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关条约》签订后，出现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严重危机，亡国灭种的威胁与日俱增，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均日益激化。中华民族进一步觉醒，全民族的爱国救亡运动在全国迅速兴起。
康有为等人发动的戊戌维新运动，是一次由中国资产阶级上层领导的政治改革运动、爱国救亡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救亡图存”的爱国思想和“变法维新”的运动旗帜，是当时的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思想核心和动力。“公车上书”——由全国在京参加会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清政府，要求“拒和、迁都、变法”，其团聚面之广，影响力之大，在历史上是罕见的。“百日维新”——变法维新的政治实践，冲决封建的政治、思想罗网，自上而下进行政治改革，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具有进步意义。但是，这场维新运动以“圣君”、“明主”为中心，以“贤人”、“智士”为动力，缺乏广大群众的力量源泉，因而不过是昙花一现。
当中国刚刚步入20世纪之年时，爆发了义和团运动，这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群众自发的反帝运动。运动以广大群众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组团自卫为先导，“自卫身家”，“互保闾里”，进而发展为广大义和团群众汇集京、津，“扶清灭洋”。“扶清灭洋”的口号是当时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核心和动力，它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最主要的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十分尖锐，表现了广大群众对帝国主义企图瓜分中国的民族义愤和“保国”的爱国精神，因而得到广泛的群众支持，除广大农民、手工业者参加外，还有知识分子、中小地主和部分官员参加，声势浩大，举世震惊。但是，“扶清灭洋”的口号有其时代的局限性，它将“大清”、“朝廷”与“中国”等观念混为一谈，将“扶清”与“爱国”等同齐观，使凝聚力的核心不纯不正，受骗上当。它将“外来侵略势力”与“洋人”视为一体，盲目排外，因而使运动陷入误区。
在反对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义和团和京、津广大爱国军民英勇奋战，表现了中华民族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的顽强斗争精神。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打乱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计划，表现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巨大威力，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
轰轰烈烈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最后被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了，《辛丑条约》的签订，使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政府已变成了帝国主义的走狗，成了“洋人的朝廷”。内忧外患的局势促使先进的中国人进一步觉醒，他们一方面更广泛地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另一方面对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进行反思，探索中国救亡图存、推动中国走向近代文明的精神武器。中国魂或中华民族精神问题的提出，正是在当时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条件下，从中国传统的小农文明向近代文明转变的产物。
1899年12月23日出版的《清议报》发表了梁启超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魂安在》，在近代中国第一次提出了“中国魂”这一概念。梁启超在文章中惊呼：“吾因之以求我所谓中国魂者，皇皇然大索于四百余州，而杳不可得。吁嗟乎伤哉，天下岂有无魂之国哉？吾为此惧。”文章指出：“今日所最要者，则制造中国魂是也。中国魂者何？兵魂是也。有有魂之兵，斯为有魂之国。夫所谓爱国心与自爱心者，则兵之魂也。而将欲制造之，则不可无其药料与机器。人民以国家为己之国家，则制造国魂之药料也。使国家成为人民之国家，则制造国魂之机器也。”梁启超认为，近代中国已是“无魂之国”，所以要“制造中国魂”；中国魂是“兵魂”。“爱国心与自爱心”则是“兵之魂”；而“制造国魂之药料”，是“人民以国家为己之国家”；“制造国魂之机器”，是“使国家成为人民之国家”。这段关于中国魂的论述，既保存着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爱国心与自爱心”，又赋予其时代精神——近代关于“人民之国家”的新观念，实乃梁启超重新制造的近代中华民族精神，但是，梁启超所说的“人民之国家”，乃是维新派关于“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他想通过自上而下的变法维新来实现政治改革，挽救民族危亡，实乃不切实际的幻想。
20世纪初年，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利用清政府开设学堂和允许留学的机会，纷纷到大城市读书或到日本等国留学，接受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中国出现了一个有别于旧式文人的新式知识分子群。他们在1903年前后兴起了一个创办刊物热潮，并多以宣传爱国思想、号召救亡图存为中心，传播民主革命思想。关于中国魂问题，是当时这些报刊的中心论题之一。
