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理想与现实：当代史学理论的探索

马克思主义之指导历史学，首先是一种理论上的革命，这一点，决定了在整个中国当代史学的建设过程中，理论建设始终占据着十分显要的地位，因而很值得我们作一番专门的考察。
历史学的理论，具体来说包含着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两个层面，其成果就是通常所说的“历史观”与“史学观”。当代中国史学理论的建设，正是从这两方面展开的，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关注的重点也有所不同，总的看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似较侧重“历史观”的研究，此后则重点转向“史学观”方面。
1949年《学习》创刊号发表的艾思奇《从头学起——学习马列主义的初步方法》一文，可以视为重建当代中国史学理论的开端。理论建设的基本理念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应用到社会历史的研究上，就可以从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中发现客观规律，并按照客观规律来说明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从而也实现了历史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3] 唯物主义既是历史观又是方法论、史学观。所以，五十年代的理论建设，历史观与史学观是合二为一，在形式上，主要表现为如何尽快地学好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用它来说明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
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指导重建历史学的理论，是要依据最普遍意义的社会一哲学理论来构建历史学的理论命题和理论结构，首要解决的是用社会形态理论来建构史学研究的基本单元（如同文化形态史观以文化为演进单元一样），并为历史分期及演进模式提供基本的理论框架。这就是五十年代以后逐步建立起来的五种社会形态及其演进的理论：人类社会是一个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这是历史演进的必然规律。理论学习（建设）与古史研讨是同步进行，大部分的问题不是来自对理论本身的反思，而是运用来解释具体史实时所遇到的“困惑”：一方面，马恩的学说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述，无法确定何者是马恩理论的“写定稿”，何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理论与史实、尤其是与中国历史的不相吻合，无法确定是理论需要修改，还是我们对史实的理解有误。虽然大部分的研究，都是用史实来迁就理论、论证理论，但问题还是引发了争论，其焦点集中在五大问题上：其一，如何安置亚细亚生产方式在整个社会形态演进中的位置，它究竟属于原始社会，还是奴隶社会，抑或它只是马克思一度使用过的概念，不属于成熟后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必要内容。其二，奴隶社会是否历史演进中必经的阶段，有没有普遍性。其三，中国封建社会有没有长期延续，甚至停滞。其四，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发生于何时，何以不能发展壮大。其五，历史发展的动力究竟是什么，唯物史观是如何阐述历史发展动力理论的。这一系列的讨论，后因“反右”、“文革”等运动的干扰而中断，直到“三中全会”后又“旧话重提”。
重提旧话并不再是重复旧问题、旧思路。新一轮的讨论在两个方向展开：其一，五种社会形态学说因与历史实际抵牾太多，解决的方式是提升理论的抽象度以扩大其涵盖面和解释力度。于是，便提出了四种形态说和三大阶段说。四种形态说以吴大琨等学者为代表，认为亚细亚的、古代的和封建的生产方式，均为同一社会形态的不同类型。三大阶段说以庞卓恒、启良等学者的论述最为完整，他们依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1857—1858年草稿）》里一段经典论述，从物的生产方式与人的依赖关系的互动演进，划分出社会形态的三个阶段。在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上，先后提出了阶级斗争说、生产力说、生产力内部矛盾说、生产方式说、社会合力说、物质利益说、人的欲望说等十多种观点，其基本思路是想寻找一种更为本源、也更具解释力和涵盖面的动力理论。其二，理论研究本身出现了新思路、新取向。有关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征问题，由原先纠缠于“长期停滞”还是“发展迟缓”的讨论，转向其深层原因的分析，提出了地理环境说、超经济剥削说、专制主义说、超稳定结构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开始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本身提出了质疑。周谷城认为，长期延续与封建社会的上限划定有关，如以东汉为上限则“似乎并不长”。田昌五认为长期延续实在是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产物，如果不采用这个理论，何来长期延续。何兆武则认为长期延续是历史研究中的假问题，因为说中国封建社会比世界其他国家的封建社会都要长则是“于史无证”。同样，有关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也开始突破旧调，另辟蹊径。李伯重认为，此问题是受历史发展单线说的影响而变为一种无意识的“资本主义萌芽情结”，他引入“早期工业化”的理论，以摆脱这一“情结”的纠缠及其困境。黄宗智认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或者说明清时期中国商品经济的长足发展为何没有导致像西方国家那样走上现代化道路，归根到底是“商品化导致近代化”这一“规范认识”带来的问题，问题的“悖论”（没有发展的增长）及其众说纷纭，实质是“规范认识”的危机。他提出了“内卷化”或“过密化”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社会何以不能发生近代化的质变，并认为并非所有的商品生产均能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发生。此一方向的研究，暗示了本体论上的研究，实在与认识论、方法论上的思考密切关联；历史观的建设，离不开史学观的配合。
