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华民族精神问题，近几年来，学术界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讨，取得了很多共识，但对很多问题仍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论者认为：中华民族牢固的稳定性和巨大的凝聚力，扎根于传统文化；民族精神是一个历史概念，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表征，它是一个民族的时代精神的积淀；民族精神必然是文化学术中的精粹思想，在历史上曾经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和具有激励人心，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民族精神是民族优秀的文化结晶，也是民族物质的生活条件和历史发展的反映；民族精神是民族团结、统一思想的纽带，又是促进民族繁荣、发展，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动力。这些论述都是公允的。
关于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的内涵，论者在表述上，既有很多共同点，又有不少差异，以下内容为较多论者的共识。如：重德精神；务实精神；自强精神——“自强不息”；宽容精神——“厚德载物”；爱国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胡乔木指出：“天下为公；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杀身成仁，舍身取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鞠躬尽瘁，死而后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些都是永远领导我们前进的民族精神。”［（1）］上述这些精神，无疑都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文化传统，长期以来，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增强和祖国的统一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以贯之的民族凝聚力。
对于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及其在清朝统治时期的状况，郭沫若有如下的论述，他在1938年12月发表的《复兴民族的真缔》中认为：“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是什么？一、富于创造力；二、富于同化力；三、富于反侵略性。”并指出，中华民族的精神在清朝统治时期遭受了损失，现在才渐渐复苏。这段论述表明，清朝的封建统治对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凝聚力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受到了削弱。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凝聚力，已不能完全沿用中国古代传统的思想文化，而赋予了新的时代精神。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近代社会发生了很多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主要有如下五个方面的变化和影响。
——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了多次侵略战争，对中国虎视鹰瞵，瓜分豆剖，蚕食鲸吞，使中国一步一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正面临着数千年来前所未有的社会大变动，中华民族正面临着一场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在资本帝国主义瓜分统治世界和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中国古代以“仁”为中心的部分传统思想文化，对组织动员中华民族凝聚起来反抗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已缺乏强烈的感召力和凝聚力。为了反抗外来侵略，挽救民族危亡，保卫国家独立，解决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这个中国近代社会的最主要矛盾，中华民族在反对外来侵略的民族斗争中加强凝聚，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和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的顽强的反抗斗争精神。
——清朝满洲封建贵族对外推行民族投降政策，对内推行种族歧视政策，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汉族人民和其他几十个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深受满洲封建贵族的歧视和压迫，清朝是中华民族人民的牢狱。清朝封建政权对帝国主义妥协投降，成为“洋人的朝廷”。以满洲封建贵族为主体的清朝封建专制统治，是中华民族面临危亡的国内根源，是中华各族人民仇恨的焦点，最终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必须排除的障碍物。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日益尖锐，以“忠君”为“爱国”的封建精神信条被逐步破除，中华民族凝聚力在反对以满洲封建贵族为主体的封建专制统治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中重新聚焦，出现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新组合。
——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逐步解体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国内统一的民族经济市场逐步形成，各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逐步加强，新的、共同的民族心理素质日益增强，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正逐步由自在的民族意识向自觉的民族意识转变，中华民族正从一个自在的实体逐步向自觉的实体转变，中华民族开始觉醒。
