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从人物塑造和情节设置的合理化角度对“英雄杀嫂”这一故事类型进行主题分析，元明侠义故事多借助英雄在“酒与色”、“江湖与家庭”、“兄弟与妇人”等多元选项中作出既合乎江湖规则又合乎伦理道德的选择，以确立英雄在江湖中的地位。这类侠义文学为达到此目的，不惜以丑化女性和婚姻作为牺牲，并把杀死妇人当作江湖结义的一种仪式来渲染。此外，早期血腥的“杀家”故事演变为元明“杀嫂”故事，也有其必要性和可能性。 

【关键词】 英雄/杀嫂/杀家/醉酒/好色/仪式

    “英雄杀嫂”并非高频出现的故事类型，但“武松杀嫂”、“石秀杀嫂”却在民间影响深远。杀嫂故事大致包含如下母题（普罗普称之为“功能”）：①兄弟相认（弟弟英武过人）；②叔嫂相见；③嫂嫂喜欢小叔子（并有一定挑逗行为）；④英雄拒绝嫂子的诱惑；⑤嫂嫂与别的男子私通；⑥嫂嫂有离间和陷害英雄兄弟的行为；⑦英雄侦察出嫂嫂的奸情；⑧英雄审讯嫂子；⑨英雄杀死嫂子。本文基于此选定讨论的文本，除《水浒传》外，尚有《双献功》、《燕青博鱼》、《还牢末》、《三虎下山》、《闹铜台》等元明水浒杂剧，元杂剧《替杀妻》也是典型的杀嫂剧，有相关“杀妇”情节的作品则更多。本文不是母题分析，对涉及的伦理问题不作评价，只是尝试对“杀嫂”这一故事类型的支撑主题进行文学层面的解剖和分析，说明在特定社会思潮的背景下，作为文学，如何做到既能保持其基本情节应有的传奇性，又能合理化地为这些特定的社会思潮作出艺术的诠释，找出这一故事类型基本情节构造的必然性。

