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之，宋朝时期的里正、户长、耆长、保正长等乡役人并不是皇权体制内的官员，乡、里、都、保、耆、管等也并非县以下一级完整的行政建制单位。这是由职役制度的这一特性决定的：乡役－职役制度本身，既包含有皇权统治下行政治理“神经末梢”的性质，同样也具有无偿劳役的性质。完全套用现代概念、现代行政层级规划理论研治中国古代历史，有相当的危险性，必须慎重对待，切不可犯“盲人摸象”那样以偏概全的错误。
注释：
[1]请参看刁培俊：《当代中国学者关于宋朝职役制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原载《汉学研究通讯》（台北）总87期，增订后转载于《宋史研究通讯》2004年第1期。最近则有梁建国：《北宋后期的都保区划》，《南都学坛》2005年第3期；梁建国：《南宋乡村区划探析——以都保为中心》，《烟台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鲁西奇：《宋代蕲州的乡里区划与组织》，载邓小南、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谭景玉：《宋代乡村行政组织及其运转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05年。另外，美国学者Brian E. Mcknight（马伯良）：Village and Bureaucracy in Southern Sung China（《中国南宋乡村职役》，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1年），日本学者河上光一：《宋初的里正、户长、耆长》（载《东洋学报》第34号，1952年），周藤吉之：《宋代州县职役和胥吏的发展》、《南宋的保伍法》（今据氏著《宋代经济史研究》，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62年），《宋代乡村制的变迁过程》（收入氏著：《唐宋社会经济史研究》，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65年），佐竹靖彦：《宋代乡村制度的形成过程》（载《东洋史研究》25之3，1966年），柳田节子：《宋元乡村制的研究》（东京：创文社，1986年）等域外学者的研究，远不容忽视。
[2][日]佐竹靖彦：《宋代乡村制の形成过程》，见氏著：《唐宋变革の地域的研究》，日本京都:同朋舍，1990年，第43页。
[3]吴泰：《宋代“保甲法”探微》，《宋辽金史论丛》第二辑，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86页。目前有关中文论著，吴泰先生的这篇论文，是最具代表性者。自20世纪50－60年代以来，在阶级矛盾的观念引导下，将20世纪以来中国实行的“省－县（市）－乡（区、生产大队、公社、镇）”行政区划的方法引入宋史研究，学者将两宋时期的乡里、都保等简单视为一级国家“政权”的，或说是县以下“基层政权”的，还有很多，恕不一一赘列。
[4]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48之25，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下同）。
[5]徐松：《宋会要辑稿·兵》2之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218，熙宁三年十二月乙丑，中华书局，2004年；脱脱等：《宋史》卷192《兵志六》，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6]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17《吏役门》，《宋元方志丛刊》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陈傅良：《止斋先生文集》卷21《转对论役法札子》，《四部丛刊初编》本。勾勒上述役法变化的已有研究如黄繁光：《宋代民户的职役负担》（博士学位论文，台湾中国文化大学，1980年），先师漆侠先生：《宋代经济史》（上册，第11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等。有关“兼差制”则参前揭Brian E .Mcknight所著Village and Bureaucracy in Southern Sung China之第4章。
[7]这种中介性枢纽，与西方学者所谓“国家—社会”之间存有“第三领域”区别很大。“第三领域”或说“中间领域”、“中层空间”。参阅黄宗智：《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间的第三领域》，见邓正来、J·C亚历山大：《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日]斯波义信:《南宋“中间领域”的登场》，见佐竹靖彦等编著：《宋元时代史的基本问题》，东京：汲古书院，1996年）。另见卞利：《论明中叶到清前期乡里基层组织的变迁——兼评所谓的“第三领域”问题》，《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第34－38页。[美]韩明士：《陆九渊，书院与乡村社会问题》则指出：“我认为如果回到狄百瑞提到的‘可能介于国家权力与家庭利益之间的乡里结构’，就可以找到线索。正如狄百瑞表明的和我已经予以论证的，通过把某些职能赋予组织化的乡村社会而不是政府组织，这样的中间组织实际上成为政府权力向下延伸的替代物。”见[美]田浩编:《宋代思想史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459页。
[8]参看漆侠先生：《宋代经济史》上册，第452－453页。
[9]王棣：《宋代经济史稿》，长春：长春出版社，2001年，第405页。此前，王棣先生曾经认为：对于民户充当州县役，是负担；承担乡役，是当役民户的一种职权。参阅《试论北宋差役的性质》，《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
[10]雷家宏：《试论宋代乡役的性质》，《晋阳学刊》1989年2期，第81－85页；并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第346页。
[11][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41－252页。大致类似的理论以及后人的诠释，另参[美]彼得·布劳和马歇尔·梅耶：《现在社会中的科层制》，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年，马戎：《译者序言》，第5页，原著，第17－19页；[美]S.N艾森斯塔得：《帝国的政治体系》，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阎步克中译本，第23－24页。
[12]脱脱等：《宋史》卷177《食货上五·役法上》，第4299页，第4295页。
[13]李焘：《长编》卷378，元祐元年五月壬午，第9189页。
[14]李焘：《长编》卷443，元祐五年六月乙卯苏辙言，第10674页。
[15]晁说之：《嵩山文集》卷1《奏议·元符三年应诏封事》，《四部丛刊续编》本。
