重重叠叠，纷至沓来，如同地火在奔涌汇聚，蓄势待发。
　　即使没有后来外敌入侵所引发的鸦片战争，清王朝所面临的诸种危机，也必然会诱发巨大的社会动荡。其中的消息，最先为生活在这一时期具有敏感触角和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知识群体所窥破。生活在嘉道之际的龚自珍、魏源、林则徐、陶澍、贺长龄、黄爵滋、包世臣、姚莹、方东树、沈垚、潘德舆、鲁一同、徐继畲等人，是领一代风骚的文化名流。作为时代与社会的先觉者，他们充分意识到自身在由盛转衰历史变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匡济天下与挽狂澜于既倒的救世热情，施展才华抱负和治平理想的巨大冲动，使他们不愿放弃眼前可遇而不可求的历史契机。他们一方面像惊秋之落叶，以耸听之危言向全社会预告危机；另一方面，则上下求索，寻求补救弥缝之良方。他们虽然社会地位不同，生活道路不同，治学旨趣不同，但面对山雨欲来的危局，共同表现出救世的警觉和入世的热忱，并自觉地把这种警觉和热忱演化为对经世致用之学的呼唤，对新的士林风尚的设计。他们努力寻求与陶铸一种有切于国计民生、伦常日用的学术路径与学术精神，急切期望学风、士风由宋学之高蹈、汉学之烦琐向立足现世、通经致用方向的转换。对于新的学术路径与学术精神，龚自珍概括为：“道也、学也、治也，则一而已矣”①，“学与治之术不分”②；魏源称之为：“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③。这些概括蕴含着明确的“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④，学、治统一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要求学术立足于天下之治，立足于现实问题的研究和解决，士人本身不是高头讲章与琐碎饾饤的生产者，不是“毕生治经，无一言益已，无一事可验诸治”⑤的书蠹，而应是天下之治的实践者。
　　学、治一致的学术路径与学术精神，得到嘉道之际知识群体的普遍认同，从而成为超越各流派门户畛域的学术选择。对新的学术精神的认同和以救世自救为基本出发点的奔走呼号，促使嘉道之际新的士林风尚形成。嘉道之际的士林风尚具有以下特征：
　　——士人社会参与意识和主宰精神的确立与恢复。动荡不安、危机四伏的年代，正是封建士人阶层多梦的季节。平常时期，他们苦于阶级太繁，尊卑有定，文网恢恢，缺乏自我表现的机会，而非常时期，则以为可以跨逾等级，破除旧例，大显身手，一展雄才大略。强烈的危机感和责任心，创造由衰转盛奇迹的热情与梦想，激动着一代士人之心，他们渴望获得社会参与和贡献智慧才能的机会；并开始充满自信地重新评估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所应承当的社会角色。“以布衣遨游于公卿间”的包世臣以为：“士者事也，士无专事，凡民事皆士事”⑥，姚莹更是不无自负地说：“稼问农，蔬问圃，天下艰难，宜问天下之士”⑦。其间所表现的不仅是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且充满着天下艰难，舍我其谁的社会主体意识和拯道济溺的英雄气概。林伯垌作《任说》，以为“自任以天下之重则固天下之士也”，以天下自任，虽为布衣，“而行谊在三公之上”⑧。梅曾亮写于道光初年的《上汪尚书书》抒写心志道：“士之生于世者，不可苟然而生。上之则佐天子，宰制万物；次之则如汉董仲舒、唐之昌黎、宋之欧阳，以昌明道术、辨析是非治乱为己任。”⑨进则攘臂以治乱，退则治学以培道，先觉以觉民，此种人生取向，再清楚不过地显现出一代士人踌躇满志的躁动心态和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
