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当代中国的史学建设需要理性

当代中国史学建设的历程，给我们留下的不仅是种种成就，同时也有许多值得记取的深刻教训。
其中比较突出的，首先是如何看待历史学的社会功能问题。“五四”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家一直坚持历史研究必须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主张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统一，从而在继承传统史学“经世”观的基础上，构筑起一种与其社会政治实践相辅而行的现代史学功用观。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这种观念既引导其史学发挥过积极的革命宣传作用，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偏向。对此，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家在建国初期便作过反省。如范文澜即称自己编写的旧本《中国通史简编》“有些地方因‘借古说今’而损害了实事求是的历史观点”，认为“如果简单地借古人古事来类比今人今事，这就不是‘一切以条件、地方以及时间为转移’的历史的观察社会现象的态度”。[4] 翦伯赞在1952年发表的《关于历史人物评论中的若干问题》也自我检讨说：“我在解放以前，也常用以古喻今的方法去影射当时的反动派。其实这样以古喻今的办法，不但不能帮助人们对现实政治的理解，而是相反地模糊了人们对现实政治的认识。”并指出无论是把历史现代化使之符合于现实，还是把现实古典化去迁就历史，两者都是非历史主义的。[5] 其时党中央机关刊物《学习》编辑部还发表文章批评“借古说今”的方法“是违反历史主义的”，指出历史研究固然“应该和当前的某种政治任务相配合，然而我们不应该用简单的历史类比来实现这种政治任务。”因为它“不能使人正确认识历史事件，而且会模糊群众对当前伟大的政治运动的认识。”[6] 这也许可以视为当时史学界的一种新认识。
不过，从后来的情况看，这个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50年代后期相继提出的“厚今薄古”、史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等口号，使史学功能泛化和完全政治化的观念，一直处于不断的膨胀之中。1958年，陈伯达在全国科学规划会议上提出了“厚今薄古”的口号，此后在史学界和各高校历史系掀起了名为“拔白旗、插红旗”的“史学革命”运动，要求一切历史科学，无论古今中外，都必须配合当前的阶级斗争，为现实政治服务。“历史研究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一口号遂被正式提出。在“左”的思潮的干扰下，阶级斗争观点被简单化，历史学开始滋长严重的实用主义倾向。为现实政治服务被认作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根本任务和终极目的，而在实践中，更被狭隘地理解成为当前的政治运动服务，乃至为现实的政策作注释。这种倾向一度完全支配和规范着史学界的发展，使历史学渐至丧失了作为科学研究的独立性。
对于“史学革命”造成的极大混乱，当时就有一些史家提出了不同看法。饶有意味的是，提出者正是以前在这方面有过教训的史家。如翦伯赞指出：应严格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把历史事件和人物放在他们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分析。并强调说：“不要类比，历史的类比是很危险的。在不同的历史基础上，不可能出现性质相同的历史事件或人物。”“不要影射，以古射今或以今射古。”[7] 吴晗也指出，当时的“历史学界有一种宁左勿右的倾向”，认为“只从今天的某些政策、方针出发，强迫历史服从今天的实际，是非科学的、非历史主义的学风。”[8] 邓拓在论及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时还提出：“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是可以区别开来的。即使有些问题可能和某些政治观点相联系，也还是可以讨论的。”甚至提出“除了政治上的六条标准以外，要鉴别学术水平的高低，历史学界还可以有自己的标准。”[9] 这些呼吁，对抵制“左”的思潮和当时一味强调史学为政治服务的口号虽然起了一定的纠偏作用，但随着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尖锐化观点的盛行，很快便被淹没在一派“左”的声浪之中。
1965年，在康生的支持下，戚本禹在《红旗》杂志发表《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文，极力鼓吹：“历史研究从来是思想斗争非常激烈的一个领域”，“为革命写历史，一定要在思想上同客观主义划清界限，一定要摆脱他们的思想影响。”其所谓“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说法，是以历史学必须为当前政治需要服务的更加穿凿和简单化的说法。文中还指责：“迄今为止，我们对封建社会的历史主人——农民的历史倒确实是写得太少了。直到现在连一部农民革命的通史还没有人替他们写出来。”[10] 在他们看来，只有研究农民战争史，才算得上是用无产阶级观点研究历史。他们强调历史研究要“为革命”、“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实际上是要根据某种政治需要，来改铸已往的历史，把历史学直接变成政治斗争的工具。1965年11月，姚文元秉承江青的旨意抛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更以极“左”的面目，危言耸听地将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联系起来，称《海瑞罢官》是利用历史，为在庐山会议上被“罢官”的彭德怀翻案，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重新上台执政，为地富反坏右的反革命复辟开路”。[11] 此后，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全面升级，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由此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当时，《人民日报》还发表了《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的社论，号召夺取资产阶级长期以来霸占的史学阵地，“重新改写全部历史”。[12]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正是从史学领域开始的。至于“文革”中玩弄的“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反科学的“影射史学”更是肆虐一时，学术遂成为政治的奴仆。其所带来的恶果，不仅严重损害了现实政治，而且极大地破坏了历史学的科学性、严肃性和其社会声誉。这种公然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实用主义，虽说早已随着“四人帮”的覆灭而破产，但其留下的教训则是极其惨痛的。
