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国粹主义思潮限制了南社成员的创造精神，即便是革命的思想，他们也要把它塞进封建主义的命题之中。高旭说：“盖诗之为道，不特自矜风雅而已。然发乎情者，非如昔时之个人私情而已；所谓止乎礼义者，亦指其大者远者而言。如鼓吹人权，排斥专制，唤起人民独立思想，增进人民种族观念，皆所谓止乎礼义而未尝过也。若此者，正合温柔敦厚之旨”，[75]硬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塞进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之中。他一方面承认“世界日新”文界、诗界当造出一新天地，此一定之公例也，一方面又说“新意境、新理想、新感情的诗词终不若守国粹的用陈旧语句为愈有味也”。他一方面反对泥古，一方面又说“诗文贵乎复古，此固不刊之论也”。[76]
南社的一些成员早期一度写过新体诗、白话文，但《南社》概不人选；它所刊载的全部是“诗古文辞”。《南社小说集》作为临时增刊只在辛亥革命后出过一本。
第四，如鲁迅、周作人。他们当时主要从事文学理论的探讨与外国文学的介绍。他们对梁启超式的文学改革与国粹学派的保存国粹都有所批判，对儒家的文学理论以及封建文学都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表现出鲜明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以及正本清源，另辟康庄的意向。他们的理论观点达到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高峰，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他们人少势单，理论活动也没有和革命运动密切结合起来，文字又古奥难读，因而当时的影响则甚小。
1907年和1908年，鲁迅在《河南》杂志上发表了《摩罗诗力说》等五篇文言体论文。这五篇论文都表现了他对于西方与中国文化的冷静的思考，《摩罗诗力说》集中表现了他的文学思想。他说，古人一向讲“诗言志”，“《诗》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日：•恩无邪”’，又说“诗者，持也”。这从逻辑上讲就不通，“既言志矣。何持之有?强以无邪，即非人志”。所以“诗言志”，“思无邪”之说实际上是“鞭策羁縻之下的自由”。他认为文学的功能在于使人“兴感怡悦”、“涵养人之神思”。古代的文学作品不外这么三类：其一是“颂祝主人，悦媚豪右之作”；其二是“心应虫鸟，情感林泉”而又“囿于无形之囹圄，不能舒两间之真美”之作；其三是“悲慨世事，感怀前贤，可有可元之作”。因此，鲁迅认为中国文学的出路在于“别求新声于异邦”，即借鉴外国以求改革。但他对于外国文学所取的只是那“立意在反抗”，“旨归在动作”的文学。他之所以赞赏拜伦、裴多菲等人的作品，是因为他们“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77]
周作人的《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一文，至少包含着这么三方面的内容。
第一是对封建专制制度和儒家思想的批判，宣传民主主义的文学观点。他认为中国文学衰败落后的原因在于封建专制制度和儒家的思想统治。他说：孔子以儒教之宗，承帝王之教法，“删《诗》定礼，夭阏国民思想之春华，阴以为帝王之右肋，推其后祸，犹秦火也”。“盖自孔子定经而后，遂束思想于一缚，而文艺之作靡不以润色鸿业，宣布皇猷为用，所谓为一人者也”。“第吾国数千年来一统于儒，思想拘囚，文章委顿，趋势所兆，邻于衰亡，而实利所归，一人而已。”所以，要进行文学改革，“其术无他，亦惟夺之一人，公诸万姓而已”。“吾人治文，当为万姓所公，宁为一人作役?”
