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东部地区的人，对于西部地区的生态恶化现况，很难有直观的理解。在此，我就借此仅举几例。

九零年秋季，我去西安出差。住下后，想一洗征尘。但被告知：每位旅客每天只有一热水瓶水供应。包括饮用和洗漱。我们一伙南方人，实在无法忍受那种浑身肮脏油腻而又不能洗浴的苦恼。办完公事后，什么地方都没敢去，就逃之夭夭。

大家会记得一首叫《敕勒川》的古老歌谣：“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可是近代以来，特别是“解放”之后，那里再也见不到了“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好景象了。让我们看到的，是漫天飞舞的黄沙，一望无际的沙海，炙人的滚滚热浪……我从电视画面上还看到，那里的成群羊只，踯躅在牧草稀少的荒原上，甚至连稀少的草根都被羊只用蹄子刨开吃掉了。羊群尽管如此贪婪，但仍然吃不饱。于是就相互啃食羊绒毛充饥。牧民眼看血本无归，只好给全部羊只缝制了一件件花花绿绿的“羊衣”。给它们套上这种“羊衣”后，才敢出去放牧……

造成这一灾难性后果的最主要的肇因，是五十年代的西北大垦荒运动。按照任不寐先生的推论，是由于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一直处于一种生存焦虑和饥饿恐惧之中。在这种生存焦虑和饥饿恐惧的长期压迫下，经过历朝历代不断增益，于是就产生了一种无知的狂妄和无畏的自负。这种狂妄和自负，用文学或诗性抒情表达出来——就是要改天换地啦，要战天斗地啦，要与天斗、与地斗啦，要大干快上啦，要不怕想不到、就怕做不到啦……于是大西北的大垦荒运动应运而生。数百万的军队、劳教人员、知青、青年移民，浩浩荡荡开进大西北。他们大规模地开垦荒地，大规模地拦河筑坝，大规模进行农业灌溉设施的建设。并提出了一个“要将一个沙漠戈壁滩，变成一个个米粮川”的宏伟蓝图。其结果是，数十条注入罗布泊的河流，被一条条活生生地拦腰截断，改道注向需要灌溉的军垦、劳垦、青垦、民垦的农场。使差不多相当于宁夏面积的罗布泊，失去了水源的补给。最后，于1975年完全干涸。

也许你还记得，八十年代初，生态科学家彭加木到罗布泊地区进行科学考察，竟然被风沙吞没，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昔日植被茂密、渔产丰富的罗布泊，从此就变得如此变化无常、阴森恐怖了。

数百万人霸占了罗布泊的水源，取得了局部性的“丰收”，却使数千万乃至上亿人口陷入了生计难以为继的贫困之中。孰轻孰重？历史已作了明确的回答。
更为严重的是，随着大环境的日趋恶质化，这种小环境的“丰收”局面又能维持多久？它迟早要被风沙吞噬的。自七十年代开始，许多军垦、劳垦、青垦、民垦农场，就在与风沙鏖战不止了……

西北地区的生态明珠——罗布泊干涸后，失去了她调节气候、滋润大地的宝贵功能。南疆东部、青海西部和河西走廊西部的生态环境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陷入了干旱、酷热、风暴、沙漠化的灾难之中。这种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进而又辐射扩散到周边地区。从而形成了好几条生态恶化的“恶性循环圈”——

1，罗布泊干涸，使当地日趋高温酷热，使高山冰盖加速融化，冰川萎缩。使冰川水源趋于枯竭化。

2，地表水的枯竭，使地下水位逐年下降，直接引起罗布泊周边地区的地表植被的大面积枯死。地表水枯竭，迫使农牧民超量开采地下水，从而引起地下水位的迅速下降。当地表植被根系无法达到地下水源的深度时，进一步引起当地大量的地表植被的大面积枯死。这就更进一步恶化了当地的生态环境。我从电视上看到，豫西地区的某些冲积扇，长年超量开采地下水，用于居民生活、农业灌溉和工业生产。数年前打出的井口与地面持平机井，数年之后，井口竟然被顶出一米多高。这说明地表下沉了一米多。其地下水位，从过去的三至五米深，下降到目前的五十至一百多米深。一遇上干旱季节，地表植被全部枯死。

3，地表植被的日趋萎缩，使当地风沙肆虐，使可资利用的土地面积锐减。而尚未被风沙侵蚀的土地，其农产品或牧草产出能力也迅速退化。当地农牧民的生计，进一步陷于贫困之中。而面对日趋贫困的生存压力，他们只好依赖向大地增加索取的方法，来达到“致富奔小康”的生存目的。农牧业生产上的一个基本生存规律——单位面积产量降低，就增加播种面积，或增加牲畜数量扩大放牧强度，来求得总产量的增加，以够维持生计。从而引起土地的超负荷承载。这种土地的超负荷承载，又进一步导致土地的荒漠化。形成了“沙进人退”的人道惨景。且这种“沙进人退”正以加速度向人们示威。

4，这种地表植被的萎缩或趋于消逝，遇上较大降水，使地表涵养水源能力大幅度降低。绝大部分降水随地表流失，加剧了这些地区的缺水状况。降低了这些地区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5，地表植被的萎缩或趋于消逝，失去了森林植被对区域小气候的调节功能。特别是失去了地表植被因水汽蒸腾上升所形成的对流降雨的气候环境，更加剧了该地区干旱少雨的状况。由于失去了地表植被，也加剧了酷热和沙尘暴，加剧了土地的沙漠化强度。

6，特别是土地公有化之后，地表植被的破坏就进入了一种空前的状况。在这种土地所有制下，土地只有一个抽象的主人——国家（当然，对于开采地下矿产等资源，“国家”的权力又空前强化——开采许可证、资源税、资源管理费、工商税、工商管理费、某些矿产品强制征购制等，那一项少了钱财开路，都让你寸步难行）。这种土地国有制结构，使得任何人都有权从土地上索取，而任何人都无权对地表植被进行管理和维护。而地表植被，特别是森林，对生态气候的良性调节作用，任何人都无法漠视。被称为“天然水库”和“地球之肺”。一旦这种“天然水库”和“地球之肺”遭到破坏，就进一步恶化了当地的生态环境，迫使人们更加疯狂地从土地上攫取。

比如我的老家——处于都庞岭余脉之中的一个小山村。尽管大跃进的时候，森林植被被砍伐和破坏得十分利害，但因为土地原有归宿关系没有被破坏，过了十几年，土地植被又恢复了昔日的勃勃生机。而到了1968年的山岭归公之后，土地的原有的归宿、交易、开垦、继承体系被彻底破坏，土地的乱垦滥伐现象一直很严重。森林、水源、土地争执日趋激烈。反正都是国家的，不去砍伐、开垦和破坏，就吃了眼前亏。村与村之间，村人与村人之间，过去相对和睦的邻里关系，也因此变得异常紧张。因此，地表植被从那时起，就一直陷于一种毁灭性的萎缩退化之中。到目前可谓是惨不忍睹。我在《土地公有化是地表植被破坏的罪魁》一文中曾说过：我实在不愿回去看到那昔日郁郁葱葱山岭，而变成今日岩石裸露的光秃秃的山脊，更不愿回去看那乡亲们一张张越来越憔悴的脸。处于五岭地区这种雨量充沛区域的我的老家尚且如此，那么处于西北部干旱和半干旱区域的土地，这种土地国有化政策，对地表植被的巨大破坏作用，可谓不言自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