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当代史学建设的目标，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建立符合现代社会需要的史学理论体系和运作机制，为提高人们的综合素质和社会发展提供文化方面的支撑。五十多年来，围绕着这一基本目标，史学界进行了艰辛的跋涉。回顾这一历程，总结其间的得失，对于促进今后史学的发展和良性运作，无疑是一桩极具现实意义的工作。
【摘 要 题】史学理论
【关 键 词】当代中国/史学建设/史学理论/史学实践
【正 文】
中国现代史学自二十世纪初发轫后，经“五四”时期的流派纷呈和互争雄长，至抗战时期已逐渐凸现出三种最具影响力的走向：一为科学实证史学，以傅斯年领导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为代表；一为唯物史观指导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以郭沫若、范文澜等为代表；一为注重人文关怀，并对本国传统抱有深切同情的文化民族主义史学，以柳诒徵、钱穆等为代表。其中，科学实证史学尤占据着主流地位。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使格局为之一变：随着马克思主义上升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其史学也开始在史学界确立起全面的主导地位；与此同时，科学实证史学与文化民族主义史学的中心则分别转移至台港地区，续展其姿（本文因篇幅有限，对后两者不作讨论），由此奠定了其后数十年中国史学发展的基本态势。回顾当代史学的这段经历，成绩固然辉煌，教训亦复不少，其得其失，皆足以启人深思。
 
　　　　一、当代中国史学的建设路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在中国大陆得到了确立。在这一新体制下，各项文化事业的开展，也多被纳入到与其整体运作目标相应的框架之中。史学的建设，因其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尤其如此。
还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就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设，将之视为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激发人民革命意识和打击敌人的重要思想武器，并在长期的实践中，逐步建立了一支比较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及其运作模式。建国初期，我国的史学建设正是循着这一战争年代形成的革命传统和基本模式在全国推开的。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期，可视为我国当代史学建设的筚路蓝缕时期，各项基本制度皆草创于是时。1949年7月，解放战争的硝烟未散，郭沫若、 范文澜等人就在北平发起成立了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筹备会，积极倡导“学习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批判各种旧历史观，并养成史学工作者实事求是的作风，以从事新史学的建设工作。”[1](p.4) 次年，又以范文澜主持的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该室的渊源可追溯到延安时期马列学院的历史研究室，以及1947年初范文澜在北方大学建立的历史研究室）为基础，建立起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即第三历史研究所）。1951年7月，全国性的中国史学会正式在京成立。1953年， 中共中央还成立了由陈伯达、郭沫若、范文澜、吴玉章、胡绳、吕振羽等组成的历史研究委员会，以加强对历史研究工作的指导。翌年，中国科学院复增设了上古史研究所和中古史研究所（即第一、第二历史研究所，1958年合并为历史研究所）。其时学校历史知识的传授和专业人才的培养制度，则主要参照了当时苏联的经验与教育模式，从主导思想、教学方法和课程设置等方面，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以求适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
与此同时，为了有效“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2](p.125) 帮助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尽快完成到适应新社会的思想转变，学会运用唯物史观指导自己的工作实践，党和政府还在文化学术界开展了一系列知识分子学习和思想改造运动。这些措施，对于确立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导地位，拓展全国史学工作者的视野特别是提升其整体理论水准，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推进当代史学的建设，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至六十年代前期，是当代中国史学建设取得较多实质性进展的时期。这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全国众多史学工作者的参与下，努力运用唯物史观的原理，结合中国历史的实际，开展了一系列富有成果的历史理论大讨论，如中国古史分期、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农民战争、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汉民族形成（以上五项通常被学术界称为中国古史研究中的“五朵金花”），以及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历史人物评价等问题的讨论。这些问题，不少虽在二、三十年代的社会史大论战中已有涉及，但这一时期的讨论，无论在规模还是触及问题的深广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同时也对全国史学工作者学习运用唯物史观分析具体历史问题作出了示范作用。二是不少规模较大的基础性项目在这一阶段启动实施，并取得了显著成绩。如1950年起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筹备会（后改称中国史学会）组织力量编辑的大型史料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至1961年已出版《义和团》、《太平天国》、《回民起义》、《戊戌变法》、《捻军》、《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辛亥革命》、《洋务运动》等十种，加上“文革”后完成出版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北洋军阀》，共计2500万字以上。1953年以后，又先后组织有关专家整理标点传统史籍《资治通鉴》（1956年完成出版）和“二十四史”（“文革”前已完成十部，至1978年全部完成出版）。并于1955年启动改绘清末杨守敬《历代舆地图》的工作（后改为重新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至1970年代以“内部本”方式陆续印行。“文革”后经修订，于1988年正式出版，凡八册）。此外，还分工系统搜集了中国近代经济史、工业史、农业史、手工业史、铁路史、外贸史，以及中国历代地震史等方面的资料，加以整理汇编出版。这些扎实有序的基础建设工作，为此后进一步开展各领域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三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编著出一批富有创见和社会影响力的史学著作，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1953—1965）和《中国近代史》（上册，1953）修订本、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1963—1965）、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1957—1960）、李新等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1962）、周一良和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1962），以及各类断代史和专史研究方面的力作。
