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清末“新政”时期，唐文治以朝廷倚重的“干员”身份参与新立商部暨农工商部的商政变革。他通过拟上奏折，借助朝廷推力加强各地实业兴办的筹划和管理；通过促设商会，借助民间结社厚聚推动民族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通过创办实业，借助经济实体的样板作用以开全国风气之先。他的所作所为的时代意义，有助于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民族资本经济的发展、国家经济利权的保护。然而正值自己政坛事业如日中天之际，他却与朝廷作了彻底的“买断”，由此留下一个值得后人探研的课题。

【摘 要 题】近代人物

【关 键 词】唐文治/清末/商政

【正 文】
唐文治(1865—1954)，字蔚芝，号茹经先生，江苏太仓人，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在其平生事业中，除主持上海南洋大学(交通大学前身)和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的校政外，还有一大人生亮点即是在清末“新政”时期供职于商部。本文根据唐氏在商部暨农工商部任事期间的所作所为，掀开清末商政变革之一角，并揭示出在一个腐朽没落的政权下，某些身怀伊尹之志意欲有所作为的人物的诸多无奈，以供处社会转型时期的今人借鉴。

　　　　一

自1903年秋八月入商部，至1906年冬因母丧辞去农工商部一切职事，唐文治在商部任职不过三年稍余，然而数年间他却一迁再迁，由商部右丞而至跻身署理尚书之显位，一切皆因他勤慎趋公而任事精干。而他能在新的事业领域一层高手，用实际政绩证明自己能堪大用，又皆归因于两次出洋阅历之所获所得。
先是，唐文治于第二次出使归国后，利用“公务之暇”，即代“只是粗通文墨，不擅写作”的“固山贝子”载振编撰成《英轺日记》十二卷，“进呈御览”（注：据载振之子溥铨先生所撰《晚清宫廷生活见闻》记：“我父只是粗通文墨。不擅写作，……《英轺日记》一书，闻系由随行参赞唐文治整理。”(转见黄汉文《记唐文治先生》，《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第85—93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由于该书于欧美日诸国风物政教“详载靡遗”，对列强各国致富强国之道颇多“择善讽行”“尤具深意”，其中诸多见解颇合其时正行“新政”的清廷最高统治者的心意，故而唐文治日益受到朝廷的注意，而他有关振兴实业发展经济的议论和主张也颇为当政者所重视。自1903年正月起他被指令每八日进大内一次，不久又连续得到“引见”，并委以协助伍廷芳编订《商律》和筹设农务、工艺、铁路、矿务诸公司的大任。其时，清王朝已公开表示，“通商惠工，为古今经国之要政”，值国家国计民生积贫积弱之际，“亟应变通尽利，加意讲求”，故而在推行“新政”时确定“商务实富国之基”[1] (p5013，5388)，意欲通过制订《商律》作为则例，创设路矿诸公司作为起点，借以实现“保利权而兴商务”的经济改革之目的。
就在唐文治着手《商律》编订之时，受“通商惠工”上谕的鼓励和“兴商富国”时尚的感染，广东籍华侨富商张振勋根据时务向清廷呈上议论商务利弊的条陈，提请朝廷允准招商承办农工路矿实业等振兴商务事宜十二条，同时“报效”一笔“巨款”。清廷随之赏赐张氏“候补三品京堂”，并著令载振对其所上条陈“议复”。这位天潢贵胄接旨后再次借力于唐文治，将议复之事转交唐拟稿奏复。唐文治借代载振拟《议复张振勋条陈商务折》，将自己早在出洋期间就有所构思的兴商理财方略，尽情向最高当政者展示出来。在近二万言计议十二事的奏折中，他明确地请求朝廷开设“商部”以利振兴实业、发展经济：“窃维近世之言理财者，莫不以振兴商务为急。而不知商之本在工，工之本又在农。何者？盖商必有其为商之品物，无工则无以为商也；工必有其为工之质料，无农则无以为工也。故欲求商务之兴盛，在先求工业之精进，欲求工业之精进，在先求农事之振新。