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新、旧《唐书》的论著中，大都沿引清代学者赵翼的说法：“《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1]，并由此判定《旧唐书》的史源。同时，在肯定《新唐书》“增旧书处”时，也引用赵翼在另一处所说：五代纷乱之时，《旧唐书》援据较少，至宋仁宗时，太平已久，旧时记载多出于世，故《新唐书》采取转多。请注意赵翼下面的这一说法：“今第观《新书·艺文志》所载，如吴兢《唐书备阙记》、王彥威《唐典》、蒋乂《大唐宰辅录》、《凌烟功臣、秦府十八学士、史臣》等传、凌璠《唐录政要》、南卓《唐朝纲领图》、薛璠《唐圣运图》、刘肃《大唐新语》、李肇《国史补》、林恩《补国史》等书，无虑数十百种，皆《旧唐书》所无者”，“皆五代修《唐书》时所未尝见者。”[2]据此，更有人认为：“《新唐书·艺文志》所载，较《旧唐书·经籍志》增多可见。此皆晋修《旧唐书》时所未能见者也。”[3]

其实，上述认识，不论是赵翼的两段论述，还是今人的那种说法，都失于深入、细致的考察。本篇提出这一问题，希望引起从事史学史、文献学、史料学研究的专家们的注意和重视。前剑桥大学教授崔瑞德（Denis Twitchett）著有The Writing of Official History Under the T’ang,书中专有一部分论《旧唐书》的编纂及史源。笔者拟另文比较该书与拙著《隋唐五代史学》（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的异同，故此文不涉其书。

一

先从五代后晋时所见唐代文献的问题谈起。

现今凡是谈及后晋纂修《旧唐书》的基本史料，大都采用贾纬当时上奏的说法：“伏睹国史馆唐高祖至代宗，已有纪传；德宗至文宗，亦存实录。武宗至济阴废帝凡六代，唯有《武宗实录》一卷，余皆阙落。”[4]同时，还提及韦述的《唐春秋》、柳芳的《唐历》、崔龟从《续唐历》以及裴庭裕的《东观奏记》等。除此而外，很少见到再有较为详细的考察，似乎后晋所见唐代文献就只有这么多了。加之对《旧唐书·经籍志》的错误认识，更助长了前述说法的流传。

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正确理解《旧唐书·经籍志》的编纂特点。后晋史官纂修此志，是以毋煚的《古今书录》为依据的，著录的是“开元盛时四部诸书”。至于开元以后的著述，他们不是没有见到，而是不打算混杂其中。关于这一点，志文交待得十分清楚：

 

天宝已后，名公各著文章，儒者多有撰述，或记礼法之沿革，或裁国史之繁略，皆张部类，其徒实繁。臣以后出之书，在开元四部之外，不欲杂其本部。今据所闻，附撰人等传。其诸公文集，亦见本传，此并不录。[5]

 

据此，凡是《旧唐书》中提到的各家著述，不论是“记礼法之沿革”，还是“裁国史之繁略”，亦或“诸公文集”，都是后晋史官“所闻”或所见，不应当排除其成为《旧唐书》史料来源的可能性。

首先，唐代的几部关于“礼法之沿革”的主要著述，《旧唐书·经籍志》都没有著录，但后晋时确曾为朝廷重视过。《册府元龟》、《旧五代史》都明确地记载了后晋天福四年（939），也即诏修唐史的前二年，关于纂修《大晋政统》的一番争议。左谏议大夫曹国珍上奏道：

请于内外臣僚之中，择选才略之士，聚《唐六典》、前后《会要》、《礼阁新仪》、《大中统类》、律令格式等，精详纂集，别为一部，商议古今，俾无漏略，目之为《大晋政统》，用作成规。[6]