第二是他批评了当时文坛各派的流弊，提出了比较正确的文学观点。他批评自从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发表以后，“言小说者，莫不多立名色，强比附于正大之名，谓足以益世道人心，为治化之助”忽视了小说作为艺术的特点。他批评国粹派“不一借镜子他国，而谓中国多文豪，足以傲睨东西，言虽娉美，实必不然矣”。他认为当时仍然处在“旧泽已衰，新潮弗作，文字之事日就式微”的时代，虽然已有人提倡小说，翻译小说，但本源未清，所以浊流如故。他认为文学有纯文学与杂文学之分。文学是一种艺术，文学的使命在于裁铸高义鸿思，阐释时代精神，阐释人情，发扬神思，文学之难在于“白描人生”。
第三是他提出了文学与社会现实互相作用的观点。他说：“夫文章者，国民精神之所寄也。精神而盛，文章固即以发扬；精神而衰，文章亦足以补救。故文章虽非实用，而有远功者也。”[78]
他们似乎是在召唤着一个新时期的到来。
辛亥革命之后的几年，中国再度陷入黑暗。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软弱无力，妥协退让，封建势力猖狂反扑，重演帝制。文化领域中尊孔复古之声甚嚣尘上。小说界“鸳鸯蝴蝶派”与黑幕小说恶性发展。诗坛上宋诗派、同光体又活跃起来。当年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文学改革者们大多与封建文人同流合污。梁启超虽然对当时小说界的黑暗状况十分不满，发出改变文坛的呼吁，但他早已丧失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文坛领袖地位。南社虽然人数大大增加，而且参加了反袁斗争，柳亚子一直坚持对封建落后文坛的斗争，但无力扭转局面；南社的一些成员也逐渐走上消极颓废的道路。鲁迅等人暂时还处在蓄而不发的沉默时期。
五、小结
回顾这一时期文学思潮的变迁，我们可以看出总的趋势是资产阶级文学潮流的发展和资产阶级文学改革运动的兴起，但却经历了曲折和反复；可以看出资产阶级曾经进行过文学改革，但又很幼稚和粗糙，总之，它已经揭开了文学改革的帷幕。
我国古代曾创造过置于世界文学之林而毫无愧色的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但是，它也形成了一些根深蒂固的陈旧观念，如重诗文轻小说、戏剧，重古文轻白话，对于纯文学与应用文字不加区别等等。这些观念在封建社会后期已经阻碍着文学的发展，到了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更显得陈旧了。当时，资产阶级的一些人主张学习欧美与日本文学，提倡文学改革，提倡白话，提倡小说与戏剧，提倡文学的政治教化作用，又提出了文学的真、美、善原则，凡此种种都是对于古代文学思想的冲击，为“五四”时期文学革命做了思想、舆论和理论的准备工作。
但是，这个时期资产阶级的文学理论的确幼稚，文学改革也只是一种启蒙运动。除极少数人外，他们虽主张改革，但又没有批判封建文学思想。他们许多人提倡白话文，也仅仅是为了教育下等社会。当时，一派人主张学习西方文学，却又轻视祖国文学遗产；另一些人提倡继承祖国文学遗产，但又成了国粹主义，抱残守缺。更重要的是当时还没有创造出思想、体裁、手法、语言面目一新的文学作品。
总之，这一时期的文学改革虽然在思想、理论和舆论上给“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做了准备，但文学革命的任务只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才能完成。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人们才懂得这样一个真理：文学的源泉在于社会生活，继承遗产必须推陈出新，学习外国必须讲求民族化。
注 释
[1]《石遗室诗话》卷三。
[2]《今传是楼诗话》，第20页。
[3]《西域置行省议》，《龚自珍全集》上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10页。
[4]《与人笺》[八]，《龚自珍全集》下册，第341页。
[5]《升平分类读史雅集自序》，《龚自珍全集》上册，第236—237页。
[6]《诗比兴笺序》，《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31页。
[7]《默觚下•治篇十四》，《魏源集》上册，第74页。
[8]《御书印心石屋诗文录叙》，《魏源集》上册，第244--245页。
[9]《国朝诗铎自题》，《清诗铎》上册，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4页。
[10]《答潘彦辅书》，《张亨甫全集》卷三。
[11]《与徐廉峰太史书》，《张亨甫全集》卷三。
[12][13]《答朱秦州书》，《张亨甫全集》卷一。
[14]参看商衍鎏：《太平天国科举考试纪略》，中华书局1961年版。
[15]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七，《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3册，第327页。
[16]参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2册，第525、536、604、608页。
[17]参看罗尔纲：《关于太平天国壁画不准画人物的问题》(《文史哲》1957年第11期)；《太平天国艺术•序》(《太平天国艺术》，江苏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18]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
[19]冯桂芬：《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