[16]佚名：《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官吏门·申儆·劝谕事件于后》, 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5页。
[17]李焘：《长编》卷224，熙宁四年六月庚申刘挚言，第5447页。
[18]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65之82，66之77，14之25。
[19]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66之24。66之21，66之27等大致相同，惟时间有异。
[20]朱熹：《朱熹集》卷21《论差役利害状》：保正、保长等乡役，均是“无禄之人”，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865－867页。
[21]参看前提漆侠先生：《宋代经济史》上册，第454页，第461页。朱瑞熙先生并未将乡役人视为胥吏之一，参氏著：《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6卷宋代，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714－715页。而王曾瑜先生等学者却认为乡役人属于吏役之一，故视之为胥吏之一，算作“吏户”。参见王曾瑜：《宋朝的吏户》，载《新史学》第4卷第1期，1993年3月。笔者则认为，这些乡役人是介于“吏”（非“官”）和“民”之间的一个社会群体，参见刁培俊：《宋代乡役人数变化考述》，《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1期。
[22]黄宽重：《从中央与地方关系互动看宋代基层社会演变》，《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第115页。
[23]Kung chuan Hsiao(萧公权)：Rural China: 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Washingt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0.P.72－73。
[24]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3《职役二》。
[25]其他相似的记载很多，诸如施耐庵等：《水浒传》中，当何涛捉拿晁盖，报于宋江时，宋江假装斥责道：“晁盖这厮，奸顽役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第230-231页。
[26]李焘：《长编》卷179，至和二年四月辛亥，第4330页。
[27]李觏：《李觏集》卷28《寄上孙安抚书》，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12页。
[28]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66之74，65之79。
[29]乾道五年五月八日（癸亥），刑部侍郎汪大猷指出“数十年来，承役之初，县道必抑使［保正］兼充［耆长］，不容避免”的现实，参《宋会要辑稿·食货》66之86，14之43至44，65之98和《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47，绍兴五年五月癸亥纪事《论抑差耆长之弊》（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宋史资料萃编》本，第1781页），《宋史全文》卷25上等记载。
[30]朱熹：《朱熹集》卷21《论差役利害状》，第865页。
[31]楼钥:《攻媿集》卷88《敷文阁学士奉大夫致仕赠特进汪公行状》，并附录中楼钥撰《陈傅良神道碑》，《四部丛刊》缩印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
[32]留正：《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51，乾道八年八月辛巳，第1923－1924页；佚名：《宋史全文》卷25。
[33]李焘：《长编》卷179，至和二年四月辛亥，第4330页；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38《衙前札子》，《四部丛刊初编》本。
[34]李焘：《长编》卷35，淳化三年三月戊辰记事，第775页。
[35]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66之64。
[36]李焘：《长编》卷286，熙宁十年十二月辛丑，第7001页。
[37]洪迈：《夷坚志》支戊卷4《房州保正》，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083页。
[38]真德秀：《真文忠公文集》卷12《奏乞将知太平州当涂县谢汤中罢斥主簿王长民镌降状》。
[39]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30《临川申提举司住行赈粜》，《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选编》本。
[40]佚名：《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3《骗乞》，第517至518页。
[41]楼钥：《攻媿集》卷26《论主簿差出之弊》，那些“豪猾之家”却得以与乡司勾结起来，“苞苴把持，或至于幸免”。《宋会要辑稿·食货》70之91载：诡名户的收益是相当可观的，所以“如一家一岁，因诡名而得免百缗之赋”，就常常会“以其十五以酬乡胥”，甚至连一些形势户也“不敢不与也”。因为倘若不贿赂乡司，“来岁归并其诡户而重科之矣”。
[42]脱脱等：《宋史》卷177《食货上五》载范百禄言，第4315页。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34《戒约隅官保长以下榜文》也指出：保长等乡役人之所以敢“擅作威福，出入呵道，恐吓细民，点名教阅，恣行捶挞……”者，乃是“倚恃声势”害民的。
[43]元好问：《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后集卷2《劝农业》，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另参梁庚尧：《豪横与长者：南宋官户与士人居乡的两种形象》，《新史学》（台北）第4卷第4期，1993年12月。
[44]傅衣凌：《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7页。
[45]刁培俊：《宋代乡役人数变化考述》，《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1期。
[46]周振鹤：《中央地方关系史的一个侧面——中国历史代地方政府层级变迁的分析》，《复旦学报》1995年3－4期；《犬牙相入还是山川形便：中国古代划分行政区划边界的两大原则》，》中国方域》1996年5－6期；邹逸麟：《从我国历史上地方行政区划制度的演变看中央和地方权力的转化》，《历史教学问题》2001年第2期，第3页。
[47]俞希鲁：《至顺镇江志》卷2《地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