后晋高祖石敬塘以其所奏“甚为允当”，即命太子少师梁文炬等十人为详议官。事虽未成，但曹国珍提到的那几部书，当时显然是见得到的。在《唐六典》之外，所谓 “前后《会要》”，即是苏弁、苏冕兄弟所撰《会要》与崔铉监修的《续会要》，这在《旧唐书》都有记载。《苏弁附苏冕传》称：“冕缵国朝政事，撰《会要》四十卷，行于时。”《宣宗纪》大中七年记道：“崔铉进《续会要》四十卷，修撰官杨绍复、崔瑑、薛逢、郑言等。”《大中统类》，在《宣宗纪》、《刑法志》、《刘瑑传》都有详细记载：大中五年四月，刑部侍郎刘瑑“选大中以前二百四十四年制敕可行用者二千八百六十五条，分为六百四十六门，议其轻重，别成一家法书，号《大中统类》，奏行用之。”[7]唯独《礼阁新仪》一书，《旧唐书》中只字未提，由《新唐书·礼乐志一》知其为宪宗元和十一年韦公肃“录开元已后礼文损益”而成。《旧唐书·李汉传》中，仅有韦公肃在宪宗时议礼仪的记载，称其“理甚精详”，“请举而行之”。至于“律令格式”，凡《旧唐书·刑法志》中涉及到的各次删定，无论开元以前、开元之后，都是后晋时见到了的。

此外，尚有不少“记礼法之沿革”的撰述，《旧唐书·经籍志》虽未著录，却在纪、志、传中有记载，不仅见到了，而且还成为重要的史料来源。例如，《玄宗纪上》、《礼仪志一》都记述了开元二十年九月所成《大唐开元礼》150卷，颁所司行用之。又如，《德宗纪下》、《杜佑传》都记载了贞元十七年杜佑自淮南进《通典》200卷，“大行于时”，“为士君子所称”。再如，《礼仪志五》、《王彦威传》不仅记述了王彦威“于礼阁掇拾自隋已来朝廷沿革、吉凶五礼，以类区分，成三十卷献之，号曰《元和新礼》（按：通常称作《曲台新礼》）”[8]，还注意到宪宗以后围绕“王彦威《曲台礼》”的多次辩论。

其次，对于《经籍志》中提到的天宝以后“裁国史之繁略”的撰述，也作一点考察。

为了说明情况，先对唐代的实录、国史简要追溯一下。自太宗始，在修前代史的同时，又设置了专修国史即本朝史的机构――史馆，并逐渐形成系统的组织、明确的条规，把积累史料、编纂国史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走向制度化。二百多年间，依靠官府的力量，形成两个关于唐代历史的基本系列，一是皇帝实录，二是本朝国史。

玄宗及玄宗以前的各帝实录，纂修情况记载不一，有一帝数部的，有卷帙不确的。代宗以下，除了德宗、顺宗之外，都是一帝一部实录，直至武宗。总括起来，后晋修唐史时，计有高祖至武宗十六帝实录，这是没有多大歧义的。

另一个系列，即唐代国史系列，情况较为复杂。国史的修撰，是从太宗时开始的。贞观元年，姚思廉撰《唐史》纪传，粗成30卷。高宗显庆元年，令狐德棻等续成80卷，名以《武德贞观两朝史》。龙朔三年许敬宗等又续为100卷，并起草十志，未半而终。武则天长寿二年，牛凤及另撰《唐史》117卷，起高祖，终高宗。长安三年，武则天命李峤、朱敬则、刘知几、吴兢等修《唐史》。据刘知几的说法，勒成80卷。吴兢又别撰《唐史》110卷、《唐春秋》30卷。其后，韦述因高宗以来国史虽有修撰，竟未成一家之言，“始定类例，补遗续阙”，修成纪传体《国史》113卷，包括《史例》1卷，史称其“事简而记详，雅有良史之才”[9]。安史之乱起，韦述“抱《国史》藏于南山”，肃宗至德二载于休烈请访求史籍，韦述才以其所藏送官。之后，唐代国史的修撰，各类记载纷纭。其中，《崇文总目》的说法较为清晰：

《唐书》一百三十卷。唐韦述撰。初，吴兢撰《唐史》，自创业讫于开元，凡一百一十卷。述因兢旧本，更加笔削，刊去酷吏传，为纪、志、列传一百一十二卷。至德、乾元以后，史官于休烈又增肃宗纪二卷，而史官令狐峘等复于纪、志、传后随篇增缉，而不知卷帙。今书一百三十卷，其十六卷未详撰人名氏。[10]