——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诞生，使中国产生了新的社会经济力量和新兴的阶级力量，这是当时中国新生产力的代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其思想文化理论和政治主张体现着中华民族的共同要求和利益，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成为近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新的核心和动力。
——清朝封建政权对外屡战屡败，屈辱投降，国势日衰，国威日下。清政府对侨居外国的广大华侨缺乏保护力，广大华侨在侨居国受尽盘剥、欺凌和奴役，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当他们回到祖国时，又常遭到清朝官吏和土豪地痞的勒索和迫害。清王朝已逐步失去了对海外炎黄子孙的感召力。广大侨胞从维新派散布的“勤王”的精神和政治误区中日渐摆脱出来，转而支持祖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孙中山创导的三民主义——首先是民族主义，日渐成为广大爱国侨胞心目中的旗帜。
近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内容是多方面的，除中国优秀的传统思想文化外，主要有如下三种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思想文化精神。一是反对外来侵略的爱国自强精神；二是反对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自由平等精神；三是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民主共和精神。这三种精神贯穿于近代社会的始终，但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这三种精神被有关的组织、团体、政党、人物具体演绎、发展为多种具体的纲领、宗旨、口号、理论，出现在多种政纲、章程、檄文、诗文、演讲、规约中，成为号召、团聚、激励、规范人们的行动纲领、奋斗目标和精神武器。
鸦片战争时期，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大量鸦片走私、贩运，掠取了中国的大量财富，使中国民弱财尽。当中国人民愤起禁烟时，英国公然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外国侵略者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开始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抵抗外国侵略，保卫民族独立和国家安全，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使命和神圣职责。中国社会思潮出现转向，经世致用之学兴起，反对外来侵略的爱国自强精神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中华民族各族军民面对侵略者的船坚炮利，掀起了一场场不畏强敌、团结奋战，英勇献身、气壮山河的反侵略战争，给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从林则徐的虎门销烟到广州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这一场场壮举都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集中体现。林则徐、魏源的“民心可用”、“师夷长技以制夷”，是当时的爱国士大夫的爱国主义思想的代表。广州三元里附近103乡的人民群众，男女老少自发地组织起来围歼英国侵略军，“老弱馈食，丁壮赴战，一时义愤同赴，不呼而集者数万人。”［（2）］他们表示：“惜身家亦惜土地”，“保土地即保身家”。［（3）］这种朴素的热爱故土、热爱家乡的情怀，使他们与英国侵略者“不共戴天”，出现了“三元里前声若雷，千人万众同时来，因义生愤愤生勇，乡民合力强敌摧”［（4）］的壮举。由此可见，“制夷”和“保土地”、“保身家”的思想，是鸦片战争时期反对外来侵略的爱国思想的具体表现，是当时在爱国士大夫和广大人民群众中起着强烈的感召作用和激励作用的中华民族凝聚力。
鸦片战争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给中国带来深重的灾难，清政府的封建腐朽统治和残酷剥削，使民不聊生，被迫走上起义反抗的道路。在鸦片战后十年间，汉、壮、瑶、苗、彝、回、藏等各族人民的起义反抗斗争，全国共达一百多次。1851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起义，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响应，气势磅礴，迅速席卷半个中国，建立了与清朝封建政权对峙的农民革命政权长达十年之久。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是近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一次新聚合，其目标是太平天国：“天下一家，共享太平”，“公平正直之世”。其思想核心是平等思想：“天下多男子，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姐妹之群，何存此疆彼界之私，何起尔吞我并之念？”［（5）］“天下总一家，凡间皆兄弟。”［（6）］其团聚方式与要求是：“拜上帝”，“团营”，“循行上帝之真道，时凛天威，力遵天诫，相与淑身淑世，相与正已正人，相与作中流砥柱，相与挽已倒之狂澜。”［（7）］
19世纪60—7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以“自强”为目标，提出了“求强”、“求富”的口号，创办新式企业，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生和发展，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要求。中国最早商办企业的出现，其重要代表之一乃是华侨商人陈启源。他于南洋经商致富后，1872年回国投资在广东南海简村创办继昌隆丝厂，是为中国第一个民族资本经营的机器缫丝厂。在继昌隆丝厂的带动下，广东缫丝业迅速兴起，80—90年代，顺德县兴建的缫丝厂达35家。陈启源回国投资设厂，开了华侨投资祖国办企业的先河，此后，爱国侨胞对祖国经济发展和富强的关注，是近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一种重要的新内容和新形式。