虽然理论建设第一阶段的工作，主要侧重于历史理论，而不是史学理论，但仍不可能不涉及史学理论的问题。如“史论关系”问题，历史研究究竟是“以论带史”、还是“论从史出”，抑或“史论结合”，这是五十年代以后史学界集中讨论的一个史学理论问题。理论与材料的关系，实在是历史认识论（其实也是人类思维活动）中的大问题，但当年的讨论方式还是限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式的决定与被决定的争论，变为对“史料至上”的史学思想的批判，就大大降低了讨论本身的学术价值。大部分的理论研究实际上都是马克思主义经典史学的范例演示，而不是用马恩思想来对史学研究活动进行理论反思。结果经典作家针对历史认识活动复杂性、相对性的一些精彩、深刻而富有启发性的论断，则被我们所忽视。
早在五六十年代，一些敏锐的学者已经感觉到对史学本身的理论研究不能取消。历史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认识活动，当建设一个特殊的史学分支学科来加以研究。不过，学理上的要求，直到八十年代初才以“史学概论”的名目得以实践。只是由于思维定势的制约，八十年代初期出版的一些“史学概论”著作，仍以具体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研究具体历史为主，惟略微增加了史料学、中外史学史及国外史学方法述评等方面的内容。然而，如此建设起来的史学理论，仍与历史唯物主义没有区别，这是当年亲历史学理论建设的学者不甚满意的问题。白寿彝在其主编的《史学概论·题记》中即说：当时大家都认为要写这么一本书（史学概论），应该开设这么一门课程。但是，对于这本书应该怎么写，这门课程应该讲些什么，大家一时想不出办法来。也一直没有认真讨论过。大学历史系开设的这门课，主要是讲历史唯物主义。“但我并不认为这种讲法是对的。因为我觉得，如果只讲历史唯物主义，这门课就应该叫历史唯物主义，不应该叫史学概论”。
茫然而无方向的摸索，引出了一场有关“史学概论”的研究对象、学科体系及其相关问题的学术讨论。讨论虽以史学概论的名义展开，但实际上却对历史学的理论研究及其对象、内容、范围和目的，作了一次全面的清理和定位，它帮助完成了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一次历史性转向，使史学界进一步明晰了“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联系和区别，特别是加强了对于后者的理论反思。由此，史学理论的建设实践遂成为八十年代后中国史学界的一个新景观。
1987年9月， 在四川成都召开的第四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以“历史认识论”为大会的研讨主题。此次研讨的最大收获，就是使国内学者看清了差距和不足。讨论会所反映出来的是“有些论文和发言不甚切题，讨论的‘论域’不够确定，对历史认识以及一般认识论缺乏一致的共同理解，对国外研究历史认识的情况缺少了解等”。会后，“历史认识论”的研究形成了一个热潮，围绕着历史认识的主体、客体、历史认识活动的特征、历史认识的客观性和相对性等问题，进行了详尽细致的研究。一系列专题的讨论，水到渠成地引出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即历史学的学科性质问题。1996年，何兆武在发表《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一文，阐述了他对历史学学科性质的理解：历史学在史实或史料的认定上是科学的，在理解或诠释上则是人文的，前者可称为历史学Ⅰ，后者是历史学Ⅱ。所以，历史学既是科学，同时又不是科学；仅仅有科学性，还不能使它就成其为历史学。历史学之成其为历史学，却全有待于历史学Ⅱ给它以生命。庞卓恒的《历史学是不是科学》一文，则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庞氏认为，科学的基本含义“就是从特殊现象求出一般规律的学问或知识体系”，历史学的科学性主要不是体现在史实的认定上，而是体现在她对历史规律的概括总结。何、庞两先生的争论，几乎涉及到这一领域里所有的重要问题——这也是西方历史哲学家一直关心、研究和争论不息的问题。延续何、庞两先生的讨论及其涉及的问题，张根华撰写了《从怀疑论、配景论说到历史学Ⅱ的普遍性》一文，对何、庞论文所涉及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历史认识论的问题以及症结所在作了一番整理澄清。
回顾近半个世纪的史学理论研究，我们可以引申出以下二点启示：
（一）、历史观和史学观的研究应该相辅相成。“历史观”与“史学观”是历史学理论研究比肩齐飞的两翼，缺一不可。五十年代时，以“历史观”研究来替代对“史学观”的理论反思，甚至取消对史学本身的理论研究，这固然不可取；八十年代以后，因“史学观”的研究热潮盖过对“历史观”的研究，甚至希望通过对“史学观”的研究来解释所有的“历史观”问题，恐怕也行不通。正如学术研究上的“正题”、“反题”和“合题”一样，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当进入“合题”阶段。
（二）、树立问题意识。科学研究是由问题所引发，科学精神就是怀疑和批判。近五十年的理论建设和实践所留下的教训之一，就是不能凭信仰来代替理性的思考，不加批判地作出某种肯定或否定，无异于取消科学研究本身。如果我们真想做一种科学的探讨，而不是附和某种需要，那么，首先就要打破先入为主的成见，树立清晰而明确的问题意识，采取反思和自我批判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