该书因是韦述“始定类例”，又有《史例》1卷，所以署“韦述撰”。韦述因吴兢旧本增至112卷，于休烈又增“肃宗纪二卷”，共成114卷。史官令狐峘于纪、志、传后“随篇增缉”，总成130卷，则“未详撰人名氏”的16卷，显然是出自令狐峘了。而且，令狐峘是《代宗实录》40卷的纂修者，这里于肃宗之后“随篇增缉”者，自然主要是代宗一朝的史事。由此可以断定，这部130卷的《唐书》，是记述高祖至代宗162年间史事的纪传体史书。这也正符合后晋贾纬的说法，“高祖至代宗，已有纪传”。

纪传体国史，在令狐峘以后便不再有续修了。受肃、代之际新起《春秋》学影响，其后编年史风大起，唐代的国史转而为编年体了。韦述在纪传体《唐书》的同时，还有编年体《唐春秋》30卷。柳芳续韦述《唐书》之后，也另撰《唐历》40卷，起隋恭帝义宁元年，迄唐代宗大历十三年，“以叙制度为详”。宣宗大中五年，崔龟从监修《续唐历》30卷，起代宗大历十三年，尽宪宗元和十五年。[11]这些有关唐代历史的著述，或叫作“裁国史之繁略”者，在《旧唐书》的韦述、柳芳、崔龟从等人的传记中，都有较详的记载。依照《经籍志》的说法，这些撰述在后晋时是见到过的，现今的研究当中也很少有疑义。

除此以外，《旧唐书》纪、传中还记载有不少《经籍志》未著录的“裁国史”之作，择要举其一、二。《文宗纪下》、《李德裕传》分别记录了大和八年李德裕进《御臣要略》以及《次柳氏旧闻》3卷，又有《会昌伐叛记》、《文武两朝献替记》，皆“行于世”。《文宗纪下》、《王彦威传》都记有开成二年王彥威“纂集国初已来至贞元帝代功臣，如《左氏传》体叙事，号曰《唐典》，进之”[12]。《蒋乂传》称：“乂居史任二十五年，所著《大唐宰辅录》七十卷，《凌烟阁功臣》、《秦府十八学士》、《史臣》等传四十卷。”又《马总传》以其“公务之余，手不释卷，所著《奏议集》、《年历》、《通历》、《子钞》等书百余卷，行于世”。其中，《年历》、《奏议集》都是记录唐代的“杂事”或集录唐人的“奏疏论议”之作。应当提起注意的是，上述举例中，王彦威《唐典》70卷、蒋乂《大唐宰辅录》70卷以及《凌烟阁功臣》、《秦府十八学士》、《史臣》等传40卷，都是赵翼认定为《新唐书·艺文志》所载而《旧唐书》“所无着”。

下面，再来谈《经籍志》“不录”而“见本传”的“诸公文集”。

唐人文集，《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不下400种，而《旧唐书·经籍志》仅有百余种。陆贽、韩愈、杜牧等人的文集，都是《旧唐书·经籍志》“所无者”，但《旧唐书》有关传记却大量采录了他们文集中的文字。从前面的考察中知道，自德宗起唐代再未修撰纪传体国史，只有皇帝实录。据现存的韩愈所修《顺宗实录》和《资治通鉴考异》所引唐代实录，我们可以知道，《实录》叙事至某大臣卒，往往插入追述其生平的传记，只记其历官、政绩等，不录表疏奏章。《顺宗实录》卷4叙陆贽，从“贽字敬舆，吴郡人也”起，至“卒于忠州，年五十二”，是整个《顺宗实录》中最长的一篇人物传。《旧唐书·陆贽传》也是全书人物传中的一巨篇，一人独占一卷。两相对照，最为明显的差异就是：《旧唐书·陆贽传》中的六则长篇上疏，《顺宗实录》中只字不提。显然，后晋史官不可能从“实录旧本”中取材。而陆贽的这几篇奏疏，都见于宪宗时韦处厚所编的《陆贽论议表疏集》。《陆贽传》除了参取《顺宗实录》外，更主要地是沿引了陆贽文集，这应当是没有问题的。

