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推尚志士之诗、圣贤豪杰之文的同时，嘉道士人还有意提倡与培植一种自作主宰的创造意识。如果说，参与现实、参与政治的文学价值取向，是嘉道文学精神的直观显现，那么，自作主宰的创造意识，则是嘉道文学精神的内在蕴藉。两者共同显示出士风振刷的实绩。
自作主宰的创造意识，首先表现为作家对于自身在文学创造过程中独立地位的确认。文学活动，是一种独立的创造性的精神活动，它凝聚着作家自身对外部世界的感受、理解、判断，龚自珍称之为“心力”。“心无力者，谓之庸人”⑤。心无力者，不足以立世，不足以言创造。而不才者治世，则以摧残士人心力为要领，“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有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⑥，致使天下才衰。欲起衰救敝，治世者当改弦更张，而被戮者，当振奋“心力”，以充满自信的姿态，担当起社会、历史及文学创造的责任。龚自珍在用于自励的《文体箴》中写道：“虽天地之久定位，亦心审而后许其然。苟心察而弗许，我安能颔彼久定之云？”尊尚“心审”、“心察”，鄙夷人云亦云，是进行思想与文学创造的重要前提。
文学创造的主要任务，是展示人们的情感世界。如何看待与表现作者的自在情感，是与崇尚心力紧密关联的问题。与其意气风发不可一世之气概相一致，嘉道士人主张诗文写作应言必己出，直抒胸臆，袒露性情，表现真我。魏源在《诗古微序》中提出“循情反性”之说，梅曾亮在《黄香铁诗序》中以为：“物之可好于天下者，莫如真也。”姚莹认为清代诗坛，大都剪彩为花，范土为人，缺少天趣天籁。而龚自珍的“宥情”、“尊情”之说，更是神采飞扬，脍炙人口。龚自珍在《宥情》一文中，设甲、乙、丙、丁、戊数人就“情”这一问题互相辩难。对于纷纭众说，作者未明确置之可否，只是不厌其烦地描述自己萦怀于童心，留连于母爱，斩不断袭心之阴气，言不尽少年之哀乐的感觉。此种无可奈何，无力拔却的情根，“则不知此方圣人所诃欤?西方圣人所诃欤?”⑦距作《宥情》15年后，龚自珍作《长短言自序》，则一改《宥情》中的闪烁其辞，理直气壮地宣称“尊情”。“情之为物，亦尝有意锄之矣；锄之不能，而反宥之；宥之不已，而反尊之。”“情孰为尊?无往为尊，无寄为尊，无境而有境为尊，无指而有指为尊，无哀乐而有哀乐为尊。”情之为尊，在于它以无住无寄、变幻莫测的形态参与着文学准备、文学创造和文学接受的全过程，它既是文学创造者的内在凭藉，又是文学接受者的感应媒介。当作者调动艺术表现手段，将蓄积已久、不吐不快的情感诉诸文字、发为声音时，作者郁积之情得以畅释、转移，而文学创造亦得以完成。当凝聚着作者情感的声音文字作品叩击着读者心灵时，遂使读者沉浸在妙不可言的艺术享受中。正因为“情”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故而宥之尊之。