1903年8月出版的《江苏》第5期发表了《国民新灵魂》一文，首先指出：“吾中国之民族，伟大之民族也；……今者世暗奴欺，时衰鬼弄，真魂失性，灵性改常。”文章认为，在外族入侵下，近代中国存在着几种丑恶的灵魂：“外族入之，铁鞭一击，无敢抗者，乃为奴隶魂，为仆妾魂，为囚虏魂，为倡优魂，为饿殍待毙一息之魂，为犬马豢养摇尾乞食之魂。”文章抨击上述六种丑恶灵魂，主张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基础上，兼采他国之粹，铸成五种新魂：“一曰山海魂。……夫气吞云梦，口吸西江，指现须弥，胸蟠五岳，山海魂之谓也。吾欲以此铸我国民之魂，……二曰军人魂。……一切社会之组织，皆当以军人之法律布置之；一切国防之机关，皆当以军人之眼光建设之；一切普通历史风俗习惯，皆当以军人之精神贯注之，是故铁血者神圣之所歆，剑铳者国民第二之衣食住。……其三曰游侠魂。……共和主义、革命主义、流血主义、暗杀主义，非有游侠主义不能担负之。……其四曰社会魂。社会者何也？乃平民之代表词也。吾欲鼓吹革命主义于名为上等社会之人，而使之翕爱，终不可行矣；吾乃转眼而望诸平民。……其五曰魔鬼魂。……夫吾国民而不真欲驱逐异族实行革命则已，苟欲之，则一切政府重要之地，兵卫森严之域，关津出入之途，军火制造之厂，皆必有我同志之足迹也。……吾国民具此五灵魂，而后可以革命，可以流血，可以破坏，可以建设，可以殖民，可以共产，可以结党，可以暗杀恐怖，可以光复汉土驱除异族！”
上文所抨击的六种丑恶灵魂和倡导的五大新魂，反映了当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在孙中山创导的民族主义思想影响下，对近代中国的民族精神的认识。这六种必须摒弃的丑恶灵魂，是帝国主义侵略和清朝封建统治下的社会恶果，是中华民族受侵略、受压迫、受奴役的悲惨命运和精神创伤，其思想核心乃是奴性，对侵略者、压迫者不敢反抗斗争，受尽欺侮，沦入奴隶、仆妾、囚虏、饿殍、犬马般的思想境地。他们倡导的五大新魂，具有时代精神，其思想核心乃是革命精神，要以气吞山海之势，军人铁血神圣之威，游侠豪杰之气，寄希望于社会平民，驱除异族实行革命。他们还对中国传统的“儒者”精神进行批判，认为“儒者有死容”、“尚空言”、“计祸福”、“蹈故常”，因而该文的作者呼吁：“吾先溲儒冠、裂儒服，以为国民倡，国民其肯从我游哉！”
1904年《江苏》杂志第七、八期发表的《民族精神论》认为，中国民族自治力薄弱，公德心缺乏，共同心短少，宗教心冷淡，“此数者皆吾祖国近来腐败之横观历史也。以上数者，有一于此，不足以立国，而况乎处此生存竞争之世界，乃兼此种种亡国之劣根性，安得托迹于一方以自大而终古乎！”该文指出，民族的盛衰，皆其精神之强弱为之也，因此，必须引起国人的高度重视，早谋自立之方。
《浙江潮》在《国魂篇》中明确指出：“一民族而能立国于世界，则必有一物焉，本之于特性，养之以历史，鼓之舞之以英雄，播之于种种社会。抉其无上之魔力，内之足以统一族力，外之足以吸入文明与异族抗。其之力臌胀也，乃能转施世界而鼓铸之；而不然者，则其族必亡。兹物也，吾无以名之，名之曰国魂。”［（16）］
《国民日日报》在《中国魂》这篇社论中，一方面指出，中国缺少欧美各国所具有的那种“贸易魂”、“宗教魂”、“平民魂”，因而国力不盛。另一方面指出，对中国魂不应全盘否定，中国的民族主义乃是“吾国民之特质，吾历史之骨干”，应予珍惜和发扬。中国近代史的事实说明，《国民日日报》关于民族主义的历史作用的评价是正确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举世瞩目的戊戌维新运动被以那拉氏为首的满洲贵族封建顽固派扼杀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被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了，能够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政纲只有孙中山创导的三民主义。在三民主义政纲中，民族主义在当时的影响和作用最大，民族主义是这一时期中华民族凝聚力中作用最大的核心和动力。其故有三。
其一，民族主义是三民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孙中山领导中国民主革命最先揭橥的战斗旗帜。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从民主爱国的立场出发，力主用革命的暴力推翻以满洲封建贵族为主的清朝封建专制统治政权，把民族主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列为革命的首要任务，作为民权主义——“创立民国”和民生主义——“平均地权”的重要前提，这一革命纲领切合当时中国的社会实际。
其二，民族主义是孙中山广泛团结中华民族大众，领导辛亥革命取得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伟大胜利的最有号召力的政纲和口号。民族主义是为了解决民族压迫问题，代表了除封建顽固派以外的中华民族大众的利益，能够广泛地团结一切反对满洲封建贵族专制统治的各阶级、各阶层的人们，共同参与推翻清王朝的斗争，促使清王朝迅速覆亡。
其三，民族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压迫，是当时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主义思潮的表现，是动员鼓舞中华民族团结反帝的精神力量。孙中山通过革命实践和失败教训，在革命后期使民族主义中对外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的思想内涵日益明确，成为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的进步因素。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的思想内涵有其发展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发展，孙中山能够适时地赋予其新的因素，使其成为指导当时革命实践和政局发展的思想理论武器，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核心和动力。
