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已来，勋书王府，故士族子弟多自纪世功，备载简编，以光祖考。……请下文武两班及藩侯郡牧，各叙两代官婚、名讳、行业、功勋状一本。如有家谱、家谍，亦仰送官，以凭纂叙列传。[18]
由此可知，《旧唐书》传述中唐以后人物，以家谱、功勋状等为主，再综合实录、杂史、小说中相关史事，并参取各家文集，条贯而成。
以家谱、功勋状为基本依据的传记，例证比较明显的，赵翼所指“《崔元翰传》谓李汧公镇滑台，辟元翰为从事”，“《薛伾传》谓尚父汾阳王召置麾下”，“此并是元翰、伾家状送入史馆者。”[19]这两个人物，都是中唐以后步入仕途的，宪宗时卒官。正因为肃宗、代宗实录中缺漏人物传记，唐代史官便开始采录家状，以致宪宗之后家状成为史官们的一项重要议论话题。李翱曾专门为行状问题上奏，“请作行状者，但指事说实，直载其词”[20]。宪宗以撰录行状者“多非佐史，既乖事实，又违格文”，特降敕旨，“令门下佐史撰录行状，以凭详覆”[21]。韩愈在宪宗时为史官，杜牧在文宗时为史官，都撰录有供后人“详覆”的行状。被方苞誉之为“韩文之最详者”的《赠太尉董公行状》，与《旧唐书·董晋传》一对照，立刻发现后晋史官一定是“取公之行状为之”，“其增补者不一二尔”。这是因为韩愈曾经作过董晋的观察推官，直至董晋卒去，故其“知晋行治甚详”。[22]也是同一缘故，司马光批评韩愈作行状是“扬美盖恶”，因而在《资治通鉴》中只是“略取《行状》”而已。[23]杜牧的《赠礼部尚书崔公行状》也是一长篇，《旧唐书·崔邠附崔郾传》却简略得多，除去“直取穆宗时事文饰以为郾谏辞”[24]外，基本史实相符。韩愈、杜牧这等一流大手笔所撰行状之外，更多的行状送到史馆以后，即由史官与官方有关文献，若实录、时政记、日历以及各项公文等“详覆”。不符者，以这些文献核准。史事不足者，则以官方文献和其他载籍，如杂史、小说等作补充。有重要论议者，再参照其人文集，酌情采录。核以实录，参取文集，前文分别都已举有实例，此处不再赘述。下面，着重考察用杂史、小说来补充国史、实中“漏落”人物事迹的情况。
限于篇幅，这里只选取三种传世的杂史或小说来与《旧唐书》中的人物事迹作对照。一是《经籍志》“所无者”而本传有记载的郑处诲《明皇杂录》，二是《旧唐书》只字皆无的刘肃及其《大唐新语》，三是连作者和成书时间都需要考定的《大唐传载》。
先说郑处诲的《明皇杂录》。高力士的事迹，在玄宗一朝自然有较为详实的文献记录。而其被贬之后的经历，官方文献不再记述。后晋史官在传写高力士时，并没有局限于官方记载，而是注意到采录杂史作为补充。《宦官列传》中所传高力士，自肃宗时被贬，至代宗初而卒，便是取郑处诲《明皇杂录》补写的。甚至连高力士因伤感而寄意的4句五言诗也都转录过来，陈寅恪先生对此已有考证。[25]
《旧唐书》传记与《大唐新语》的关系，实在值得认真探讨，因为两者的雷同之处确实太多。现择录一段传文，列表加以对照：
《旧唐书》
《大唐新语》
《李靖传》：太宗初闻靖破颉利，大悦，谓侍臣曰：“朕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国家草创，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朕未尝不痛心疾首，志灭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者暂动偏师，无往不捷，单于款塞，耻其雪乎。”于是大赦天下，酺五日。御史大夫温彦博害其功，谮靖军无纲纪，致令虏中奇宝，散于乱兵之手。太宗大加责让，靖顿首谢。久之，太宗谓曰：“隋将史万岁破达头可汗，有功不赏，以罪致戮。朕则不然，当赦公之罪，录公之勋。”
《容恕》：李靖征突厥，征颉利可汗，拓境至于大漠。太宗谓侍臣曰：“朕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国家草创，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朕未尝不痛心疾首，志灭匈奴。今暂劳偏师，无往不捷，单于稽首，耻其雪乎。”群臣皆呼万岁。御史大夫温彦博害靖之功，劾靖军无纪纲，突厥宝货，乱兵所分。太宗舍而不问。及靖凯旋，进见谢罪，太宗曰：“隋将史万岁破突厥，有功不赏，以罪致戮。朕则不然，当舍公之罪，录公之勋也。”[26]
