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梁启超的“小说新民说”出世之后，一些人推波助澜，踵事增华，遂酿成一大文学改革的风潮。从此，凡谈文学改革者，必推小说为文学之上乘，也必然以欧美与日本为准则。狄葆贤说：“吾昔见东西各国之论文家者，必以小说家居第一”，当初惊骇不解，三思之后则深信“小说者，实文学之最上乘也”，小说的确具有“支配人道、左右群治”的伟力。他又说：“吾以为今日中国之文界，得百司马子长、班孟坚，不如得一施耐庵、金圣叹：得百李太白、杜少陵，不如得一汤临川、孔云亭”。[38]林纾说：“欲开中国之民智，道在多译有关政治思想之小说始”，[39]白葭说，读法国的《十五小豪杰》，当知其旨趣在于“有独立之性质，有冒险之精神，而又有自治之能力是也”，凡此三者又是我国国民所缺少的，所以应当“吸彼欧美之灵魂，淬我国民之心志”，以期睡狮之勃醒。[40]
这个时期，人们对文学语言的认识也达到了新的高度。梁启超说：“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莫不循此轨道”，“苟欲思想之普及，则此体非徒小说界当采用而已，凡百文章，莫不有然”。[41]狄葆贤说：“若专以俗语提倡一世，则后此祖国思想言论之突飞，殆未可量。”[42]林纾主张“合中西二文熔为一片”，“以彼新理，助我行文”。[43]
当时，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文学改革不仅遭到封建势力的反对，而且也受到改良派内部一些人的非难。张之洞在1907年的《保存国粹疏》中说：“西学之才智技能日新不已，而中国之文字经史万古不磨。新故相资，方为万全不弊。若中国之经史废，则中国之道德废。中国之文理词章废，则中国之经史废。国文既绝，而欲望国势之强，人才之盛，不其难乎!”[44]他的攻击目标不限于梁启超等文学改革派，但无疑包括他们。孙雄说：“自欧风东渐，中国文学渐就荒废，有韵之文青年尤畏其难，咸托于雕虫小技壮夫不为之说，以自文其不悦学之私意。”为“痛大雅之小作，忧国粹之将亡”，他编辑了《道咸同光四朝诗史一斑录》。[45]在他们看来，西方文学的输入、小说的繁荣与旧诗的衰落就是文学的沉沦。
梁启超等人倡导文学改良往往说欧美以文学兴国，康有为却于1905年发表《物质救国论》，既反对民主革命，又反对“文学革命”。他说：“夫人道之始，国势之初，皆造端于实力，其文理哲学之发生，皆其后起。既强盛之后，而后乃从事之。故物质学乎，乃一切事理之托命”，“美国人不尚文学，惟工艺致富”，“盖大地之尚文学无若中国者，而却贫弱”。[46]
关于散文的改革与否，改良派就有三种主张。梁启超主张“文界革命”。严复则反对任何改革，主张固守古文雅言。他说：“文辞者，载理想之羽翼而以达感情之声音也。是故理之精者不能载以粗犷之词，而情之正者不可达以鄙倍之气。”他译的《原富》是学理精深的著作，不可能使用粗犷之词。况且也不是给莘莘学子读的。至于“文界革命”，根本不必要，而且讲不通。他认为，假若“文界革命”是为了使文章通俗化，以便于“市井乡僻之不学”，那不仅不是文体革命，简直是“凌迟文章”。[47]针对梁、严之争，黄遵宪则致书严复，表示“公以为文界无革命，弟以为无革命而有维新”，[48]取折中态度。
梁启超倡导文学政治功利说，王国维则倡导文学超功硼说、游戏说，他认为“一切学问皆能以利禄劝，独哲学与文学不然。……？？？的文学，决非文学也”。“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49]
通过比较，我们显然可知以梁启超为首的文学改革的进步意义。
首先应当指出，在近代中国正是梁启超首次提出了全面的“文学革命”的口号，又首次提出了以欧美和日本为师的口号。这两个口号促进了外国文学思潮和外国文学作品的输入，以致当时出现了文学翻译事业的空前繁荣，造成了翻译多于创作的局面。外国文学新的思想和新的表现手法的输入，对中国的传统文学是一种冲击，而对中国新文学的创造则是一种借鉴之资。鲁迅说“五四”以后的文学创作，“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的要求的，一方面则是受了西洋文学的影响”，[50]文学改革的思潮虽然到“五四”时期才结出硕果，但溯其源则应当归功于梁启超的文学改革。