尊情之外，真与伪，也是嘉道士人使用频率极高的批评词汇。真者，得天趣天籁，读其作，知其人、其世，知其心迹；伪者，揖首于古人与成法，饰其外，伤其内，害其神，蔽其真。真者，是心力强健、蕴藉深厚、充满自信的表现；而伪者，是泯灭本真、摧戮性灵，丧失自信心的结果。嘉道士人之崇真黜伪，意在恃崇真而一无遮拦地泄发幽苦怨愤、忠义慷慨之气，借黜伪而讨伐扫荡拟古复古之俗学浮声。崇真黜伪促使他们将目光超越纵横交错的流派门户间的庭阶畛域，而理直气壮地树立起“率性任情”的创作旗帜。姚莹自称：“生平不为无实之言，称心而出，义尽则止。何者周秦，何者建安，何者唐宋，放效俱黜。”①龚自珍为汤鹏诗集作序，以“诗与人为一”，“其面目也完”②为诗的最高境界，都表现出一种独立不倚、自作主宰的气度和风范，它传达出一代士人不甘与世浮沉的创造激情和创新渴望。
“留心古今而好议论”的社会参与意识与率性任情、自作主宰的创造激情，构成了嘉道之际的文学精神。嘉道文学精神以一代士人建功立业，创造由衰转盛奇迹的人生理想与睥睨四海、意气风发的宏大气象为依托，在盛衰交替的历史瞬间，闪耀着夺目的光彩，龚自珍在《送徐铁孙序》中以赞美诗般的语言，抒写了他对新的文学精神的憧憬与向往：
龚自珍曰：平原旷野，无诗也；沮洳，无诗也；硗确狭隘，无诗也；适市者，其志嚣；适鼠壤者，其声嘶；适女闾者，其声不诚。天下之山川，莫尊于辽东。辽俯平原，逶迤万余里，蛇行象奔，而稍稍泻之，乃卒恣意横溢，以达乎岭外。大海际南斗，竖亥不可复步，气脉所届，怒若未毕；要之山川首尾可言者则尽此矣。诗有肖是乎哉?诗人之所产，有禀是乎哉?自珍曰：有之。夫诗必有原。《易》、《书》、《诗》、《春秋》之萧若□若，周、秦间数子之缜若□若，而莽荡，而噌吰，若敛之惟恐其坻，揪之惟恐其隘，孕之惟恐其昌洋而敷腴，则夫辽之长白、兴安大岭也有然。审是，则诗人将毋拱手欲□，肃拜植立，挢乎其不敢议，愿乎其不敢大言乎哉!于是乃放之乎三千年青史氏之言，放之乎八儒、三墨、兵、刑、星气、五行，以及古人不欲明言，不忍卒言，而姑猖狂恢诡以言之之言，乃亦摭证之以并世见闻，当代故实，官牍地志，计簿客籍之言，合而以畅其诗，而诗之境乃极。则如岭之表，海之浒，磅礴浩汹，以受天下之瑰丽而泄天下之拗怒也亦自然。
不屑为孱弱纤细、平庸世俗之声，而欲肖巍峨山川蛇行象奔之逶迤，禀承其恣意横溢之气脉，取原于经史子集，证之以并世见闻，当代故实，磅礴浩汹，放言无忌，以受天下之瑰丽，而泄天下之拗怒，这不正是一代士人孜孜以求的文学精神的形象化写照吗?道济天下的志向，敞开通达的心灵，使嘉道之际士人充满着蓬勃朝气。他们奔走海内，联络声气，广结同志，或形交，或神契，不论师承、出身、地域，以砥砺志节相标榜，以道义文章相吸引。尽管其艺术造诣有别，审美情趣不同，而彼此间以诚相见，互相推重，互相勖勉，共同促进嘉道之际文学冲破封建专制的重重禁忌，终使嘉道士人从拟古复古的泥淖迷雾中走出，而直面社会现实与人生。 三、惊秋救敝与忧民自怜的文学主题
与清代清淳雅正的文学风貌相比，嘉道文学所显示的最鲜明、最基本的总体特征是议论军国、臧否政事、慷慨论天下事。这一总体特征在惊秋救敝、忧民自怜两大文学主题中得到展示。
