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酒与好色一样，可能妨碍英雄的事业。每次李逵下山，宋江第一要交待的，总是“不可吃酒”[3]（43回，p625），李逵因酒闯祸，屡教不改。他惟一一次“端的不吃酒”，是回家搬取母亲。因为此时一旦酗酒，因酒而害了母亲的话，英雄和酒，都将背上“反纲常”的道德骂名，金批李逵忌口是“徒以有老母在”[17](p792)，可谓一语中的。李母一死，李逵马上在曹太公家喝得“酩酊大醉，立脚不住”，作者如此安排，是因为这时无论发生什么事情，英雄的失误都不会背上伦理和道德的包袱。
这里无非传达一个暗示：好色犯的错误是可恶的（触犯伦理道德），好酒犯的错误却是可爱的（不触动伦理道德）。英雄犯错导致情节跌宕，好事多磨。所以，如果非得让英雄有些个性缺憾、有些错误发生，最好是拣轻的、不伤伦理规范的错误来犯一犯。好办法就是让英雄醉酒。单是武松之醉，就有醉打宋江、醉上景阳冈、醉打蒋门神、醉打孔亮，其他如鲁智深醉酒五台山，小霸王醉入销金帐，杨志醉失生辰纲，宋江醉酒题反诗等，更是不胜枚举。“醉酒”，在侠义故事中，成为刻画人物性格和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手段。
好酒不仅不会减损英雄形象，还能为英雄增添可爱和豪气。武松对施恩说：“你怕我醉了没本事，我却是没酒没本事。带一分酒，便有一分本事；五分酒，五分本事。我若吃了十分酒，这力气不知从何而来。若不是酒醉后了胆大，景阳冈上如何打得这只大虫？我须烂醉了，好下手，又有力，又有势。”[3]（29回，p414）鲁智深大闹桃花村，也说：“酒家有一分酒，只有一分本事；十分酒，便有十分的气力！”英雄与酒的亲密关系，在侠义故事中具有普遍性。
酒在生活中是否有此功效不重要，我们要讨论的是英雄与酒与女人在文学中的关系。酒可以为男人共享，却不能在男女之间寻得共同语言。当同时面临美酒和美色诱惑的时候，英雄总是毫不犹豫地选择酒，潘氏金莲置下美酒，“只顾把眼来睃武松”，可是武松“只顾吃酒”[3]（24回，p338），并无言语。民谚说“男追女，一重山；女追男，一层纸”，男人对性诱惑的抵抗力是较弱的，最易“酒后乱性”，通过男人的酒态，最能看出人的本质。英雄醉酒，偏偏能在女色面前坐怀不乱，显然是民间“考验”母题的变异。
“酒”和“色”的结合在英雄的性格塑造中扮演了双重角色：“好酒”是塑造英雄性格缺憾的优先选择；“醉酒”是考验英雄意志、人格的最佳方式。
四、单杀嫂子
《水浒》对二潘称呼出奇地一致：“那妇人”、“那婆娘”、“淫妇”。“那”字是用以划清敌我界限的。值得注意的是，被制裁的“淫”的主体，一定是“妇人”、“婆娘”，是已婚女子。
未婚女子未固定从属关系，偶有私情，也是崔莺莺、杜丽娘，只损失了家族的“名誉”，没有直接损害父系血统的纯洁性，接受的是自己家族的惩罚，不受外族夫权执行者的制裁。惟独已婚的女子，既已从人，绝不得有半点族外私情。金批《水浒》云“行院妓女则可饶恕，败坏风俗如潘氏，胡可得恕也？”[17](p521)一恕一不恕，其中分别，一目了然。
祸水美妇可分三种：一是主动挑战男权文化，祸害男权秩序的“淫荡型”；二是能够使得男人“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的“尤物型”；三是“玉颜自古为身累”的“美贞型”。英雄所杀，多为第一类：“淫妇”。