但与此同时，应当看到，由于新中国建立初期在文化建设方面的经验不足，加之人们对唯物史观认识上尚存在某些片面性，其史学建设也反映出一些自身的弱点。比较明显的是，这一时期开展的种种思想教育运动，对于促进知识界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固然有益，但因其过程多与政治思想领域的一连串批判斗争相关联，如1951年发动的对电影《武训传》之批判、1954年以后对“新红学”研究观点以及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等。当这些批判运动进展得如火如荼之际，常常形成一种不分层次和性质地把同非马克思主义学术观点的各种争论绝对化、政治化和阶级斗争化的惯性，这就不能不影响到社会主义条件下学术思想交锋的正常开展。不仅如此，在提倡运用唯物史观研治历史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教条化和公式化的倾向，如把“五种社会形态”视为世界各国历史发展的普遍定律，在解释各种复杂的历史现象时无限夸大阶级斗争的作用等，且当时还不容稍有异议。特别是1957年“反右”运动后，随着社会主义时期“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这根弦越拉越紧，上述“左”的偏向，在史学界渐成愈演愈烈之势。这种情形，不独在相当程度上妨碍了“双百方针”的正确执行，也给史学建设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文革”中，因受极“左”思潮的干扰，我国的史学建设更遭到了极大破坏，各类正常的历史研究和教学活动完全停顿，历史学一度成了那些阴谋家、野心家胡乱影射比附，借以打击迫害老干部、老专家和其他正直人士的庸俗政治工具，而且这一切还都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公然施行的。此种现象的出现，自然不能不引起人们的严重关注。
因此，“文革”一结束，人们痛定思痛，首先就对十年动乱中历史学遭遇的经历展开了反思，由此揭开了新时期史学发展的序幕。
这种反思，就其理论层面而言，开始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原理。围绕着这一问题，史学理论界通过对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有关学说的学习探讨，就历史发展的动力、谁是历史的创造者、五种社会形态是否普遍规律，以及如何评估阶级斗争和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重新检视以往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理解。二是如何看待西方现代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流派及其理论与方法问题。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西方现代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学术一直遭到国内的严厉排拒，自然也谈不上批判地吸收。八十年代起，随着国家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推进，这种观念渐被打破。于是，从法国的年鉴学派到后现代主义史学、新社会史研究，以及心理历史学、历史人类学、社会历史学、结构史学、计量史学、口述史学等各种西方现代史学理论与方法，被纷纷引介到国内，有的还被尝试运用到历史研究的实践中，有关计量史学、社会历史学、口述史学，以及采用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自然科学方法解释历史现象的论著陆续出现。这些，都大大开阔了人们的学术眼界，为中国史学重新走出封闭的国界，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和开展国际间的正常学术对话作了铺垫。当然，也须指出，出于对“四人帮”一伙“文革”中大搞假马克思主义、肆意蹂躏学术的极度痛恨，这一时期的反思也夹杂着部分偏激的情绪，出现过诸如全盘否定传统、生搬硬套西方现代史学理论与方法，甚至怀疑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声音。但应当看到，这毕竟是支流，作为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主流，始终是朝着越来越理性的方向迈进的。这一点，在此后的史学建设中，有着更为清晰的反映。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史学界在经历了八十年代充满激情的理论反思和各项学术制度的重建后，学风日趋沉稳，并呈现出一系列新的发展势头。
首先，学术史、尤其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的回顾和研究，逐渐成为该时期史学界普遍关注的焦点之一。期间，各种有关现代学者的传记、回忆录、日记、书信、研究论著大量出版，《历史研究》和《近代史研究》编辑部还分别组织撰写了“二十世纪史学回顾”的系列文章和《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进入新世纪以后，一些较有规模的多卷本学术史也陆续问世，如李学勤主编的《中国学术史》（11卷，2001年起陆续出版）、张立文主编《中国学术通史》（6卷，2005），以及上海市社联组织编写的《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13卷，2005）等。应当指出，二十世纪学术史研究的趋热，其基本动力，不仅来自人们对现实的关怀，希望从中汲取经验以推进当下的史学建设，还在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一领域的研究因受到现代政治格局和意识形态的种种牵制，一直显得步履滞重。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学术界思想日趋解放和一些原先的学术禁区被冲破，亟需对一批长期遭到误解或全盘否定的史家、史著或史学流派重新作出理性的评价。因而，它实际上又是八十年代反思的一种深化和呼应。
其次，史学理论与方法热更多地从务虚层面转向实践层面，促使史学研究范式由过去的比较单一转向多样化。如世界史研究，经吴于廑提出从整体化角度考察的主张，纠正了过去那种以国别史汇编混同于“世界史”的观念，并通过李植枏等主编的《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史》（现、当代部分）和《20世纪世界史》，在实践中形成了新的研究模式；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则出现了由原先以阶级斗争为主线或革命化的范式向现代化范式转变的趋势；在区域史研究领域，中山大学和厦门大学的一批学者与英美学者合作，在华南社会史的研究中，建立了以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相结合，文献搜集分析与田野考察调查互补互证的研究模式。与此同时，一些新的视角和领域，如城市史、家庭史、妇女史、企业史、社团史等方面的研究也正在逐步形成气候。
第三，在系统清理前人学术积累的基础上，致力打造各学科的标志性成果。在这方面，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12卷，1989—1999）和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的“断代史系列”（共13卷16册）、龚书铎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8卷，1996）、白钢主编的《中国政治制度史》（10卷，1996）、葛剑雄主编的《中国移民史》（6卷，1997）和《中国人口史》（6卷，）、胡华主编《中共党史人物传》（50卷），以及《中华文化通志》（101卷，1999）等，都具相当的代表性。
进入21世纪后，随着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日益成为社会上下的共识，我国的历史学正面临着又一次重大发展机遇。面对时代的呼唤，史学建设将如何跃上新的台阶，这是当前许多史学工作者正在思索的问题。应当看到，五十多年来，我国的史学建设虽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但就其现状而言，仍存在着诸多不尽人意之处，除了人们普遍关注的理论和方法外，在学风建设、制度建设和运作模式等方面，尤须作出切实的改进。只有这样，才能为当代中国史学的良性运作建立起稳固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