当嘉道士人渐次恢复了“留心古今而好议论”的元气，将审视与批判的目光投向社会现实的各个层面时，清王朝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的现状，使他们痛心疾首，忧心忡忡。学风士风转换与文学精神确认所带来的激动与兴奋，在严峻的现实危机面前，顿时化作阵阵忧愤悲慨之雾，弥漫于纸上笔端。他们以惊心动魄、耸人听闻的盛世危言，穷形极象、痛快淋漓的衰世披露，为封建末世留下有形的存照，为天朝上国撞响夕阳西下的警钟。这类旨在撩开天朝盛世帷幕，以振聋发聩的社会批判，富有形象性与感情色彩的文字，向全社会预告危机并谋求解救方策的作品，其主题可称之为惊秋救敝。惊秋救敝主要表现了鸦片战争前夕一代士人的敏感心灵与思想锋芒。它的存在，使嘉道之际文学具有自身的不可复写性。
清王朝曾有过国力强盛的历史。19世纪初，这一雄踞东方的天朝帝国，开始走向江河日下的颓败之境。危机如同凛然秋气，逼近社会的各个角落。当统治者尚沉醉于文治武功的辉煌业绩中时，留心古今的知识群体，已从历史的纵向比较中，嗅到萧瑟秋气的逼近和山雨欲来的气息。漕运、盐务、河工，被清人通称为三大政。漕、盐、河三政均与国计民生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国家经济事务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但由于长期因循旧例，经营管理不善，三大政至嘉道之际弊端丛生，成为国家财政收入难以堵塞的三大漏卮。漕运包括征粮、运粮、入仓等多项环节，每一环节都有官吏营私舞弊，巧取豪夺，中饱私囊，最终导致粮价飞涨，使运抵京师的漕米为当地价格的十数倍。盐务如同漕运一样，由于盐官与盐商相互勾结，盐官得盐商之贿赂，给予盐商以种种方便，盐商一方面哄抬盐价，一方面逃避缴税，使生产者、消费者利益受损，而国库盐税收入大减。至于黄河治理，更是困扰清政府的大事。由于黄河长年失修，河底淤泥日高，嘉道之际数十年间，河堤几乎年年溃决。政府每年拨巨款治河，但多被官吏贪污挥霍。薛福成《庸庵笔记》追记道光年间南河总督衙门滥用治河经费及其奢侈之举道：“每岁经费，银钱百万两，实用之工程者，十不及一。其余以供文武员弁之挥霍，大小衙门之酬应，过客游士之余润，凡饮食、衣服、车马、玩好之类，莫不斗奇竞巧，务极奢侈。”以宴席而言，厨工常以数十猪之背肉，为豚脯一碗，余肉皆委之沟渠；又驱活鹅数十只奔走于热铁之上，取其掌食之，而全鹅皆弃。至于食驼峰、猴脑，以河鲤之鲜血作羹，无不取其精美，极尽奢华。“食品既繁，虽历之昼夜之长，而一席之宴不能毕。故河工宴客，往往酒阑人倦，各自引去，从未有终席者。”宴席之外，车马、服饰、交游莫不挥金如土，“新点翰林，有携朝贵一纸书谒河帅者，河帅为之登高而呼，万金可立至。举人、拔贡有携一纸谒库道者，千金可立至。”①如此暴殄天物、挥霍钱财，国家虽岁糜巨币以治河，河何可言治!
与漕、盐、河弊政同为士人忧者是鸦片的泛滥。在鸦片贸易日益扩大，成为漕、盐、河之后国家财政的又一大漏卮的时候，魏源比较明清两代政事之得失，痛心而言：“黄河无事，岁修数百万，有事塞决千百万。无一岁不虞河患，无一岁不筹河费，此前代所无也；夷烟蔓宇内，贷币漏海外，漕鹾以此日敝，官民以此日困，此前代所无也；士穷而在下者，自科举则从容不迫声音诂训相高，达而在上者，翰林则以书艺工敏，部曹则以胥吏案例为才，举天下人才尽出于无用之一途，此前代所无也。”②病漕、病鹾、病河、病烟、病吏、病民，财物匮乏，人才出于无用之途，清王朝已是多病缠身，国事危如积卵，怎可再高枕无忧，讳病忌医，作优游不急之言?