一、“振兴中华，维持国体”——集志士以兴中，挽救中华民族危机。1894年11月，在孙中山领导下，兴中会在檀香山正式成立，次年初设总部于香港，其成员主要是华侨资产阶级。《兴中会章程》宣告，其宗旨是：“振兴中华，维持国体”。大声疾呼：“呜呼惨哉！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我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繁。蚕食鲸吞，已效尤于踵接；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呜呼危哉！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庶我子子孙孙，或免奴于他族。用特集志士以兴中，协贤豪而共济。仰诸同志，盍自勉旃！”［（17）］兴中会的成立，使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始有了一个组织领导核心，并以此为核心，“联络中华有志华人，讲求富强之学，以振兴中华，维护国体”。此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组织日益发展壮大，“振兴中华”的口号影响日益深远，成为经久不衰的、极富感召精神的中华民族凝聚力。
二、“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推翻以满洲贵族为主的清朝封建统治，解决国内民族矛盾的主要方面。1894年在《檀香山兴中会盟书》中，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誓词和政纲。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和政纲。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是“驱除鞑虏”——“满政府穷凶极恶，今已贯盈。义师所指，覆彼政府，还我主权。”“恢复中华”——“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驱除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18）］民族主义这些目标和任务，十分切合近代中国的社会实际。近代的中华民族身受双重民族压迫，即外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内受满洲封建贵族的统治和压迫，满洲封建贵族已沦为帝国主义的走狗，成为国内民族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要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拯救斯民于水火，必须首先推翻以满洲封建贵族为主的清朝政府，解决国内民族矛盾的主要方面，民族主义正是解决这一矛盾的重要政纲和精神武器。民族主义成为能够最广泛地团聚国内外一切反对满洲封建贵族的各阶级、各阶层的人们起来推翻清王朝统治的政纲和口号。孙中山于1905年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中指出：“鄙人往年提倡民族主义，应而和之者特会党耳，至于中流社会以上之人，实为寥寥。乃曾几何时，思想进步，民族主义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充布于各种社会之中，殆无不认革命为必要者。虽以鄙人之愚，以其曾从事于民族主义，为诸君所欢迎，此诚足为我国贺也。”［（19）］
中国同盟会成立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广泛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革命政纲，大造革命舆论，与资产阶级改良派展开论战，批判改良思想，肃清改良思想在国内群众和海外华侨中的恶劣影响。“《民报》出现，国民主义与民族主义，渐浸盈于同胞之脑海，向之与《新民丛报》有关系者，莫不倒戈相向而敌国之，……故数月以来之《新民丛报》，为梁启超一人所作之《新民丛报》，党派之机关杂志，忽变而为独夫之机关杂志，此真千古未有之惨状也。”［（20）］广大群众和海外侨胞从“保皇＝爱国”的政治思想误区中逐步摆脱出来，转而拥护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排满”主张，赞成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辛亥革命时期，国内外同情、拥护、支持、参加推翻清朝统治斗争的中华儿女中，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赞成程度是有差别的，完全赞成“三民主义”者最次，赞成“二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者其次，赞成“一民主义”——民族主义者最多。辛亥革命迅速在全国取得胜利，民族主义政纲的作用甚大。辛亥武昌首义后，各省纷起响应，在民族主义的大旗下，很多省的旧官僚、旧将领和立宪派也纷纷宣布独立，脱离清王朝的统治，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风起云涌，革命迅猛发展，终于推翻了以满洲封建贵族为主的清王朝260多年的封建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正如孙中山于1912年在武昌十三团体联合欢迎会的演说中所说：“十余年来，各团体群趋于革命，一言排满，举国同声，乃遂有今日。”［（21）］
三、“民族统一”、“五族共和”——处理国内民族关系和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原则。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执掌国家政权，他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提出了“五个统一”的施政纲领，其中第一项就是“民族之统一”：“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在他主持制订和公布实施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的区别。”他主张“五族共和”，“南北统一，五族一家。”［（22）］这些贯穿着民族平等思想的原则和政纲，是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和进步，是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祖国的重要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