汉司马迁论货殖之源流，尝曰中国人民待农而食、待工而成、待商而通，此其先后缓急之序昭然明矣。臣等……窃尝欲本此意，创设农务、工艺、铁路、矿务各公司，在直隶一省先行试办，以为振兴商务之权与。只以商部尚未开办，凡事无所统属。”现在张振勋所上条陈，其大意亦在阐明“农工商三者并重，而握其枢于商部，其言原原本本颇多可采”，可见开设商部已是众望所归且时不可缓，故特请“先行特简大员开办商部，俾大纲既立条目秩如，庶几应办诸事可以次第举行”。同时，他在折中还提议，“《商律》俟一二年后考验周详再行编订”，其目的即在于“不至有扞格鲜通之弊”[2] (p93—95)。此折奏上，当即“奉旨俞允”。随之于当月十六日(即1903年9月7日)，清廷设立商部，并令载振为尚书。
载振领旨筹组商部，考虑的部员人选首在唐文治。这不仅因为唐文治曾随自己出使欧美诸国，自己对其为人处事颇有了解，更重要的是唐文治其时对学习外洋振兴经济已形成了超乎一般朝臣的明见，载氏欲倚重唐为其擘划。故尚书委任一下，他即借助其父庆亲王之口，保奏唐文治为商部右丞，担负商部人事调配和文件起草诸事宜。唐文治于当年八月中旬离开外务部，前往商部走马上任后，“诸务草创，忙碌殊甚”。为了使万般事务做到有头有绪，他在商部所下的第一着棋，即是依据“通下情”、“定官制”、“立课程”、“严赏罚”的“要旨”拟订出《商部章程》。在上奏《拟商部章程折》中，他“仿照英美各国之商务部与日本之农商务省，又因从前路矿总局划归并入，故兼日本递信省事宜”而立定“规则”，于商部分设四司：一为保惠司，专司商务、局所、学堂、招商一切保护事宜；一为平均司，专司开垦、农务、蚕桑、山利、水利、树艺、畜牧一切生殖之事；一为通艺司，专司工艺、机器、制造、铁路、街道、行轮、设电、开采矿务、聘请矿务师、招工诸事；一为会计司，专司税务、银行、货币、各业赛会禁令、会审词讼、考取律师、校正权度量衡等事宜。此外还设有专司收发文件、缮译电报的司务厅。可见其时商部所辖事务极繁，远非流通领域之一端，几乎囊括了晚清以来所谓“洋务”事业之全部，实则为农、工、商及交通、金融等领域“实业”建设之总枢，故而其权限亦非他部可比。正因有此，时人视进入商部就职为“肥缺”，以致于出现有人苞苴求差之事[3] (p50)。
在拟奏《商部章程》时，唐文治又参考东西各国例制，拟定《声明商部办事权限折》，严明规定商部及其属下各员司当为及不当为之事及其权限，以利各职“不相侵越”，“以专责任而免分歧”，“用能秩然有序，是以定体制而饬纪纲”[2] (p159—162)。随之明定商政宗旨，“以保护商民，开通商智，厚结商力，体恤商艰，培植商家元气，减轻担负，不苛扰、不干涉为主要”[3] (p50)。在此基础上，他比照外务部定额，确定商部官制，并受权组织考取司员48名，其中绝大多数为思想新进精明能干之人，故而其时舆论以为商部人才“极一时之选”。出于杜绝晚清官场腐败气息过早地侵蚀新生商部机体的目的，在明定宗旨时，他还作出严格规定，要求堂司各官宜束身自爱，不得自营商业借以图谋个人利益。为了整肃商部风纪，他身正为范，针对上述苞苴求差现象立言，“倘有纳贿求差者，当予严参”，借此将不正之风灭息于初起之时。
在完善商部机构及组织建设后，唐文治开始着手振兴商务发展经济的措施，在1904年间，先后拟上《订立商勋折》和《请设立商会折》。关于前者，其目的是通过奖劝创新而振兴实业。对此，唐文治指出，自英国首定《创新法》规定“制新器者”国家即优予奖励以来，各国无不“踵行”，自是人人“争自濯磨讲求艺术”，每年所出“新器”多至千数百种，由是奠定了欧美实业兴盛之“本原”。而中国自通商以来，数十年间虽对西洋机器能次第仿造，但因政府不予奖劝，“惟咸拘守成法，莫能改良标异、推陈出新”，终至坐使“利源外溢渐成漏卮”。因此，对国人创新发明“亟宜因势利导设法提倡”。为此他拟订出“奖给商勋章程五条”，借以促进工艺发明、经济发展而“挽回利权”[2] (p166—169)。关于后者，其目的是通过组织商会而厚结商力。在唐文治看来，西方各国向重商学，列为专门，故值今日，诸国交通互市，始莫不以商战角胜，驯至富强，“而揆厥由来，皆得力于商会”。所谓商会者，“所以通商情、保商利，有联络而无倾轧，有信义而无诈虞”。然则中国历来于商务从不认真讲求，官商之间、商商之间，互不相闻，隔阂甚深，尤值海禁开弛之后，当各国群趋争利时，“而华商势涣力微，相形见绌，坐使利权旁落，浸成绝大漏卮”。所以“今日当务之急，非设立商会不为功”，因而谨拟商会简明章程二十六条，借以“剔除内弊”、“考察外情”，“使各商有整齐划一之规”，而后即可“尽保护之力”[2] (p163—166)。