其次应当指出，正是梁启超倡导的文学改革才打破了以诗文为正宗，小说戏曲为附庸的陈旧观念，从而造成了小说的繁荣。当时．外国文学的翻译以小说为最多，文学期刊以小说期刊为最多，文学创作也以小说为最繁荣。不仅产生了以批判现实为主的“谴责小说”，也产生了描绘未来的理想小说。
这个时期的另一个重大成就是形成了梁启超的新体散文。梁启超的《变法通议》虽已显露才华，但毕竟还没有完全冲破古文的束缚。东渡后方才发生了重大变化。1920年，他说当初写散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东渡后，“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5l]
在散文的表现方法上梁启超有许多新的特点。当时，古文家思想旧，手法旧，知识面狭窄。梁启超则视野广阔，凡论证事理必古今中外进行对比，必从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种族等方面条分缕析。桐城派古文层次分明而空疏，魏晋派古文行文陡峭而谨严，它们共同的弱点是矜持而不能尽情。梁启超则一反其道而行之，行文务求解放，务求畅达，务求透彻，宁失其繁，不失其简，好恶宁可溢于言表而不求矜持含蓄。骈文派务求对仗，古文派力求散行，梁启超则打破界限，当骈骊则骈骊，当散行则散仃。他的散文内容、事理、词汇的丰富广博，以及表现手段的新颖多样都是空前的，其影响也是空前的。郑振铎曾说梁启超的散文把桐城派文坛“打得个粉碎”，造成了“无远不届、无地不深”[52]的深远影响。
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文学思想及其文学改良运动也有其严重的弱点和错误。当革命派逐渐兴起倡导革命反清的时候，梁启超高唱欲兴国必先新民，欲新民必先革新小说的论调，把文学置于高于一切的地位，不管其主观愿望如何，总是和革命学说对立的。一般说来，他们的思想方法也多是形而上学的。他们强调小说与戏剧的重要，却过分贬低了诗文。他们强调了学习外国文学的重要性，又多忽略了祖国的文化遗产。他们重视了文学的政治教化作用，又多忽视了文学的审美作用。他们强调了文学“革命”的重要，对于封建文学却几乎没有实质的批判。因而，他们不仅不可能创造出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文学，而且一旦时过境迁，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成了文学革命的反对派。
四、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文学思想
1900年以后，资产阶级的两派都提出了改造国民性和国民教育的问题，也都曾想到利用文学进行国民教育的问题，但两派的目的与手段却大不相同。改良派认为中国民风不振，民智不开，民德不高，有奴隶性，不改造不足以立宪，他们主张施以资本主义的启蒙教育，主张以小说、戏剧进行社会性教育，但其政治内容却比较空泛。革命派则认为中国人是清政府的奴隶，清政府又是帝国主义列强的奴隶，所以中国人是奴隶的奴隶，中国人已经匍匐在清朝统治之下二百余年，已有奴隶的劣根性，必须改造奴隶性进而为国民，方可以革命。国民教育包括民主教育与民族教育，文学也是进行这种国民教育的手段之一。革命派在与改良派的斗争中逐步发展壮大，也逐步显示了自己的文学思想特色。
一般说来，革命派的文学思想具有改良派所不可比拟的反帝、反清、反封建的政治内容，但是，他们之中各派的文学思想却又大不相同。
第一，如陈天华、邹容、秋瑾等革命活动家。他们不以文学家名世，却有名作传世。他们没有系统地论述过文学问题，但从作品中却可以看出他们以通俗文字教育国民的思想。陈天华通俗易懂的说唱体文学作品《警世钟》、《猛回头》，曾在士兵、学生、会党中广为流传。革命党把它作为革命教科书，群众则奉为至宝。他又创作了小说《狮子吼》，描绘了资产阶级改造中国的理想。他曾借小说中人物孙绳祖之口说过，如果没有宣传新理想的新小说去开通民智，纵有千百个华盛顿、拿破仑也无济于事。以我国人口之多，每年应当出版十倍于英美的小说，[53]邹容的《革命军》提出了改造奴隶性，进行革命教育，造就国民革命军的方案。从他对于汉学、宋学、桐城、阳湖等学术与文学派别的否定，以及从他“辞多恣肆，无所回避”的尝试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以通俗文字进行社会教育的信念。同样，从秋瑾创办《白话》杂志，创作弹词《精卫石》，也可看出这样的信念。