[20]薛福成：《筹洋刍议•变法》。
[21]《清代学术概论》，第29节。
[22]《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2册，第177页。
[23]何擎一编：《饮冰室文集》卷三。
[24]何擎一编：《饮冰室文集》卷二。
[25]《三十自纪》，《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5页。
[26]《延年会叙》、《延年会章程》，《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411、412页。
[27]《莽苍苍斋诗补遗》，《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第81页。其中的“勉于今，无一当焉”的“勉”字，似欠通，故从1955年三联版《谭嗣同全集》作“施”字。
[28]《原强》，《严几道诗文钞》第1卷；《救亡决论》，《严几道诗文钞》第二卷，上海国华书局民国11年版。
[29]何启、胡礼垣：《新政真铨》。
[30]王韬：《上当路论时务书》，《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一册，第148页。
[31]《蒙学报演义报合叙》，何擎一编《饮冰室文集》卷三。
[32]《中国近代文论选》上，第200页。
[33]《夏威夷游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二》，第189一19l页。
[34]《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二》，第191页。
[35]梁启超：《绍介新著•原富》，《新民丛报》第l号。
[36]《新民丛报》第一号。
[37]《新小说》第一卷第一期。
[38]狄葆贤：《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中国近代文论选》上，第234—237页。
[39]邱菽园：《客云庐小说话》，《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第408页。
[40]白葭：《十五小豪杰序》，《中国近代文论选》上，第238页。
[41]梁启超等：《小说丛话》，《晚清文学丛钞-，J、说戏曲研究卷》，第308、309页。
[42]狄葆贤：《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中国近代文论选》上，第237页。
[43]林纾：《洪罕女郎传跋语》，《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第225页。
[44]曹元弼：《南皮节相保存国粹疏》。
[45]孙雄：《道咸同光四朝诗史一斑录初编叙例•附征求近人诗稿小启》，《国学萃编》第五期。
[46]《物质救国论》，上海长兴书局1919年版，第65—66页。
[47]《与梁任公论所泽原富书》，《严几道诗文钞》卷四。
[48]黄遵宪：《致严几道书》，《文献》第8辑。
[49]王国维：《文学小言》，《教育世界》第139号，《中国近代文论选》下，第766页。
[50]《(草鞋脚)小引》，《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6页。
[5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25节。
[52]郑振铎：《梁任公先生》，《中国文学论集》上册，开明书店版，第119页。
[53]《陈天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24页。
[54]转引自《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一辑，第341页。
[55]张继：《叙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第438页
[56]徐念慈：《余之小说观》，《中国近代文论选》下，第．504—505页。
[57]徐念慈：《小说林缘起》，《中国近代文论选》下，第501—503页。
[58]黄人：《小说林发刊词》，《中国近代文论选》下，第498—499页。
[59]黄人：《中国文学史》，国学扶轮社印行。
[60]邓实：《国学保存会小集叙》，《国粹学报》第一期。
[61]《国粹学报发刊词》，《国粹学报》第一期。
[62]《国粹学报略例》，《国粹学报》第一期。
[63]邓实：《国学通论》，《国粹学报》第三期。
[64]许守微：《论国学无阻于欧化》，《国粹学报》第七期。
[65]邓实：《古学复兴论》，《国粹学报》第九期。
[66]刘师培：《论说部与文学之关系》，《国粹学报》第36期。
[67]刘师培：《论文杂记》，《国粹学报》第五期。
[68]章太炎：《文学论略》，《国粹学报》第21—22期。
[69]章太炎：《与人论文书》，《中国近代文论选》下，第449页。
[70]章太炎：《与邓实书》，《中国近代文论选》下，第450页。
[71]马君武：《寄南社同人》，《南社诗集》第三册。
[72]《南社社友通讯录》。
[73]高旭：《愿无尽斋诗话》，《南社》第一集。
[74]冯平：《梦罗浮馆词集序》，《南社》第2l集。
[75]高旭：《愿无尽斋诗话》，《南社》第一集。[76]同上。[77]
以上引文俱见鲁迅《坟•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94－234页。[78]周作人：《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近时论文之失》，《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三卷，第306—33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