19世纪70—90年代，中国出现了早期维新思想，主张向西方学习，要求进行某些政治经济改革，发展民族工商业，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商战”，以维护中华民族的国家主权和经济利益。“商战论”成为当时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爱国思想，具有时代的感召力。郑观应在《商战》一文中写道：“自中外通商以来，彼族动肆横逆，我民日受欺凌，凡有血气孰不欲结发厉戈，求与彼决一战哉？于是，购铁舰，建炮台，造枪械，制水雷，设海军，操陆阵，讲求战事不遗余力，以为而今而后庶几水栗而陆謺乎？而彼族乃咥咥然窃笑其旁也。何则？彼之谋我噬膏血非噬皮毛，攻资财而不攻兵阵，方且以聘盟为阴谋，借和约为刀刃，迨至精华销竭，已成枯腊，则举之如发蒙耳。故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掊克，敝国无形。我之商务一日不兴，则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纵令猛将如云，舟师林立，而彼族谈笑而来，鼓舞而去，称心餍欲，孰得而谁何之哉？吾故得以一言断之曰：习兵战，不如习商战。”［（8）］“商战论”在当时及其以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对资产阶级的一些代表人物产生了深刻的思想影响，成为后来出现的所谓“实业救国论”的先声。
在早期维新派中，有一位爱国华侨学者——容闳，他是近代中国留学生、华侨热爱祖国的典型代表。容闳是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南屏镇（今属珠海市）人，1847年赴美留学，1852年加入美国籍，1854年毕业于著名的耶鲁大学，是中国最早的留美毕业生。当时，“只要他乐意，他可以留在美国并找到职业”，他“受到莫大的劝诱，让他改变终生的打算。”［（9）］但他不受劝诱，毅然归国。他同情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曾到天京访问并向洪仁玕提出七项建议。从1863年起到80年代，他帮助洋务派办理洋务。1871年他提出的教育计划经清政府批准，分期分批选拔少年到美国留学。1872—1875年他任清政府“幼童出洋肆业局”副委员，旋任清政府驻美、西、秘三国第一任副公使。1898年他参加变法维新运动，戊戌政变后，被迫出逃上海。1900年他在上海被拥为自立会（“中国国会”）会长。自立军“讨贼勤王”起义失败后，他出逃香港，后赴美。这一系列失败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赞成维新变法、“勤王”转为同情革命，拥护和支持孙中山的民主革命，从维新派转为革命者。他的战友和同事谢缵泰说：“容闳博士是个真正的爱国者，他深深热爱祖国。”［（10）］他的美国朋友特韦契尔在美国的一次演讲中对容闳的评论是：“他从头到脚，身上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他热爱中国，信赖中国，确信中国会有灿烂的前程，配得上它的壮丽的山河和伟大的历史。”［（11）］
19世纪60—80年代，中国出现了严重的边疆危机，英、俄、日、美、法等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的新疆、西藏、台湾和西南地区进行窥伺、渗透、侵略、扩张，策动民族分裂，侵吞中国领土。中华民族各族人民纷起抗争，抵抗外国侵略，反对民族分裂。在新疆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左宗棠出兵平定了新疆的叛乱，1884年新疆建立行省，设置州县，进一步密切了与祖国内地各族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促进了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统一。西藏地区的藏族等各族僧俗人员，对英军侵略西藏，表示“誓死抵御，决无二心。”［（12）］“男丁死后，即剩女流，情愿复仇抵御，别无所思。”［（13）］终于挫败了英、俄企图分裂、侵吞西藏的阴谋。
中法战争时期，1885年2月，当法军侵占镇南关后，得意忘形地在关前插立的木柱上用汉字写道：“广西的门户已不再存在了！”镇南关的壮、汉族人民十分气愤，也在关前树立木柱，大书：“我们将用法国人的头颅重建我们的门户！”［（14）］表示了各族人民反对侵略，保卫祖国的坚强决心。爱国将领冯子材团结带领爱国将士，在祖国南疆的汉、壮等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团结奋战，取得了威震中外的镇南关大捷，打击了法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法国茹费理内阁倒台。这是中国近代大规模反侵略战争史上的光辉篇章。
中法战争期间，香港同胞在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下，于1884年9—10月间掀起了一场抗法、反帝、反殖民的罢工斗争。香港华人报纸——《新华日报》、《中外新报》、《卫生日报》、《文摘周报》等刊登了两广总督衙门关于抗法的几项谕示。香港华工拒绝修理法军侵袭福建马尾港时被福建水师击坏的法军舰船，华人船民拒绝运送侵华法军在港采购的食品，华人车夫拒载法国人，华工拒绝为法国人干活，清洁工人、木匠、碾米工人、煤业工人、轿夫、屠夫等很多行业的工人都参加了罢工，抗议法军侵华，支援祖国的抗法斗争。英国殖民地总督乔治·鲍恩哀叹道：“无论是提供什么样的奖赏，中国的手工业者、船民、苦力都不愿为法国人卖力。”［（15）］这次罢工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表现了香港同胞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集中体现。在香港的华人居民中，有很多不同的方言群体和不同的职业组织，地方观念和行业帮会有时成为民族团结和互助合作的障碍。当法军侵华和港英当局助法抑民时，祖国的安全和广大华人的利益受到严重威胁，大敌当前，不同方言群体和不同职业的华人就自动联合起来，举行罢工、罢市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法国侵略者，有力地支援了祖国的抗法战争。新加坡、槟榔屿等地港口是侵华法军的军舰、船只必经之地，当地华侨得知法军侵犯台湾基隆，击毁福建水师舰船和马尾造船厂，清政府对法宣战、两广总督衙门发布的四项抗法谕示，以及香港同胞开展抗法罢工斗争等消息后，群情激愤，纷起支援祖国的抗法斗争，他们散发抗法传单，捐款支援祖国，并利用修理法国舰船之机破坏法国舰船，放置毒药于法军食物中，使法军十分惊恐。美国的华侨慷慨解囊，在两三个月内就捐款50万洋元，汇寄回国支援抗法。这一切充分表现了广大侨胞热爱祖国的高度民族凝聚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