这样的例证，还可以举出不少。如《旧唐书》中《许敬宗传》与《大唐新语》中《谀佞篇》，《狄仁杰传》与《举贤篇》，《韦景骏传》与《政能篇》，《来俊臣传》与《酷忍篇》，《安金藏传》与《忠烈篇》等，所记相关史事，都如出一手。
《旧唐书》列传与《大唐新语》记事如此雷同，原因不外有三：一是都录自国史、实录。但以刘肃的阅历，似无可能完整地接触过国史、实录。二是《旧唐书》录自国史、实录，而《大唐新语》则转录自其他史籍。但是，迄今尚不知有这样的史籍，甚至连一个小小的县令韦景骏的事迹都记述得那样生动、细致。[27]三是《旧唐书》确曾转引过《大唐新语》，以致有如此多的记事竟似出自一手。
就是作者和成书时间都需要考定的《大唐传载》，也有与《旧唐书》列传记事全同的文字，一是关于唐临性情宽仁的，二是说韩皋知音律的。
先看关于唐临的记述。《大唐传载》写道：“唐公临性宽仁，多慈恕，欲吊丧，令家亻童归自取白衫。亻童仆误持余衣，惧未敢进。临祭，公谓之曰：‘今日气逆，不宜哀泣，向取白衫且止之。’又令煮药，不精，潜其故，又谓曰：‘今日阴晦，不宜服药，可弃之。’终不扬其过也。”[28]
《旧唐书·唐临传》云：临“宽于待物。尝欲吊丧，令家童自归家取白衫，家童误将余衣，惧未敢进。临察知之，使召谓曰：‘今日气逆，不宜哀泣，向取白衫，且止之也。’又尝令人煮药失制，潜知其故，谓曰：‘阴暗不宜服药，宜即弃之。’竟不扬其过，其宽恕如此。”
再看韩皋知音律的两处文字。《大唐传载》记述如下：“韩太保皋生知音律，尝观客弹琴为《止息》，乃叹曰：‘妙哉！嵇生之音也！为是曲也，其当魏、晋之际乎！《止息》与《广陵散》同出而异名也。其音主商，商为秋声，天将肃杀，草木摇落，其岁之宴乎！此所以知为魏之季也。慢其商弦与宫同音，是臣夺其君之位乎！此所以知司马氏之将篡也。广陵，维扬之地。散者，流亡之谓也。扬者，武帝后之姓也。言杨后与其父骏之倾覆晋祚也。止息者，晋虽兴终止息于此，其音哀愤而噍杀，操蹙而憯痛，永嘉之乱其应乎！比叔夜撰此，将贻后代知音，且避晋祸，托之鬼神，史氏非知味者，安得不传其谬也欤！’”
《旧唐书·韩滉附皋传》同样写道：“皋生知音律，尝观弹琴，至《止息》，叹曰：‘妙哉！嵇生之为是曲也，其当魏、晋之际乎！其音主商，商为秋声。秋也者，天将摇落肃杀，其岁之宴乎！又晋乘金运，商，金声，此所以知魏之季而晋将代之也。慢其商弦，与宫同音，是臣夺君之义也，所以知司马氏之将篡也。……魏室文武大臣，咸败散于广陵，散言魏氏散亡自广陵始也。止息者，晋虽暴兴，终止息于此也。其哀愤操蹙，憯痛迫胁之旨，尽在于是矣。永嘉之乱，其应乎！叔夜撰此，将贻后代之知音者，且避晋、魏之祸，所以托鬼神也。’”
通过以上的种种比较，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旧唐书》列传中的人物事迹取材广泛，绝不仅仅限于“实录、国史旧本”，家传、行状、墓志、文集，乃至杂史、小说，不论《经籍志》是否著录，本纪、列传是否提到，凡武宗以前的撰述，都可能是后晋史官纂修《旧唐书》人物传记的史料来源。
列传中45个周边政权的史源问题，与人物传记的情况又不相同，依次略加考索。
《突厥传》1卷，分上、下篇，编排、文字与《通典·边防》所记突厥同。具体来讲，上篇记东突厥，自“高祖起义太原，遣大将军府司马刘文静聘于始毕，引以为援”以下，依次叙处罗可汗、颉利可汗、突利可汗什钵苾、思摩、突厥别部车鼻、骨咄禄、默啜、毗伽可汗，至玄宗开元十三年起居舍人吕向上疏，纳其言而“竟不许其和亲”，与《通典·边防》十三、十四《突厥上》、《突厥中》的两卷记述全同。只是本传上篇最末的两段文字，即“十五年，小杀使其大臣梅禄啜来朝”以下，以及登利可汗之事，为《通典》所无。下篇记西突厥，则与《通典·边防》十五《突厥》下全同。出现这种情况，有两种可能，一是二者都直接录自韦述《唐书·突厥传》，二是后晋史官转录于《通典》。总之，两书的记载如此雷同，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回纥传》1卷，史源待考。仅从其记述内容偏重于与唐的和、战关系看，似当源于中后期的实录。