生计日蹙，漏卮不塞，天下多事，固然使人触目惊心；而官僚政治腐败，贪污渎职成风，奉职为官者，无有为进取气象，中央行政权威，处处受到挑战，诸种政府机制的无能和国家机器的朽腐现象，更令天下人失望。将明哲保身，不思作为，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奉职心态与贪赃枉法、有罪不惩、有冤不伸、铺张粉饰、欺上罔下的官僚行为，归咎于高度集中而走向极端的封建专制制度，是一代士人的共识。
造成吏治腐败、政府官员无所作为的根源何在?龚自珍四篇《明良论》揭示了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俸禄过低，志向为贫困所累。二是上以犬马役仆相待，志向磨灭殆尽。三是用人唯论资格，志向无所施用。四是权限芥微，束缚沉重，志向无从实行。姚莹著《通论》，痛斥“习委蛇之节，而忘震惊之功，仍贪冒之常，而昧通时之识”，“一闻异论，则摇手咋舌，以为多事”之士，是“坐视大厦之攲而不敢易其栋梁者”①。士气摧荡至此，并非国家幸事。国家一旦有难，则普天之下，无有挺身而出，拯道济溺，备奇才智勇，抱非常之略者。龚自珍在《古史钩沉论一》中，以其特有的扑朔迷离、雄诡杂出的文字，揭示霸天下者摧残士气之用心：“霸天下之氏，称祖之庙，其力强，其志武，其聪明上，其财多，未尝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以嵩高其身。一人为刚，万夫为柔，以大便其有力强武。”②一夫为刚，万夫为柔，一人号令，万众臣服，不允许有独立思考，不允许于号令之外有所作为，这正是封建政治走向僵化、走向极端专制的标志。霸天下者“大都积百年之力，以震荡摧锄天下之廉耻”，而霸天下者一旦失却王霸之气，进入“其力弱，其志文，其聪明下，其财少”的困顿之境，则于何处可求有廉耻之心、凛然气节之臣?霸天下者可谓是咎由自取。
嘉道士人在凭藉理性的目光揭发社会弊端进行政治批判的同时，还以重重叠叠、饱蘸情感的笔触，勾画出对这个没有黄钟大吕，没有勃勃生机之没落世界的估评与感受。“凭君且莫登高望，忽忽中原暮霭生。”③“天地有沧桑，知己以为宝。不见秋风吹，辟物已枯槁。万变亦寻常，消弭恐不早。槭槭无时终，耿耿向谁道。”④“秋心如海复如潮，但有秋魂不可招。”⑤“秋气已西来，元蝉鸣未休。笑彼不知时，讵识中多忧。”⑥纷纷纭纭的咏秋诗句，传达出一代士人对人间秋事降临的悲切。龚自珍写于1839年的《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就扬州繁华已去而人心不觉、承平依旧的景象，抒写了深沉的感慨。龚氏以四时更替为喻，以为初秋时节，人沉溺于暑威除却的惬意之中，而无睹于秋象，无闻于秋声，昏昏然不知悲寒将至，这正是人们承平日久，茫然不辨衰世之象的社会心理原因，也正是令识在机先的惊秋之士悲愤交集、惶惶不可终日之所在。“履霜之屩，寒于坚冰，未雨之鸟，戚于飘摇，疲痨之疾，殆于痈疽，将萎之华，惨于槁木。”⑦龚自珍以准确隽永的语言，表露出一代士人叶落知秋时节最难将息的忧愤心境。
在嘉道士人中，龚自珍善于以旁出泛涌的文思，雄诡杂出的语言，扑朔迷离的隐喻，表述他对形势时运的洞悉与评断。在《乙丙之际箸议第九》中，龚自珍将今文经学的三世说，演绎为治世、衰世、乱世，而以人才的盛衰境遇，作为三世推移的标志。衰世介于治、乱之间，其外表类似治世，但有才者却因无以自存而纷纷生背异悖悍之心，此距乱世已不远矣。龚氏以瑰丽神秘著称的《尊隐》将一日分为三时，早时、午时，是清和之气会聚、宜君宜王的时节，而昏时则是“日之将夕，悲风聚至，人思灯烛，惨惨目光，吸引暮气，与梦为邻”的时节。如果说，龚自珍以衰世和昏时暗喻他对社会时局的总体评价，其意象稍显晦涩朦胧的话，姚莹的“艰难之天下”说，则将一代士人的社会总体感受表述得直截了当。姚莹在《复管异之书》中，同样把天下分为三种类型，称之为“开创之天下”，“承平之天下，”“艰难之天下”。其论“艰难之天下”道：“及乎承平日久，生齿日繁而地利不足养，文物盛而干盾不足威，地土广而民心不能靖，奸伪滋而法令不能胜，财用竭而府库不能供，势重于下，权轻于上，官畏其民，人失其业。当此之时，天下病矣，元气大亏，杂症并出，度非一方一药所能愈也。”其“艰难之天下”所列举的种种杂症，不正是清王朝嘉道之际所面临的重重危机吗？而“开创”“承平”、“艰难”之说，又何尝不是治世、衰世、乱世与早时、午时、昏时喻意的直接破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