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毋庸讳言，在列强各国对华侵略行动日益疯狂猖獗之时，而清王朝的政治统治日益鱼烂肉腐之际，诸如唐文治此等忠公体国之人，虽有匡扶社稷的伊尹之志，亦难以生发出回天之力。所以，作为一种历史的评断，前述种种有关唐文治在商部暨农工商部期间的所作所为表现出来的积极时代意义，从总体上讲，不得不说只能是“在一定的程度上”。正是因为被时势所限、政局所制，唐文治能够在自己的政治事业如日中天之时，毅然于其42岁上借母故“丁艰”而买舟归去，与清朝廷作出了彻底的“买断”，并自此而后终其一生，对官场再也不作瞬间的恋顾！而清王朝一度轰轰烈烈的商政变革也就此而日薄西山。为了探明这位历史人物思想观念及其人生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的历史成因，并借此了解清末商政变革和商务发展的艰难历程，笔者不得不借助下述文字将其第二次海外出使归来至最终离开清朝官场数年间所受“器重”的情形略作展现。
自第二次海外归来，唐文治日益受到清廷的器重：
1902年。九月初抵京，“载大臣因赴美劳绩，奏保文治以知府记名简放”。
1903年。正月，接任“(外务部)庶务主稿”后，“每八日须进大内一次”；四月，“引见，补和会司员外郎”；五月，“考试差”；六月“引见，补庶务司郎中”；“旋应试经济特科”，惜因“目疾已深”未能工小楷，以致二场“未录取”；七月，“代载大臣议复候补三品京堂张振勋条陈商务折”；八月，“设立商部”，中旬，简载振为尚书，伍廷芳、陈璧分任左、右侍郎，简文治为右丞并“召对一次”；十一月，商部左丞徐世昌改任练兵大臣，“奉旨简文治为商部左丞”。
1904年。六月中，“在颐和园召对一次”，“皇太后垂询商务甚详，并谕‘汝能廉洁办事，亦很好’”，“此后召见，迭蒙温奖清廉”；冬，草拟《设立商会折》“奏上”，“召见文治垂询”，“皇太后意极游移，文治对以‘商人均有资本，决无流弊”’，“太后始释然，遂邀俞允通行”。
1905年。六月，“奉旨以文治署理商部左侍郎”，是年，“皇太后寿辰，赏大寿字一副、玉如意一柄”；“自署侍郎后，每遇令节，必蒙恩赐，如绸缎、普洱茶、春条等”。
1906年。正月，“举行京察大典”，“以文治补授商部左侍郎，召对一次”；九月，“奉旨改商部为农工商部，简文治署理尚书”，“具折谢恩后，召对二次，皇太后益加勉励”；十月朔日，因劝工陈列所落成举行开幕礼，“奏明后，召对一次”；当月，因奉旨将工部归农工商部之事“办妥无误”，“奏明后，召对一次”[3] (p46—57)。
自1903年八月商部设立，唐文治任其右丞，至1906年九月商部改为农工商部，唐文治署理该部尚书，仅三年时间，唐文治一迁再迁，可见清廷对他的倚重。尽管唐文治受到的是如此“恩宠”，而且可说是“恩宠有加”，但在中国社会的官场里，不管何等忠公体国处事干练之人，其精力和心智首先要应对的不是本职应作的“政事”，而是自身周边的“人事”——人际之间的权益牵制、官场之内的斗角勾心！是故身处政坛者的每个举动，既使是人们明眼可见的于国于民有利有益的事情，往往最终也难以遂愿成功，其“坏”事的原因并不是事与人之间的隔阻，而是人与人之间的阻隔。即如唐文治在商部暨农工商部期间所作所为，其心想之“事”大多难“成”，其中最不利的因素往往出自“人为”。从他与清末权臣袁世凯之间发生的两次摩擦，即可见其一斑：一是1905年三月间，时为商部左丞的唐文治接到浙江瑞安黄绍箕来函，内称当前外人正筹集巨款拟到中国广售图书仪器等，浙省商人资本有限，难以抵制此类外货侵入中国市场而保护经济利权，故望商部出面请求轮电两局拨官股予以接济。得知消息后，唐文治积极筹谋支持民族资本占领国内相关市场，随即咨商管理轮电大臣袁世凯咨复，谁知袁氏为了保护自身的“部门利益”竟拒不“照准”，致使黄、唐等人计划无着只能深叹“可惜”！二是1905年夏，唐文治鉴于国家负债修筑的京汉、京榆两路深受司事者侵渔蠹蚀积弊甚深，为了“佐商部耳目所未周”，“助各省疆吏之督察”，建议为监督和考察铁路建设设立路务议员，并为此事前赴天津往访袁世凯，征求这位手握大权且负管路之责的北洋大臣的“意见”。谁知袁世凯竟然“鳃鳃然”，以为此事乃商部侵越了他的“权限”而表示极力反对。及至次年六月商部奏上唐文治拟就的《路务议员办事章程》并奏设各省铁路议员时，袁世凯十分恼怒，当即会同政务处奏驳此事并掊击商部。当时“同朝失色”，以为袁氏“锋不可犯”，然而时为商部左侍郎的唐文治却据理力争，侃侃不挠，不少迁就，致使袁氏终觉理亏而“无以为难”[4] (p260)。然而，既经权倾当朝的袁世凯的一番搅和，设置路务议员一事终致未成，最后落下的只是“折上”“留中”的结局。由此两件事例，人们不难看出商部暨农工商部期间，要想有一番作为的唐文治处事何等的艰难，同时对其后来绝意官场的心理变化亦能窥见一二。不过，对于他后来终身隐退政坛的思想形成的决定性因素，人们切不可错归因于诸如此类的人际摩擦，而应看到是专制政治下中国官场的痼疾使之然。