古往今来，不受政治干扰的学术研究也许是没有的。但学术研究毕竟是人类的一项理性活动，这就决定了它的研究，不是现实主题的保守诠释，而是现实问题的前瞻质疑。学术研究对现实政治自然要有所斟酌，但这毕竟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史学不是政治的代言人，其研究只代表他自己；政治也不必为史学家的真话、假话、甚至错话“买单”负责。将学术与政治混为一谈，不仅损害了学术，最终也损害了政治。一旦历史学要揣摩现实主题来说话，难免不能讲真话，而政治家因得不到真实的资讯作参照，行动举措难免失当。换言之，历史学如果失去了科学性，也就从根本上失去了它的政治功能。
其次，是在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主流的社会条件下，如何处理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的关系问题。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马克思主义史学秉承革命年代的传统，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流派采取了坚决斗争乃至无情打击的方法，以显示自己的彻底革命性和战斗性。这种斗争，由于有政权力量作后盾，威力自然非比往常，以致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学派，很快就变得销声匿迹。但现在看来，这样的处理方法未免显得简单了些。一者，这些学派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矛盾，除少数属敌我性质外，大部分实为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争论，属于思想认识问题，应当通过比较宽松的学术争鸣来解决。有些分歧，则应允许其长期存在。解决学术思想问题的路径原本比较复杂，强大的政治压力，可以迫使某些不同的思想观点一时“沉默”或“消解”，但如果不能从理论上使对方真正转变观点，一旦形势有变，必将前功尽弃。二者，从学术生态环境看，不同学术思想的共存和争鸣，乃是任何学术文化得以发展的基本条件。以中国现当代影响最大的实证主义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两派关系而论，实证主义对史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史料和史实考证等比较微观的技术层面，而马克思主义在引入历史学领域时，主要是作为一种宏观的历史解释系统，至于在处理史料等基础工作方面一般仍不得不采用实证史学的一些方法。显见，两者尽管差异明显，实际上也存在着相互影响和共存互补的一面。试想，如果没有不同意见的争鸣，只有一种或者几种大同小异的声音在学术界回荡，这样的学术事业能健康发展吗？事实上，在这种环境中成长的学术，必然也是缺乏免疫力和经不起风浪的。因此，那种动不动就借助政治批判，把不同学术流派或观点打压下去的方式，决不是当代史学建设应取的态度。
第三，是如何对待学术争鸣过程中出现的错误观点问题。有争鸣必然有“是非”，问题是学术争鸣中的“是非”有时并不是短时期内所能正确断案的，历史上有不少问题，在争鸣中一度甚至长期被判为错误，但后来却证明它才是正确的。因此，在争鸣中激烈地指责某种观点为“错误”，虽然难以避免，但对“错误”观点的处理却须持慎之又慎的态度。然而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争鸣中，由于人们急于对某些学术是非作出判断，急于铲除那些“错误的毒草”，曾经伤害了不少勇于在学术上表达自己真知灼见的学者，同时也使国家在某些方面付出了重大代价，马寅初及其人口理论遭到的不公打击便是非常典型的例子。这就要求我们在今后的学术争鸣中，更多一些宽容，或者竟可以说要有容许存在一些“错误言论”的雅量，才能避免这种悲剧的重演。
以上教训，都在提醒我们：当代史学的建设需要理性的精神，社会主义学术事业越是走向自信和成熟，就越应如此。

【参考文献】
[1] 中国新史学研究会暂行简章[A].中国史学会五十年[C].郑州：海燕出版社，2004.
[2] 王亚夫，章恒忠．中国学术界大事记（1919—1985）[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
[3] 胡绳．社会历史的研究怎样成为科学[J].历史研究，1956,(11).
[4] 范文澜．关于《中国通史简编》[J].新建设，1951.2.1951年第4卷第12期．
[5] 翦伯赞．关于历史人物评论中的若干问题[J].新建设，1952,(9).
[6] 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反对非历史主义观点[J].学习，1951,(12).
[7] 翦伯赞．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N].光明日报，1961—12—22.
[8] 吴晗．历史教材和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人民教育，1961,(5).
[9] 邓拓．毛泽东思想开辟了中国历史科学的道路[J].历史研究，1961,(1).
[10] 戚本禹．为革命而研究历史[J].红旗，1965,(13).
[11] 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N].文汇报，1965—11—10.
[12] 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N].人民日报，1966—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