　　——士林中实际参与和躬行实践风气的形成。千疮百孔的社会现实和学、治一致的学术指向，使嘉道之际知识群体不满足于坐而论道，他们更崇尚实际参与和躬行实践的精神，留意于与国计民生、伦常日用密切相关问题的研究与探求。在整个社会士气复苏、议论风生之际，姚莹以东汉与晚明士人作为前车之鉴，向激情四溢的士林提出忠告。姚莹以为，志士立身，有为身名，有为天下，“自东汉以虚声征辟，天下争相慕效，几如今之攻举业者，孟子所谓修其天爵，以要人爵也。当今笃行之士，固已羞之。明季东林称多君子，天下清议归焉，朝廷命相，至或取诸儒生之口，固宜海内澄清矣。然汉、明之季，诸君子不能戡定祸乱，反以亡其身，无亦有为天下之心而疏于为天下之术乎?”①此种忠告，显示出作者在士风高涨中的冷静思考。以史作鉴，则宜摒却虚名，不尚空谈，留意于与国计民生、伦常日用密切相关的研究与探求。嘉道之际知识群体的社会参与活动，并不仅仅局限于清谈议政，而是自觉地致力于当世急务的研究与实践。包世臣留心于“经济之学”，闻名遐迩，“东南大吏，每遇兵、荒、河、漕、盐诸巨政，无不屈节咨询，世臣也慷慨言之。”②龚自珍在“引公羊义讥切时政、诋排专制”③的同时，又留心于“天地东西南北之学”。魏源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编》，使得“凡讲求经济者，无不奉为榘矱”④。精于边疆史地者如张穆、徐松、沈垚等人在对边疆历史、地理的考察中，对经济开发与防务提出建策，以备当事者择取。管同、方东树等宋学信仰者，在高扬性理主义旗帜的同时，于“礼、乐、兵、刑、河、漕、水利、钱、谷、关市大经大法皆尝究心”⑤。正如李兆洛所言，嘉道士人“怀未然之虑，忧未流之弊，深究古今治乱得失，以推之时务，要于致用”⑥。这种重视实际参与和躬行实践的精神，构成了嘉道士林风尚的显著特征。
　　——士林中问学议政、声气联络之风盛行。嘉道之际士风的复苏与高涨，促使有志之士走出书斋，广结盟友。他们聚谈燕宴，问学议政，使管同、龚自珍著文批评过的“今聚徒结社，渺然无闻”⑦，“今上都通显之聚，未尝道政事、谈文艺”⑧的局面大大改观，士林之中，朝廷学校之间，不再是昔日“安且静也”的处所。这种志士间的交往，是一种声气之求，它超越了学术宗派之间的门户之见，而以诵史鉴、考掌故、慷慨论天下事作为共同的思想基础。他们互相推重，砥行砺节，以培植元气，有用于世相瞩望，又以学问议政、道德文章相切��NFDE3�＃�并具有培植共同政见的意义。姚莹作《汤海秋传》记述其道光初年京师之交游道：
　　道光初，余至京师，交邵阳魏默深、建宁张亨甫、仁和龚定庵及君(指汤鹏)。定庵言多奇僻，世颇訾之。亨甫诗歌几追作者。默深始经，已更悉心时务，其所论著史才也。君乃自成一子。是四人者，皆慷慨激励，其志业才气欲凌轹一时矣。世乃习委靡文饰，正坐气黹耳，得诸子者大声振之，不亦可乎?⑨
　　“慷慨激励”、“志业才气欲凌轹一时”的气度，使得他们一见如故，成为挚友。丁晏在《津门会棣庄诗集序中》记述京师文人聚会之盛况道：
　　京师为天下文人之薮，台阁之彦、胄监之英，四方才俊之士，毕萃于斯。己卯之岁，余年二十四，见举于萧山师。庚辰以朝考入京师，主同乡汪文端家。嗣后，公车留滞，所识多魁士名人，樽酒论文，于问学深有助焉。丙申之夏，宜黄黄树斋爵滋、晋江陈颂南庆镛、歙县徐廉峰宝善、甘泉汪孟慈喜孙，仿兰亭宴集，为江亭展禊之会。吾友汤海秋鹏、王慈雨钦霖、郭羽可仪霄、黄杏铁剑、许印林瀚、张亨甫际亮、姚梅伯燮、蒋子潇湘南、斌秋士桐及同乡潘四农德舆、鲁兰岑一同暨余凡四十二人，各为诗文纪之，固一时之盛也。①此次江亭展禊是京都文人的重要聚会。聚会士人议论时政、探讨学术、联络情谊。聚会的参与者大都为京都名宦、名士，其中黄爵滋、徐宝善、朱琦、陈庆镛等人，充任了鸦片战争时期主张严禁鸦片、改革吏治的主将。稍后以黄爵滋名义上呈的《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疏》，据说即是由吴嘉宾、臧纡青、张际亮等人共同起草的集体性作品。欧阳兆熊《水窗春呓》称他们“一时文章议论，掉鞅京洛，宰执亦畏其锋”。可见京都文人聚会，虽还称不上“聚徒结社”，但已具有联络声气、培植共同政见的意义。士林中问学议政、声气联络之风的盛行，是士人由噤若寒蝉走向意气风发的重要标志。嘉道士人“力挽颓波、勉成砥柱”②的风尚，造就培养着士人跌荡放言、傲俗自放的做派，而嘉道士林的人物品藻，又将傲俗自放与慷慨任事者推为上品。