为了使上述措施得到贯彻落实，唐文治利用在商部的职责和权限，于其时实业振兴商务发展，作出了诸多积极而有效的实践推进工作。早在代载振议复张振勋所上《振兴商务事宜十二条》时，唐文治即在实际上开始了保护和促进民族资本主义实业兴办和发展的直接行动。张氏在其所上文字中，表达了其时民族资产阶级兴创实业发展经济的强烈愿望，要求朝廷放开手脚，允准包括山利、水利、种植、工艺、铁路、矿务等农工路矿实业“招商承办”。根据张氏所请，唐文治提出设立商部的本意，其要即在于“保护开通，决不与商民争利，必痛除隔阂因循之习，始克尽整齐利导之方”[4] (p141—144)。正是依循这一思路，他入部之后所拟定的前述“商政宗旨”，无不归集在保护商民培植商力发展民族经济这一目的上。为了树起劝促民族自营实业发展之风，他在商部暨农工商部期间，尤其注意其时对国家经济实力增长影响最大的农、工、路、矿等项实业建设。因此，他从三个方面实践着发展实业振兴经济的工作。
一是通过拟上奏折，借助朝廷推力加强各地对实业兴办的筹划和管理。仅就推动经济发展而言，在商部暨农工商部期间，除了上述种种奏议外，他还先后拟就并奏上《请设农工路矿各项公司片》、《请设立勘矿公司以保主权折》、《请筹拨勘矿总公司官股片》、《请办商业模范银行折》、《请设各省农工商务监督以兴要政折》等，向朝廷阐明个人关于促进各项实业的见解，并拟出相应的保障措施。如在《请设农工路矿各项公司片》中，他考虑到商部虽握“管辖之权”，然农工路矿诸务“无一非地方大吏之责成”，故而恳求朝廷谕令地方官员于此等实业务须“会同筹划赞助维持”，并严饬各道府州县“尽力保护毋稍漠视”，同时建议商部派员随时考查，借此上下呼应灵通，“广为董劝”而“力杜弊端”[2] (p172—174)。再如在《请设各省农工商务监督以兴要政折》中，他考虑到各地主政人物对诸般实业兴办难免“纷骛不遑”而“敷衍因遁”，奏请朝廷依照欧美日各国为收“群策群力之效”而“多设专官”以利“调查劝办各有专司”的举措，于各省“特设农工商务监督一员”，并附设“提举一员、委员若干”，借以“灵通”商部“耳目”，监督各地对诸般实业“实力研求悉心办理”[4] (p206—209)。
二是通过促设商会，借助民间结社厚聚推动民族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早在宣布商政宗旨时，唐文治就主张要“厚结商力”以培植商家元气。及至上书奏立商会时，他更进一步指出，列强诸国正是得力于商会，故而“其商务之兴如操左券”，所以中国要想发展实业振兴经济，“非设立商会不为功”！征诸其时国情，这种思想认识具有极大的现时代表性。如在此稍前，盛宣怀即指出，“中国商业之不振，大率由于商学不讲、商律不谙、商会不举，而三者之中，尤以创设商会为入手要端”[5] (p220)。然而传统的重本抑末的贱商习俗和历代厉禁民间集会结社的统治方式，使设立商会之举受到了相当的阻抑。为此，在面对慈禧太后问以利弊时，唐文治条分缕析地提出设立商会对于实业进步的重要性。其合情合理的剖析，使“意极游移”的慈禧终至“释然”，“遂邀俞允通行”[3] (p52)。得此“恩准”，唐文治抓紧机会，随即奏请在北京首设京师商会以动全国视听，并亲自莅会演说，号召商人互相团结，共同担当振兴国家经济命脉之责；同时又以商部名义向各省颁发劝办商会谕帖，阐明商会之设“不特可以去商与商隔膜之弊，且可以去官与商隔膜之弊”，从而使全国“上下一心，官商一气，实力整顿，广辟利源”[6]。得此倡导，各地商会应时而兴，到1906年时，全国即有30个商务总会和147个商务分会，会员总数近6万人。至民国成立时，总、分会则增至900余所，会员则达20万人之众[7] (p54—60)。由此可见，其时商会在聚结发展民族经济主体力量的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