当时的革命派有一个信念，即中等社会是革命的先锋，下等社会是革命的中坚，团结、教育下等社会是中等社会的革命职责，而教育下层社会的有效手段则是进行通俗演讲与编写通俗读物。为此，他们注意到了宣传文学的通俗性，注意到了群众喜闻乐见的小说、弹词与说唱体的文学体裁。如林懈创办了《中国白话报》；《鹃声》杂志的前两期用白话体；《湖北学生界》，《直说》提出了文风、文体改革问题；一些综合性杂志发表小说等等。《江苏》杂志1903年第四期的杂剧《新中国传奇》借剧中人之口发表主张：“仿泰西小说家手段，以诗词歌曲提起国民精神”；[54]《湖北学生界》主张要以日本福泽谕吉为法，使用“世俗共解之文体”，“宁使国人共喻共晓，而鄙其立言之不雅驯；不愿使国人冥思穷索，而忘其命意之所在”，[55]可见当时革命派宣传与文学改革的一斑。
第二，如徐念慈、黄人等。他们虽然声势不大，却着重论述了小说理论中的几个问题。他们摧祟小说，但又不赞成把它神化；他们同意小说有教化作用，但又提出了小说的审美作用问题。如徐念慈说：“昔冬烘头脑，恒以鸩毒霉菌视小说，而不许读书子弟一尝其鼎，是不免失之过严；近今译籍稗贩，所谓风俗改良，国民进化，咸惟小说是赖，又不免誉之失当。余为平心论之，则小说固不足生社会，而惟有社会始成小说者也。”“小说者，文学中之以娱乐的，促社会之发展，深性情之刺戟者也”。[56]“小说者，殆合理想美学、感情美学而居其上乘者乎？”他又援引西方美学论理，指出了小说的形象性、理想化等特点。[57]黄人也认为“昔之视小说也太轻，而今之视小说又太重也”，昔日“博弈视之，俳优视之，甚且酰毒视之，妖孽视之，言不齿于缙绅，名不列于四部”；今天“一若国家之法典，宗教之圣经，学校之科本”，都不是服人之论。小说诚然可以传播文明，影响社会，但是，“小说者，文学之倾于美的方面之一种也。”[58]黄人还是较早应用真美善的原则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一位。他在《中国文学史•总论》中说：“人生有三大目的：日真、曰美、日善”，“而文学则属于美之一部分，然三者皆互有关系”，“远乎真者，其文学必颇”，“反乎善者，其文学亦亵”。文学，“自广义观之，则实为代表文明之要具，达审美之目的，而并以达求诚明善之目的者也”。[59]
第三，如国粹学派和南社等。他们人数多，声势大，在政治上坚持反清革命，文学思想方面往往提倡国粹，主张复古。
在西学东渐之后，国粹主义思潮就随之形成。辛亥革命前，封建派、资产阶级改良派与革命派都讲过保存国粹，但政治目的各个不同。封建派讲保存国粹是为了抵制一切资本主义的改革，改良派讲国粹是要保留一部分封建意识形态，革命派讲国粹则是和提倡民族意识、反满复汉联系在一起的。
我国资产阶级革命是在特殊的国际条件与国内条件下发生的。当时，东西方列强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它们不但对外侵略，其文化也早已呈现出颓败之势，这使得一部分革命派人士对资本主义文化丧失信心，回过头来转向国粹。在国内，清王朝实行民族压迫政策，为了反满，也使得一部分人士转向古代寻求反满复汉的思想武器。再者，梁启超等人极力赞美西方文化，鼓吹西方文学，也使得一些盲目排外的人产生反感，抬出国粹与之对抗。凡此种种，都促使了国粹主义思潮的发展。1903年《汉声》杂志增刊《旧学》的题词：“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光祖宗之玄灵，振大汉之天声”已经表达了革命派国粹主义的宗旨，到《国粹学报》问世则更成为一种社会势力。
《国粹学报》是国学保存会的机关刊物，国粹学派也因而得名。这个派别以谈学术与文学而谈革命，它的反满复汉的宗旨很明确，而抱残守缺抵制改革的倾向也很明显。