比照上述屡屡受到清王朝最高统治者的“召见”和“温奖”不断激发出的工作热情而言，唐文治所受的下文提及的另一种待遇，则无疑使他不断地冷却着自己立身政坛施展抱负的雄心。类同上述颇有见地的奏设路务议员办事章程的上书无端“留中”，自入商部后，唐文治所受到的此种“礼遇”时有发生。其如在1905年夏间，他针对其时官制窳败，事权不一，动多牵制，拟奏《请改定官制折》，建议朝廷“仿各国专任之例，将中央官制改弦而更张之”，以利“植新政之初基而自立于竞争之世”[4] (p220—222)，然而此折奏上换来的只是“留中”的回应。又如在同年八月间，他出于“力图振奋之策”“建自强不拔之基”的目的，奏上《请立宪折》，强烈要求朝廷应“因时”“济变”，仿东西各国改行“立宪政体”以求“治本”，从而收取“永固邦本”、“权集政府”、“固结民心”、“收回主权”、“因应外交”等等良益[4] (p228—239)，然而此折奏上同样是泥牛入海。再如在同年十月间，他为了“通商实边”保护东北利权，拟呈《兴办东三省要政奏稿》(即《请饬东三省速举要政折》)，请求朝廷依据折中十项建议，先派员调查再筹划施行，然而此折为人代上之后，却“格于部议”，“其事遂寝”[3] (p54)。他如前已提及的《请办商业模范银行折》，其用意前文已述，即在于建立“商界交通之机关”，植下振兴商务挽回利权之“根本”，然而此折奏上奉旨转户部核议后，“遂为所沮”终于“未行”[3] (p56)……如此一次次振翅即被无端拔翎，开路即遭磊石绊足，终致唐文治对官宦生涯所抱负的伊尹之志，开始不断地向冰点冷却。
唐文治对清末政治日渐寒心，可说与他官阶日益升进相伴随。就在他署理商部左侍郎取得了直接上奏章的权利后，他在数月间即就设立勘矿公司、筹拨勘矿官股、改革现行官制、请行立宪政体、兴办东北要政诸事，连续递上奏疏阐发自己的见解，企求朝廷采纳而付诸实际，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然而事情的结局却令他一次次大失所望。如在《请立宪折》奏上后，他满以为“切实施行，可挽危局”，可是朝廷的“留中”处理，使他只能深叹“可痛”！不久，为了使“东三省不致为朝鲜、埃及之续”，他又奏上了《请饬东三省速举要政折》，而这次给他的打击更大。如众所知，东北地区资源丰富，日本帝国主义早就垂涎三尺，自甲午战争后即意欲独占，对此唐文治十分担心。为了经营东北通商实边，他在派人赴东三省考察各种实业的基础上，以递呈《请饬东三省速举要政折》的形式，“分晰利害，胪举办法”，向朝廷提出了整饬、经营东三省的十项建议，其中包括经营营口、疏治辽河、采掘抚顺煤矿、监理东清铁路、设置大连海关、收回辽东法权、预备十八口通商、赎回安奉和新奉铁路，以及勘视间岛与平靖匪患。在他看来，东北经营得好坏，事关整个中国的安危：“当自东三省迄西，至内外蒙古以达青海、西藏，以汽车、矿业两公司为根本，以他种商业为后盾”，“如此则北京一区，如背之有椅，可以高枕无忧”。是故当昏聩无能的清王廷对此计划弃如敝屣时，唐文治不仅深感“可痛”，而且这种痛憾一直在心，以至事隔20余年当1931年发生“九·一八”事变东北沦丧，他还每每言及当年清廷无视他的建议而“太息痛恨不置”[3] (p54)。可见此事对他带来的创痛何等之深！正是经过此等连续打击，唐文治不仅意识到自己的远大政治抱负在中国的政坛上绝无实现之可能，同时也对清政府如何“整理”“时局”丧失了自己曾经有过的信心。是故自此以后每每得到“恩赐”和“温奖”，再也不是过去那种“皇恩浩荡”“闻之悚惕”的感受了，而是扪心私忖：“恩礼如此，使臣工仆仆亟拜，曷若信用臣言，改良政治为愈乎？”[3] (p55)然而，专制政治下“治理天下”所需要的是唯诺温驯的奴才，而不是特行有为的干才，所以最高统治者的所作所为与他孜孜追求的事业目标，早已是南辕北辙了。后来他能够献身于以天地正气培育人才的教育事业而终生不着仕途半步，应该说这就是最底层的思想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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