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五，宋朝乡役人面对州县官吏的压榨而困窘不堪，难于应付，甚至因应差服役而破家荡产，流移逃亡。宋代文献中此类记载，可谓举不胜举。最具代表性的，如北宋至和年间知并州韩琦所言：

　　州县生民之苦，无重于里正衙前。自兵兴以来，残剥尤甚，至有孀母改嫁，亲族分居，或弃田与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单丁。规图百端，苟脱沟壑之患，殊可痛伤。国朝置里正，主催税及预县差役之事，号为脂膏，遂令役满更入重难衙前。承平以来，科禁渐密，凡差户役，皆令佐亲阅簿书，里正代纳逃户税租，及应无名科率……[26]

　　由于承当衙前役时，一旦辇送财物有所损失，就必须包赔，所以人人畏惧，许多上户纷纷想方设法逃避里正之役，政府不得不在至和二年（1055年），将其废除。此前，皇祐四年（1052年），李觏就乡役耆长等对乡间盗贼多不举发的问题，给当地安抚使上书云：

　　凡今贼发之地，必责以赏钱。县尉未下马，耆壮已卖田。破人之家，前后不少……[27]

　　绍兴三年（1133）六月十二日，户部言：

　　保正不愿就雇兼代耆长，即不合令承行文书外，其愿充耆长者并合主管。凡保正内旧来耆长事内，驱［保］正副执事，于官及公家之求，无不责办。

还是由保正兼代耆长之职，于是，朝廷允许“依非耆保事而辄差委及勾集赴衙条法断罪”。[28]保正兼充耆长仍是法令所允许的。民户可以自愿兼充，而州县官员则多不顾民户是否情愿，一概兼充。[29]朱熹也指出：

　　管干乡村盗贼、斗殴、烟火、桥道公事，则耆长主之；催纳税租，则户长主之。皆是募人充应，各有雇钱。而保正有愿兼代耆长者，大保长有愿兼户长者，则听之；其不愿者，不得辄差。此皆祖宗成法，至今为不刊之典。然而州县奉行，往往违戾。[30]

　　所推行的多是上文所说，不顾民户是否情愿，一概兼充。绍兴年间，“今取耆长雇直，拨入经总制司，并缘法意，里正承役之初，抑使兼充役者，受害为甚，至死必争”[31]。再次表明乡役人是没有报酬的。

　　乡役人不但多有被迫入役的史实，而且充差为役，还将面临着役责日趋增多，破家荡产的危险。乾道八年（1172年）八月辛丑，有臣僚言：

　　州县被差执役者，率中下之户，产业微薄，一为保正，鲜不破家坏产。昔之所管者，不过烟火盗贼而已；今乃至于承文引、督租赋焉。昔之所劳者不过桥梁道路而已，今乃至于备修造、供役使焉。方其始参也，馈诸吏则谓之辞役钱，知县迎送僦夫脚则谓之地理钱，节朔参贺则谓之节料钱，官员下乡则谓之过都钱，月认醋额则谓之醋息钱，复有所谓承差人专一承受差使，又有所谓传帖人各在诸厅白直，实不曾承传文帖，亦令就例而占破……[32]

　　这时已看不出乡役具有“官”的色彩，充差为役，已构成为当役户莫大的负担。
综上可知，乡役人的差派，是由县级官吏负责的，并非朝廷直接“授权”的；他们大多数时段内没有任何报酬，还要承担日益繁杂的事务，甚至还会面临破家荡产的危险，而违法侵夺贫民下户，就要预防被执入狱等后果。凡此种种，均表明宋朝乡役制度无偿劳役的本质日益凸现，对照一级行政建制具备的条件，乡役制度下的乡里都保耆管等，与“行政区划”、“基层政权组织”等概念的界定，还存在很大的差距。

二、两宋乡役“职”的特性

　　既然乡役是皇权的“神经末梢”，那么，作为乡村职役人员，也就具有了“职役”中“职”的成分，也就是以往学者所认定的地主阶级当权派、地主阶层的走狗、土恶霸、地头蛇等。那么，我们就基本史料入手，结合已有成果的举证，剖析乡村职役人员所具有的“职役”之“职”，究竟是怎样一种情况。