    　　一、英雄不能好色

    元明是市井文学的发展和鼎盛期，小说和戏曲互相改编，塑造出来的英雄人物，共同特征是不好女色。
    武松故事早就开始流传，龚开的《宋江三十六人赞》已有“行者武松”，并称道：“汝优婆塞，五戒在身，酒色财气，更要杀人。”[1]此时的武松，是一个不守戒律、贪财使气的酒色行者。元人杂剧武松剧仅存目三种[2]，无法得知武松色胆如何，但明以后各刻本《水浒传》中，武松面对潘金莲的挑逗，反应是“睁起眼来道：‘武二是个顶天立地噙齿戴发男子汉，不是那等败坏风俗没人伦的猪狗，嫂嫂休要这般不识廉耻。’”[3]（24回，p336）
    这一形象转变并非偶然。关公形象也有同样变化，《三国志·蜀志·关羽传》注引王隐《蜀记》：“曹公与刘备围吕布于下邳。关羽启公，布使秦宜禄引求救，乞娶其妻，公许之。临破，又屡启于公，公疑其有异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羽心不自安。”关羽在战斗结束前，屡次相求曹操，要娶秦宜禄妻杜氏，而曹操见杜氏异色，自纳了，关羽当然不高兴。英雄好色是人之常情，但这一故事在流传过程中不断被歪曲，以致引出《关大王月下斩貂蝉》的故事。据车王府曲本《斩貂蝉全串贯》，吕布既灭，貂蝉被擒，关羽认为“妖女丧邦”，恐为所惑，细加盘诘，貂蝉历叙古今兴废，颇有见地，然关羽不悦，拔剑斩之[4]。另有北京戏曲研究所藏本，谓关羽恐貂蝉为人糟践，故杀之。无论为何杀之，总之是要拒绝美色的诱惑。女主角在后世演绎中由杜氏变成貂蝉，不变的是美色，关羽由乞娶美人变为斩杀美人。上田望对“斩貂蝉故事中，关羽何以斩貂蝉，实在令人难以理解”[5]，其实这是民间“英雄不能好色”观念在文学中的简单演绎，关羽无端杀人，戏文反唱：“关羽斩貂蝉：形魂杳杳归阴府，四海扬扬名誉传。”[6]传的什么名？不好色的名。
    明清家训多有这方面的议论，如称：“深儿女之怀，便短英雄之气。”[7]“男子刚肠少，常偏听妇人言，离间骨肉，争长竞短。”[8]到极致便成为“只不听妇人言，便有几分男子气”[9]，作为男性代表的英雄人物，尤应远离色诱。如在潘巧云美色面前，石秀是：“我几番见那婆娘常常的只顾对我说些风话，我只以亲嫂嫂一般相待”[3]（45回，p663），“兄弟虽是个不才小人，却是顶天立地的好汉，如何肯做这等之事？”[3]（46回，p682）
    英雄不仅不能为美色所诱，夫妻间的性生活也要尽可能降低。宋江早期形象是个酒色之徒，喝酒、狎妓、杀人、放火（注：元李文蔚《同乐院燕青博鱼杂剧》“楔子”，冲末扮宋江上，自云：“幼小郓城为司吏，因杀娼人遭迭配。姓宋名江字公明，绰号顺天呼保义。某，姓宋名江字公明，绰号顺天呼保义。曾为郓城县把笔刀吏，因带酒杀了阎婆惜，脚踢翻蜡烛台，延烧了官房。”见傅惜华等编《水浒戏曲集》第1集，16页。），《水浒传》却反复强调“这宋江是个好汉，不以这女色为念”[3]（21回，p287）。天王晁盖也“最爱刺枪使棒，亦自身强力壮，不娶妻室，终日只是打熬筋骨”；卢俊义“平昔只顾打熬气力，不亲女色”[3]（11回，p185）。表面看来，不亲女色只是为了“打熬筋骨”、“打熬气力”，深一究之，又不尽然。
    英雄耽于女色，便“不是好汉的勾当”，宋江教育王英：“但凡好汉，犯了‘溜骨髓’三个字的，好生惹人耻笑。”[3]（62回，p921）“做好汉”是男人取得话语权力的先决条件。好汉耽于女色，必会带来奇耻大辱，雷横一时兴起，听那白秀英唱了几支曲子，便落得勾栏门首戴枷示众，还连累母亲吃人耳光[3]（32回，p464）。远离女色还是避祸的需要。