1904年冬，邓实等人组织国学保存会伊始，就确定了“绸缪宗国，商量旧学，抒怀旧之蓄念，发潜德之幽光”的宗旨，以抵制“蟹行之书，纷填于市门”，“观欧风而心醉，以儒冠为可溺”[60]为当务之急。次年，《国粹学报》创刊，发刊词标明它是在“泰西学术输入中邦，震旦文明不绝一线”的形势下，以“保种、爱国、存学”为其职志的。[61]它宣布：“本报撰述，其文体纯用国文，风格务求渊懿精实，一洗近日东瀛文体粗浅之恶习”。[62]它的七个栏目：社说、政篇、史篇、学篇、文篇、丛谈和撰录无不如此。“文篇”刊载的全是典雅的诗文。它宣扬的是这样的观点：两千年来的中国学术，“大抵以儒家为质干，以六经为范围，舍儒以外无所谓学问，舍六经以外无所谓诗书”；[63]。国粹者，道德之源泉，功业之归墟，文章之灵奥”；[64]人们“对十祖国之责任，惟当研求古学，刷垢磨光，钩玄提要，以发现种种之新事理而大增吾神州古代文学之声价”。[65]他们根据这样的原则办刊物，编印《国粹丛书》，发掘宋末与明末民族志士的著作，希望以此振大汉之天声，重整汉官威仪。
《国粹学报》的大将刘师培的文学观点足资代表。他坚守“文笔之辨”的古老信条，以“有韵偶行者为文”，无韵单行者为笔，崇尚魏晋六朝的骈文，把唐宋以来的散文鄙薄地称为“杂著”。他鄙视小说，指责唐宋小说党同伐异、好恶相攻；轻薄无聊、破坏礼法；芜杂讹误、驳杂不精；元明小说不足齿数。[66]看到了元明以来小说与戏曲语言通俗化的趋势，但又认定这种俗语只能用于芸芸众生，只能用来开启下民；对雅人，用于保存国学只能靠古文。他说：“近日文词宜分二派：一修俗语以启瀹齐民，一用古文以保存国学。”又说：“君子之学，继往开来，舍文曷达?若夫废修辞之功，崇浅质之文，则文与道分，安望其文载道?”他提出了一个复古的口号：“崇尚文言，删除俚语，亦今日厘定文体之一端也。”[67]
章太炎更以国学大师名世。他虽不赞成“文笔之辨”，但他的文学观念却更为混杂。“何以谓之文学?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文之为名，包举一切。他把所有的文字区分为有句读文与无句读文两大类。有句读文又区分为有韵文和无韵文两类。无韵文之下竞包括学说、历史、公牍、典章、杂文、小说六项。六项之中，除小说外，每项之下又分为若干种，合计48种。包括表谱、目录、契约、律例、仪注、诃曲、小说在内，一概称为文学。[68]他文崇魏晋，诗崇五古。关于小说的见识大体本诸《汉书•艺文志》。因为“小说者列在九流十家”，所以才“不能妄作”，也因此否定了唐代以后的小说。[69]他的散文语言向以古奥著称。1903年他一度倾向于通俗化。到了1909年便又忏悔《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名文是“浅露之作”，“其辞取足便俗，无当于文苑”。[70]
南社无疑是一个革命的文学团体，其成员有不少就是同盟会会员。它的一些成员也倡导过文学的改革。如陈去病、柳亚子倡导“戏剧改良”，如马君武曾经主张“唐宋元明都不管，自成模范铸诗才。须从旧锦翻新样，勿以今魂脱古胎”。[71]一些人从事1寸外国文学的介绍，一些人从事过小说的创作，一些人从事过戏曲改革和话剧运动，作为一个全国性的文学团体，它的成员与派别相当复杂，不可一概而论。但是，辛亥革命以前的南社，以其机关刊物《南社》为代表的南社面貌却是比较单纯的，国粹主义思想也是相当严重的。
高旭的《南社启》说：“欲存国魂，必自存国学始，而中国国学中之尤可贵者断推文学。盖中国文学为世界各国冠，泰西远不逮也。而今之醉心欧风者，乃奴此而主彼，何哉?余观古之灭人国者，未有不先灭其言语文字者也。嗟乎，痛哉!伊吕倭音，迷漫大陆；蟹行文字，横扫神州，此果黄民之福乎?人心世道之忧，正不知伊于胡底矣!”所以，他才挺身而出组织南社“以挽既倒之狂澜，起坠绪于灰烬”。[72]他所谓“醉心欧风者”，显然指梁启超等人。
林懈致书高旭表示对梁启超的文学改革深恶痛绝。他说：“国事日亟，吾党之才足以作为文章鼓吹政治活动者，已如凤毛麟角，而近人犹复盛持文界革命、诗界革命之说，下走以为此季世～种妖孽，关于世道人心靡浅也。吾国文章实足称雄世界；日本固无文字，故国势盛至今日，而彼中学子谈文学者犹当事事乞于汉土。今我顾自弃国粹，而规仿文辞最简单之东籍，单词片语，奉若邱索，此真可异者矣!”高旭称赞林氏此论“先得我心”。[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