　　宋初的乡役，诸如里正和乡书手等，多有民户争抢充任的情况，被视为有油水可捞的肥差。如，宋初里正与户长、乡书手一起，“主催税及预县差役之事，号为脂膏”，所以“人所愿为”[33]。冒名应役的现象就随之出现，朝廷不得不下令“两京、诸道州府军监管内县，自今每岁以人丁物力定差，第一等户充里正，第二等户充户长，不得冒名应役……”[34]再如赵彦卫《云麓漫钞》卷12载：“乡书手，以上户多占色役，于第四等差。”苏辙《栾城集》卷25《伯父墓表》载：

　　祥符[县]……乡书手张宗久为奸利，畏公，托疾满百日去，而引其子为代。公曰：“书手法用三等人。汝等第二，不可。”

　　诸如此类的记载表明，至少在宋仁宗朝以前，承当乡役似乎显露出较多“职”的成分，使得他们在充任乡役后，不但自家的户头上升为形势户（吏户），还可以拥有一些普通民户不能享受到的好处，在帮助政府催收赋税或逐捕盗贼时，还可以从中勒索一些钱物。

　　对于普通百姓——中下等主户和广大客户而言，那些充任乡役的豪强大户简直就是恶虎豺狼。宋朝许多史料记载了乡役人的这一形象。如，司马光《涑水记闻》卷2载，里正在督促赋税时，“临[乡户]门，捕人兄弟父子，送县鞭笞，血流满身，[乡户]愁苦不聊生”。再如李觏《直讲先生文集》卷30江镐墓志铭和桂万荣《棠阴比事》卷上，都记载了陵州仁寿县一个姓洪的“里胥”，在担差服役时，“利邻人田，绐之曰：‘我为若税，免若役。’邻喜，划其税，归之名于公上。逾二十年，且伪为卷，茶染纸，类远年者，以讼”。南宋范成大《石湖居士诗集》卷3《催租行》一诗，鲜活显现出里正（役名实为保正）在催税时勒索民户的情形：

　　输租得钞官更催，踉跄里正敲门来。
　　手持文书杂嗔喜：“我亦来营醉归耳。”
　　床头悭囊大如拳，扑破正有三百钱。
　　“不堪与君成一醉，聊复偿君草鞋钱。”

　　耆长之役，也因具有某些“职权”，故有“不愿替罢，致久任本村，多端搔扰”者[35]。保甲制被应用于乡役制后，担任乡役保正长也拥有一些“职权”，并可藉此侵凌贫弱。有关保正压榨普通民户的情况，史例很多，诸如恩州有保正“在村恣横，号‘截道虎’”者[36]，房州保正竟至于“顽猾健讼，侵人田园，夺人牛马，官司莫能治”[37]。还有保正副依凭他们的一点“职权”，坑害百姓，侵吞政府救济物品的事件，“保正、县胥相为表里，贿赂苟行，则有以一户而获数十千者；嘱托不至，则有候伺累日而财得百馀金者”[38]。下面的记载，更表明类似情况，上揭并非特例：

　　一县之大，周围数百里，知县不能亲历，赈粜之法，必须付之胥吏，付之乡官，付之保正。方其抄札，人丁之多少，得赂者一户诡而为十户，一丁诡而为十丁；不得赂者反是，其抄札蓄积之有无，则得赂者变殷实为贫乏，不得赂者亦反是。[39]

　　由于巡检等官员的纵容，一些“奸民”“凿空入词，文引才出，则计会公吏、耆长之类，追扰执缚，殆同重囚。”[40]可见耆长是有一些特权的，故而乡豪大户会交结、贿赂他们。[41]

　　由于乡役人作为乡村半行政管理者的特殊地位及其相关职责，使得他们借助于政府的权威资源，在乡村社会中拥有较多的法外职权。那些“因徭为吏”的乡民往往“执事而受赇”[42]，骚扰、侵害百姓的现象是较多的。综合上述，“官中催科吏如虎”，或者说“公家门前吏如虎”，是乡役人在广大乡户心目中的一种主要的形象。[43]这在《名公书判清明集》卷3《赋役门》中，有更多的实例可以举证，兹不赘述。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就上举诸例来看，这些乡役人所做的非法害民之事，均非皇权、皇权延伸的州县行政“授权”的范围，无一不是非法乱纪的行为。