儒家文化维护社会稳定最重要的途径之一是维护血缘的纯洁和稳定，而血缘的纯洁集中表现在父系血统的纯洁，妇女作为父系血统的生殖工具，必须在性生活上绝对忠于丈夫。在所有防范女权的规范中，对性的规范是最不允许但又是最易被冲破的。凯特·米利特说：“所有的人都同意：当前女性性欲的解放，特别是主动求爱的新权力，将女性推上了统治地位。像所有旧制度的维护者一样，他们将被压迫者获得权力解释为对他们天生特权的侵犯。”[18](p423)男权文学的功能之一是站在男性立场，不遗余力地进行“万恶淫为首”的宣传。性规范大防一旦冲破，意味着父权社会的一切规范都将面临决堤。“淫妇”的主要威胁在于她们以性诱惑作为改变自己命运的手段，挣脱男权控制，冲击既定父权文化，破坏父系血统的纯洁性，即所谓“泼贱操心太不良，贪淫无耻坏纲常。”[3]（24回，p336）
男性对“淫妇”的恐惧表现在文学上，即：凡是有关女性的邪恶，总是与“淫”密切相关。文学作品赋予“淫妇”五个特点：一，淫荡无度；二，出身低贱；三，行为主动；四，泼辣狠毒；五，有谋害亲夫的行为或可能。侠义故事中的“淫妇”形象，要么出身下贱，要么是二婚，如潘金莲原是大户人家的使女；潘巧云的父亲是屠户出身，她先前嫁过一个吏员，两年前身故了；阎婆惜、白秀英原是勾栏卖唱的娼妓。元代水浒杂剧中的“淫妇”也无一例外，郭念儿、王腊梅都不是儿女夫妻，萧娥的身世更差，李孔目说：“他原是个中人，我替他礼案上除了名字，弃贱从良，就嫁了我为妻。”[19]（楔子，p48）从社会学角度看，惟其“贱”，才没有太多的顾忌；才有以性诱惑作为手段，冲击男权社会，改善生存环境的必要；而二婚正是反复、主动抉择的表现之一。但从文学角度看，这似乎只是对“淫妇”的一种丑化处理。
淫妇的偷汉行为，几乎都是主动的（注：非常有趣的是，像《容与堂本水浒传》，一方面极力排斥女性；另一方面，每一涉及女性时，又极尽铺张之能事，花费大量笔墨去描绘女人的风流淫态，而且总把女人说成是风流故事的主动者。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说：“然金莲之事，以其事极艳丽有趣，戏场至今犹演之不绝。”在另一层面上，极有可能这种女人主动挑逗男人的杀嫂故事是男人意淫的产物。）。二潘自不必说。在元明杂剧中，张千说嫂嫂：“不睹时搂抱在祭台边，这婆娘色胆大如天，却不怕柳外人瞧见。”（注：见《张千替杀妻》第一折，《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755页。此与《太平广记》卷195《冯燕传》相类，改浪子冯燕为员外的结义兄弟张千，改先奸后杀为拒绝奸情而无奈杀嫂，是一出典型的杀嫂剧。）郭念儿主动约会白衙内：“衙内性儿乖，把他叫将来，说些私情话，必定称心怀。”[20]（第1折，p1）王腊梅、萧娥、贾氏，都是“伶俐勾当”中的主动者。
把“淫妇”处理为“泼妇”，强化了这类“妇人”对男权秩序的破坏和冲击。芥子园本批潘金莲：“妇人淫未有不泼者，然反情则泼，中情则泼不来。”[17](p444)元杂剧《燕青博鱼》里的王腊梅也是个泼妇：“奸夫在那里？姓张，姓李，姓赵，姓王？可是长也矮，瘦也胖？你拿住来！天气暄热，我来这里歇凉来，那里有个奸夫来？”[14]（第3折，p28）潘金莲骂武大：“我是一个不戴头巾男子汉，叮叮铛铛响的婆娘，拳头上立得人，胳膊上走的马，人面上行的人。不是那等搠不出的鳖老婆。自从嫁了武大，真个蝼蚁也不敢入屋里来，有什么篱笆不牢，犬儿钻得入来？你胡言乱语，一句句都要下落，丢下砖头瓦儿，一个也要着地。”李卓吾眉批：“传神，传神！当作淫妇谱看。”所谓“谱”，大致的标准是：凡淫则泼。“淫妇”最终要害了亲夫性命，潘金莲害武大，阎婆惜害宋江，贾氏害卢俊义。《替杀妻》里的“嫂嫂”要张千害员外，《还牢末》里萧娥要刘唐弄死丈夫李孔目。文学作品赋予这一类女性的特征，除了外貌妩媚之外，几乎一无是处。