　　嘉道之际风云际会和士林风尚的更新，为活跃在这一时期的知识群体带来了新的精神气象。他们由埋首经籍、读书养气转向“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③，由谋稻粱而著书视议政为畏途，一变而为“举凡宇宙之治乱，民生之利病，学术之兴衰，风尚之淳漓，补救弥缝，为术具设”④，显示出旺盛的生命活力与刚健之气。在经世实学思潮崛起，知识阶层政治参与和社会主体意识不断加强的文化氛围中生成的嘉道之际文学，显示出独异的风貌和耀眼的光彩。
　　
　　二、言关天下与自作主宰的文学精神
　　
　　漫步在嘉道之际的文苑诗海之中，扑面而来的是一代士人浓烈郁结的救世热情，铺天盖地的忧患意识，鞭辟入里的社会批判，炽热旺盛的政治参与精神，以古方出新意的变革呼唤，起衰世而入盛世的补天情结。当然，也有先觉者独清独醒的孤独，前行者“无人会、登临意”的惆怅，以及不见用于世的种种痛苦与自我慰藉。
　　这是一个斑斓多彩的情感世界。它以一代士人富有生命力的精神气象与审美情趣作为支撑依托，显示出独异的风韵和色彩。这里很少有对飘逸高寄、简淡玄远生命情趣的玩味，更多的是被忧患意识浸泡过的社会使命感、责任感的流露；这里很少有对人生短暂、时光不永、逝者如斯的喟叹，更多的是对建功立业、渴求有用于世的心态的表白；这里很少再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避害畏祸的惴惴不安，取而代之的是慷慨陈词，以不可一世的气魄评论国事，张扬灵知。文学像一只被政治参与热情与人生自信同时鼓荡起的方舟，责无旁贷地负载起嘉道士人救世与自救的双重期待。
　　动荡的时代和士风的高涨，使嘉道之际知识群体在构筑人生理想和思考自我存在价值过程中，存在着某种心理倾斜，他们并不安分于在纵恣诗酒、白头苦吟中打发一生。这个时期的诗文作品十分推重两个历史人物，一是汉代盛世而出危言的贾谊，一是南宋衰世而倡王霸的陈亮。他们议论风生，言关天下社稷，为帝王之师的潇洒风采，令人神往，而无形中被奉为追寻效仿的楷模。在嘉道士人对传统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说的认同中，其对立功的渴望，远远超出立言、立德。他们以“国士”而不以“诗人”自期，以为“儒者当建功立德，而文士卑不足为”。①在这种文化氛围与士人心态中陶铸与造就的嘉道文学精神，在总体上表现为社会参与意识的强化和自作主宰意识的扩张。
　　龚自珍早年所写的《京师乐籍说》，是一篇耐人寻味的文字。文章通过对京师及通都大邑必有乐籍这一社会现象的分析，揭露了霸天下者控驭士人的心机。文章以为，霸天下者，不能无私，故而有种种愚民之举。“士人者，又四民之聪明喜议论者也。身心闲暇，饱暖无为则留心古今而好议论。留心古今而好议论，则于祖宗之立法，人主之举动措置，一代之所以为号令者，俱大不便。”因而霸天下者于士，便有种种钳制之术。乐籍制度的设立，便是钳塞天下游士心志的手段之一：
　　乐籍既棋布于京师，其中必有资质端丽、桀黠辨慧者出焉。目挑心招，捭阖以为术焉，则可以钳塞天下之游士。乌在其可以钳塞也?曰：使之耗其资财，则谋一身且不暇，无谋人国之心矣；使之耗其日力，则无暇日以谈二帝三王之书，又不读史，而不知古今矣。使之缠绵歌泣于床□之间，耗其壮年之雄才大略，则思乱之志息，而议论图度、上指天下画地之态益息矣。使之春晨秋夜为奁体词赋、游戏不急之言，以耗其才华，则议论军国、臧否政事之文章可以毋作矣。②乐籍制度，于清朝中叶即已废除。龚自珍在此文中大力挞伐之，实为“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之举。乐籍如此，学术研究中或专注于训诂校勘、辑佚辨伪，或空谈义理、高蹈世外，文学创作中寄情于山水，玩味于声韵，同样是士人以琐耗奇、消磨心志的方式。士人不通古今，思乱志偃，议论图度、指天画地之态益息，议论军国、臧否政事之文不作，这是霸天下者之幸，却是天下士人的悲哀。此文的言中之意、弦中之音，即在于呼唤豪杰之士奋发崛起，识破人主类似乐籍的种种钳塞之术，冲破拘囿思想的牢笼，恢复“留心古今而好议论”的元气，振刷议论图度、指天画地的精神，摒弃奁体词赋、一切游戏不急之言，奋力而为议论军国、臧否政治之雄文。因而《京师乐籍说》所体现的内在意义，并不仅仅是对霸天下者心术的揭露，它还包蕴着对学风、士风转换的渴望及对新的文学风气、文学精神的追寻，这便是留心古今，参与国事，议论军国，臧否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