　　我们再来分析乡役人的社会角色。担任乡役的民户，宋朝国家制度规定，一般须是富有多丁的乡村“豪富之家”（实际上多为乡间富民形势户），其社会角色更近似于傅衣凌先生所界定的“乡族势力”：既具有浓厚的血缘性因素，更因地缘性因素而存在于基层乡村之中，兼具“公”和“私”两个系统的色彩。[44]乡役人正好处于两者的交汇点上，换言之，他们处于国家政权和乡邻民众之间，有时执行国家政权的管理功能——征派赋役，维持乡村社会秩序等，有时则为了应对国家的不合理指派等，而在州县行政和乡邻民户之间，采用一些上瞒下欺的手段，在控驭和整合乡村社会秩序过程中，起着实际的、国家行政权力所不能达到的治理效果。

　　一般而言，中国传统帝制时代，汉唐中央行政以乡官的形式设治于县以下的领域，唐宋以降，由帝制中央政府设置的国家行政管理部门，大都只至县级为止，县以下的秩序整合，多半依靠乡族势力和准行政性质的乡里保甲等。显然，中央集权极欲扩张的赵宋王朝，在县政和乡民之间，一般不会出现绝对的“权力空隙”。这是因为，传统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体的国家，王朝在控驭乡民方面，在获取国家机器赖以存在和发展运行的赋役来源方面，非但不会忽视乡民这一庞大的群体，恰恰相反，反而会给予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乡民的稳定，是帝国大厦的根基；一旦紊乱，往往会给王朝以毁灭性打击。那么，就两宋而言，中央政府究竟采取了怎样的管理方式，将征派赋役、管控乡民的国家功能（包括教化劝谕功能）发挥出来的呢？是明确在县级行政以下，有意识地设置了诸如乡里、耆管、都保甲（乃至团、队、社）等如同路、府州军监、县的行政管理层级，还是在形式上采用了上述象征性符号（或说是“准行政建制”），而实际上则以王朝运行的实际需要，依照“以民治民”的职役方式，将原属于国家行政运作的功能，寄寓于一部分乡村富豪民户，由他们协助或替代政府管理乡村，藉以节省治理成本，弥补国家行政乡村控制功能之不足？结合上述论证，显然，我们更倾向于后者。

　　倘假定说，乡里都保耆管等构成为一级完整的行政建制，那么，耆户长、保正副长等均应是朝廷命官，成为政府工作人员。而北宋中期以后，乡役人数成倍增加后[45]，每5户乡民就要养活一名“官员”——小保长，如此“十羊九牧”的局面，就宋朝财政实际运转情况而言，也是不可能的。
部分学者单纯研究“乡村行政区划”——纯粹来自皇权控制乡村体系的管理层级，这一研究取径是有缺陷的。邹逸麟先生指出，我国地方行政区划，一般要具有四个要素：层次、幅员、边界和行政中心。[46]而就宋朝乡都保甲等设置而言，似乎很难找见说明其具有明确边界、幅员和行政中心的记载。元朝人在追述和议论相关问题时，则有类似“（丹徒县）旧惟七乡，宋熙宁中，又益以故延陵县之一乡为八，每乡所辖都分不等，其中为里、为村、为坊、为保，皆据其土俗之所呼以书”[47]的说法。“皆据其土俗之所呼以书”，充分表明其层级是相对模糊的。那么，能否将这些记载中的乡里都保等看作县政之下的又一级行政性区划，我们认为，依照现代行政区划的术语套用于古代传统社会，多有不相契合之处。宋朝县以下国家管理模式，与今天县级行政以下之“乡镇”设置，差别还是相当之大。倘若完全剥离开职役制度等与之密切相关的诸多因素，单单就行政区划讨论行政区划，是仅仅看到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忽视了这个问题的其他重要方面，一如盲人摸象，毫无二致。显而易见，乡役和乡村区划，前者较之后者内涵更为丰富而明确——至少其中所包含的“以民治民”的职役性质，后者并不具备。总之，今天常用的行政区划表意单薄，不能涵盖宋朝乡村职役的所有意蕴，我们倾向于使用“乡役”一词来展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