《吐蕃传》1卷，分上、下篇，基本源自国史、实录。就总体轮廓和文字叙述看，大抵与《唐会要》据97《吐蕃》同，但较《唐会要》所记为详。传末“史臣曰”多次出现“我”字，显然是唐代史官口气。上篇自贞观至永泰初，在天宝十四载之后有一段追述陇右沿革的文字，当叙至肃宗时的变动时，这样写道：“乾元之后，吐蕃乘我间隙，日蹙边城。”这当然是唐代史官的文笔。上篇止于永泰元年，似录自韦述《唐书·吐蕃传》，因而断至代宗。下篇起永泰二年，至宣宗大中三年。其中，仅贞元十七年吐蕃陷麟州，“杀刺史郭锋，毁城隍，大掠居人，驱党项部落而去”，至其年“九月，韦皋大破吐蕃于维州”，与《唐会要》所记全同。其余记事，虽与《唐会要》相类，但更加详细，当另有所本。但大历八年、贞元六年、元和十三年叙事当中，多处出现“我”字，诸如“蹂践我禾稼而去”，“吐蕃陷我北庭都护府”，“吐蕃围我宥州、凤翔”等等，自然也是唐代史官的手笔。此时已无国史可采，故当源自代宗以后诸帝实录。
《南蛮西南蛮传》1卷，记沿边15个政权。其中，盘盘、真腊、堕婆登、东谢蛮、西赵蛮、牂牱蛮、南平獠、东女国、南诏蛮、骠国等10个政权，叙事与《唐会要》卷98、99、100所记相关政权同。应当注意的是，无论《旧唐书》，还是《唐会要》，在南诏事中，于大和三年都有这样一段文字：“杜元颖镇四川，以文儒自高，不练戎事。南蛮乘我无备，大举诸部入寇。”这应当是唐代史官的语气，显然两书同出一源，或是本传照录《续会要》有关文字。还有一值得提起注意的情况，即列传中西赵蛮、南平獠、堕婆登等，又与《通典》所记同。
《西戎传》1卷，记周边的14个政权。其中，泥婆罗、党项羌、天竺、罽宾、康国、波斯、拂菻、大食，与《唐会要》卷98、99、100所记相关内容同，只是相互稍有详略之别，当是同出一源而取舍略异所致。其记高昌，较《唐会要》简略，恰似节录而成。本传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传末记大食沿革，有“一云隋开皇中”以下一大段文字。有人以其是沿引《唐会要·大食国》末段文字，陈寅恪先生特别指出：《唐会要》这段文字前还有“又案贾眈《四夷述》云”[29]。就是说，《旧唐书·大食传》与《唐会要·大食国》的末段文字，都源自贾眈《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一书。贾眈于贞元十七年进献其书，在《旧唐书·德宗纪下》、《贾眈传》中都有记载。《贾眈传》记述这位宰相，不重其政绩而专详其“号地理学”的业绩，并以近半的篇幅全文载录了他进献《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40卷的表章。很清楚，后晋史官是见到其书的，因而用以作为记述周边政权的史料来源并不奇怪。由此，似乎可以补充一句：《旧唐书》记周边政权，凡《通典》、《唐会要》所记互异的，如吐谷浑、焉耆、龟兹、疏勒、于阗，以及后面将要提到的百济、渤海、靺鞨、日本、室韦等，都有可能参取贾眈书這的相关记载。
《东夷传》1卷，记述东边的5个政权。其中，记新罗与《唐会要》卷95《新罗》永徽元年以下叙事同，稍有详略之别，都止于会昌元年。记日本，多与《唐会要》同，只在篇末补入了贞元二十年、元和元年、开成四年之事。传中也出现有“或曰”、“又云”字样，大约也是采录的贾眈之说。
《北狄传》1卷，记北疆的8个政权。其中，室韦、靺鞨、乌罗浑等，与《唐会要》卷96、99相关所记，互有详略。其记室韦，也有“又云”的大段文字。铁勒、契丹、奚、霫等，事与《唐会要》的记载同出一源，而各自取舍互有详略。在叙契丹与唐的和、战关系当中，自贞元四年下有“与奚众同寇我振武，大掠人畜而去”的记述。《唐会要》卷96《契丹》同样有“至贞元四年，复犯我北鄙”的文字，当为《德宗实录》中的载笔。
总归起来，《旧唐书》列传记周边政权沿革，也不止是采用“实录、国史旧本”。而《通典》、两《会要》以及贾眈《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等，也都是后晋史官的取材之源。