我们确定了“淫妇”是可杀的，现在要问，为什么杀人的、或促成杀人的主体多是小叔子？
明传奇《义侠记》演水浒故事，虚构了武松妻贾氏，吕天成《曲品》称其“激烈悲壮，具英雄气色。但武松有妻，似赘”，可谓深中肯綮。江湖英雄若要快意恩仇，必须是无产者，不能有家室之累。武松、鲁智深、李逵、林冲，无不孤家寡人。孙述宇认为，这一类变相杀死家人的故事是民间流传的强人们“结义杀家”母题的变异。《花关索传》叙刘关张桃园结义时，刘备道：“我独自一身。你二人有老小挂心，恐有回心。”关公道：“我坏了老小，共哥哥同去。”张飞道：“你怎下得手杀自家老小？哥哥杀了我家老小，我杀哥哥的老小。”刘备道：“也说得是。”[21](p318)现在流传的水浒故事，终归是文人加工的产物，要使英雄合乎伦理准则，必须使“杀家”多样化、合理化。武松本有哥哥，却死于西门庆之手；李逵本有老娘，却教老虎吃了；林冲本有妻室，偏被高俅害了。或死于意外，或死于敌手，或死于自杀，更多的是设置情节为英雄杀家提供借口，让英雄操刀去杀可杀的人（英雄一定要杀人，这是投名状）。问题是，怎样选择可杀的人？
民间自古就有浓重的“仇妻”心态，妻子作为外来人口，在家庭伦理中是最无足轻重的一个。四川岷江上游的羌人，常把种种灾异归结为“毒药猫”的行为，而作为恶灵的“毒药猫”，清一色是嫁入当地的外族女子[22]。鲁西南儿歌“小八狗，上南山／砍荆条，编篮篮／编了篮篮蒸馍馍／蒸了馍馍给谁吃／给爹吃，给娘吃／不给媳妇一点吃！”明确把媳妇摆在家族的对立面。俄罗斯也有类似的儿歌：“谁去打水？儿媳妇／谁要挨揍？儿媳妇／为什么要揍她？因为她是儿媳妇。”[23]所以，文学作品把“媳妇”也即英雄的“嫂子”处理成“淫妇”，变得“该杀”，最容易为民间所认可。
就算妇人该杀，要丈夫自己下手，还是不忍，“一夜夫妻百日恩”，总不能都和李逵一个德性，所以确有假手他人的必要。《燕青博鱼》里燕大要杀妻，妻子求情道：“我那亲哥哥也，如今天气热，你便杀了我；到那十冬腊月里害脚冷，谁与你焐脚？”终于使燕大不忍下手，这时，兄弟便跳出来说：“哥也，你杀不的，我替你杀！”[14]（第3折，p28）故事的发展和改良是要使情节趋向合理化，如果兄弟均有妻室，这一故事就简单回归到了桃园结义的双向杀家了，丑化一方妻室（使之该杀）的可信度总比同时丑化双方妻室的可信度要高得多，于是双向“杀家”被改良为单向“杀嫂”。兄弟之间，如果只有一方成家，自然要让哥哥优先，于是，杀人者只能是“小叔子”。总不成是哥哥杀了“弟媳”，那有“吃醋”或“变态”嫌疑，显然不是“英雄”勾当。
另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是：杀了妇人，子女如何安排？文学作品同样作了简化处理：“淫妇”大都没有子女。这样一来，就大大淡化了对“母亲”角色的二难处理，使得英雄可以放手去杀一个“妇人”，而不是一位“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