至于韩愈，唐代实录中是如何记述的，现已难加稽考。但是，《旧唐书·韩愈传》却有这样的记述：“愈所为文”，“自成一家新语”，“有文集四十卷，李汉为之序”。而且，传中详录了他的《进学解》、《论佛骨表》、《潮州刺史谢上表》和《鳄鱼文》。这足以表明，在传写韩愈时，后晋的史官一定是翻检过《昌黎先生集》（或《韩昌黎集》）的。

直接从文集中转录而成《旧唐书》人物传的，也为数不少。以现今传世的唐人别集看，数量最多、最集中的是墓志铭。仅《全唐文》、《唐文拾遗》所收唐人所撰墓碑传记，就接近一千篇。撰写墓志碑铭的，又多是一代名家。开元盛时，张说在撰写墓志方面的成就最大，与史传竟似如出一手。如其《赠太尉裴公神道碑》，简直就是《旧唐书·裴行俭传》的蓝本。而《唐故夏州都督太原王公神道碑》，与《旧唐书·王方翼传》则如出一笔。其后，便是权德舆，所撰墓志碑铭在80篇以上。内中，记述公卿的碑传，大都可与史传相参校。韩愈所撰墓志碑铭，数量仅次于权德舆，与张说大致相当，在60篇左右。他如柳宗元、白居易、杜牧等还自撰墓志。书中《杜佑附杜牧传》，完全是抄录杜牧的《自撰墓志铭》而成。这篇墓志收录在杜牧外甥所编《樊川文集》中，而且传文又提到此集，后晋史官无疑是采用了杜牧文集的。

以上三例说明，唐人文集无论《旧唐书·经籍志》是否著录，都是后晋史官纂修《旧唐书》的一项重要史料来源。尤其是德宗以后的人物传，事迹多据文集中墓志碑铭，奏疏更是直接节录自相关的文集了。应当说，这在当时是一条“捷径”。

在《旧唐书·经籍志》提到的“记礼法之沿革”、“裁国史之繁略”以及“诸公文集”三个系列的史源之外，还有未曾提及、于未著录的杂史、小说之类的资料来源问题。

《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三年七月乙丑，有“罗士信为王世充所围”一事。《考异》征引了《太宗实录》、《旧唐书·太宗纪》、《单雄信传》和刘餗《小说》。经考证认为，《旧唐书》记载失误，是承袭了刘餗《小说》所致。司马光的这一考证，表明《旧唐书》的确参考过刘餗的《小说》，只不过是参考错了而已。

当然，更有采录杂史原文的诸多例证，后文将作详述，这里仅举一简单的实例。李肇的《国史补》卷上有“李勉投犀象”条，其文为：“李汧公勉为岭南节度使，罢镇。行到石门停舟，悉搜家人犀象，投于江中而去。”《旧唐书·李勉传》记述：大历四年，除广州刺史，兼岭南节度观察使，“及代归，至石门停舟，悉搜家人所贮南货犀象诸物，投之江中。”就目前可见唐代杂史，极有可能是直接采录自《国史补》。

总而言之，《旧唐书》的取材，绝不仅仅限于唐代的国史、实录，也不应当以其《经籍志》著录的“有无”为判断标准。应该说，代宗以前的纪传体国史，穆宗以前的编年体唐史，武宗以前的各帝实录，宣宗以前有关“礼法之沿革”的各种典志，以及大臣奏议、诸公文集，乃至杂史、小说，《旧唐书》的纂修者都曾采摭。而这些文献，绝大多数已经亡佚，仅仅凭借《旧唐书》才得以程度不同的保存！

在获得了以上的基本认识之后，下面分别对《旧唐书》志、列传的史料来源进行具体考察。

二

自宋以来，历代都以《新唐书》胜于《旧唐书》，再也无人过问《旧唐书》“十一志”的情况。为此，这里多作一点考察，以见新、旧两书各志的优劣。

总的来讲，《旧唐书》各志基本上是代宗以前为详，德宗至武宗渐略，宣宗以下寥寥无几。这种现象固然与整个史料来源情况直接相关，但也应看到唐代后期值得载入史册的定制原本就不多。大凡志中涉及到的唐后期的制度，多数都是较为重要的内容。因而，有的志的编纂情况就更应当引起重视了。下面，依次进行考察。