如今再来谈论《旧唐书》列传部分的史料来源，不论是人物传记，还是周边政权，都不应再囿于某一、两种传统的说法，而需要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用更多的例证来加以论列。
《旧唐书》本纪的史料来源，大致如赵翼所说，“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但是，内中也有诸多需加辨析之处。尤其应当注意的是，此一取材情况造成的编纂特点。限于篇幅，这一问题将另文详述。
通过以上几个部分的分别考察，应当得出的结论是：
一、赵翼关于《旧唐书》取材的说法，大体符合代宗以前帝纪、人物传的情况。
二、“十一志”中，除《历志》采用国史旧本、《地理志》存疑外，其余九志不分前后期，基本取自《经籍志》“所无”的“记礼法之沿革”的专门撰述。
三、关于周边政权的各传，则兼采“实录、国史旧本”和记边防、地理沿革之专书。
四、宪宗以后的帝纪未必采用实录旧本，代宗以后的人物传则多取家状、文集和杂史。
[1] 《廿二史札记》卷16“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第312页，中华书局1963年新1版。
[2] 《廿二史札记》卷17“新书增旧书处”、卷16“新唐书”，第323、329页。
[3] 李宗侗《中国史学史》，第98页，台北华冈出版有限公司1979年新1版。
[4] 《册府元龟》卷557“国史部·采撰三”。
[5] 《旧唐书》卷46《经籍志》序。
[6] 《册府元龟》卷559“国史部·论议一”。《旧五代史》卷78《晋书·高祖纪四》。
[7] 《旧唐书》卷177《刘瑑传》。卷50《刑法志》载：大中五年，刘瑑等人“奉敕修《大中刑法总要格后敕》六十卷，起贞观二年六月二十日，至大中五年四月十三日，凡二百二十四年杂敕，都计六百六十四门，二千一百六十五条”。同卷又有大中七年张戣所进《大中刑法统类》十二卷。卷18下《宣宗纪》刘瑑所奏，名《大中刑法统类》。今从《刘瑑传》，以其所撰为《大中统类》。
[8] 《旧唐书》卷157《王彦威传》。
[9] 《旧唐书》卷102《韦述传》。
[10] 《文献通考》卷192《经籍一九》引《崇文总目》。
[11] 参见《直斋书录解题》卷4《编年类》。
[12] 《旧唐书》卷157《王彥威传》。
[13] 《新唐书》卷11《礼乐志一》。
[14] 《唐会要》卷37《五礼篇目》，第73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点校本。
[15] 详见《五代会要》卷18《前代史》，《册府元龟》卷557《国史部·采撰三》。
[16] 韩愈《进顺宗皇帝实录表状》之一，《全唐文》卷547。
[17] 《旧唐书》卷149《令狐峘传》。
[18] 《五代会要》卷18《前代史》，《册府元龟》卷557《国史部·采撰三》。
[19] 《廿二史札记》卷16《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
[20] 《唐会要》卷64《史馆杂录下》。
[21] 《唐会要》卷80《杂录》。
[22] 马通伯《韩昌黎文集校注》卷8《赠太尉董公行状》篇题注，第331页，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
[23] 《资治通鉴》卷233《唐纪》49德宗贞元五年二月《考异》。
[24] 《资治通鉴》卷241《唐纪》57宪宗元和十五年十月《考异》。
[25] 《陈寅恪读史札记》，第19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26] 《大唐新语》卷7，第105－106页，中华书局1985点校本。
[27] 韦景骏乃韦述之父，其政绩、言论自然以韦述所记为详，故这段文字当出韦述所续修《国史》。据此，韦述《唐书》似当在“安史之乱”中流散民间，为世人传抄。
[28] 本文所引《大唐传载》文字，均见“守山阁藏书”本。
[29] 《陈寅恪读史札记》，第22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