    　　二、美人祸水

    在男权社会法则中，女性的存在是为男性服务的，其中之一是性的服务。自古以来，人类都把性行为视作男女之间一场生理和意志的较量，失败意味着优越地位的丧失，意味着被操纵，这对处在主人翁地位的男性来说，他们在女性面前将永远面临愉悦与投降的危险局面。对性的渴求是男人无休止的生理需要，而性的失败又成了男人的尴尬。于是，男性英雄在性的诱惑面前分化为两种模式：以未央生之流为代表的“性英雄”，以石秀之流为代表的“性的憎厌者”。要么战而胜之，要么远离诱惑。两者之间，后者拥有更多伦理上的支持，于是，男人通过不断完善的理论结构对女性进行诅咒、贬抑，实质上掩盖着男人性挫败的自卑与对女性性魅力的恐惧。男人通过这种方式，将自身性需求和性能力的冲突，嫁祸为女色与事业的冲突。
    站在社会学角度，当然要批判“女人祸水”论。文学史上能成为“祸水”的，往往只是具有性魅力的美女。她们即使不主动加祸于男人，也必将成为男人的负累。贞洁如林冲娘子，也是变相的惹祸者。林冲只因娶得美貌“好娘子”，惹着高衙内“自见了多少好女娘，不知怎的，只爱他”[3]（7回，p103），要将林冲置于死地。故林冲发配离京时对丈人说“小人今日就高邻在此，明白立纸休书，任从改嫁，并无争执。如此，林冲去的心稳，免得高衙内陷害”[3]（8回，p115），听来令人心酸，却是无可奈何。江苏农村打麻将有唱牌习俗，打西风唱“西”：“西门庆呀，武松杀嫂，美貌佳人，惹祸的根苗……丑妻薄田家中宝”[10]。一个“惹”字说得好：本人无意为祸，美貌必将引祸。高衙内看上的定是“美貌佳人”。未央生“选丰姿严造花名册”，只选那“有几分姿色”的女子，丑女自然免受其祸。一夫多妻制的男权社会，女性生育功能已非价值的衡量标准，女性作为男性的性对象，价值最终受制于男性的性审美需求，其中对“姿色”的要求成为性审美的主要条件。
    由于女性是作为男性的需要而不是作为独立的社会主体而存在，女性的社会进取之路被父权文化堵死，妇女惟一可能，就是拥有倾倒男人的性魅力：美貌。反过来说，只有美貌的女性才可能获得影响、支配男人的机会。孙绍先分析《西游记》说：书中雄性妖魔大都奇丑无比，而雌妖的化身多是绝色美女，对此只能理解为：男性靠恐吓和暴力迫害人，而女性则靠美色诱惑人[11]。
    作为“家中宝”的女性形象，多有外貌丑化的倾向。闺训女子“四德”有“妇容”要求，“决不是要求女性注意修饰打扮，而是相反，要求女性尽可能自觉地减少对异性的吸引力”[12]。唱三国听三国之人，都宁愿相信诸葛亮因为娶了一位丑陋的贤妻而受益无穷，而不愿看到孙权、周瑜因为娶了大乔、小乔而有什么好下场。奇怪的是，像无盐、宿瘤这样有德无貌的国宝级女子，从来都只有理论说教上的意义，却很少成为文学作品的主角，无论是诗文、笔记、小说还是戏曲，都乐于以美女故事为素材。作为男人书写的文学，其对于美女的态度是既爱又恨：一方面，美女是艺术表现的审美对象；另一方面，美女又是咒骂、贬损的对象。于是，充斥其中的总是关于红颜薄命、美人祸水的故事。

    　　三、酒是女人的替代品

    在侠义故事中，“酒”、“色”或相伴、或相向而出现。
    对于色情男女，酒是色的最佳媒体，王婆为西门庆策划的第一出戏，便是吃酒，“待他吃得酒浓时，正说得入港，我便推道没了酒，再叫你买，你便又央我去买。我只做去买酒，把门拽上，关你和他两个在里面”[3]（24回，pp346-347）。裴如海精心策划的第一出戏，同样是吃酒：“原来这贼秃为这个妇人，特地对付下这等有力气的好酒”，结果“那淫妇一者有心，二乃酒入情怀，便觉有些朦朦胧胧上来，口里嘈道：‘师兄，你只顾央我吃酒做什么？’”[3]（45回，p668）元明杂剧中的男女互通，仍然以酒为媒，《替杀妻》：“（旦上云）准备酒食，等待小叔子。”[13]（第2折，p761）《燕青博鱼》中的王腊梅：“我则想着衙内，藏下些好案酒果品，留着我和衙内相约定，去后花园吃几杯。”[14]（第3折，p26）《三虎下山》王腊梅挑逗丁都管：“我见你这小的，生的干净清楚，委的着人，我有心要和你吃几钟梯气酒儿，你心下如何？”[15]
    对于普通男子，酒是色的催化剂。酒本身并无道德选择，行为主体终归是人，《水浒记》中张文远说：“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16]私情男女吃酒，便不同于英雄：一，“吃酒”是调情的手段，酒本身不是目的；二，场地不在闹市酒楼，多发生于后花园，方便酒后行为；三，酒具多为杯、钟、盏等小容器，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借酒说“梯气话”，“吃梯气酒”，所以不会像英雄一样“一醉方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